赫尔辛基的寒雾散去后，来自北方的“回响”比预想的来得更快、也更微妙。初春，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多条渠道的信息碎片便汇集到沈阳赵刚的案头。
首先是程佩珊从平壤发回的密报。新任苏联驻朝鲜经济专家彼得罗夫（一位比伊万诺夫更年轻、举止更“开放”的技术官僚）在与朝方人员交流时，“偶然”提及苏联某些加盟共和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优质皮毛制品和特色食品罐头”需求旺盛，并询问朝方“作为友好邻邦”，是否了解这些产品的具体产能和工艺特点。彼得罗夫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有机会，他个人很想“以学者身份”参观一下中国的轻工业工厂，“学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有限条件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验”。
几乎是同时，霍启明从香港转来一份经过多层中转、来源模糊的西欧商业简报摘要。简报中提到，瑞士和西德的几家中小型贸易公司，近期收到了一些来自“东欧伙伴”的询盘，询问能否提供“符合欧洲市场准入基本标准的成衣、皮革制品和加工食品”，并特别注明了“无需最新款式，但要求工艺扎实、质量稳定、价格有竞争力”。询盘中隐约提到了“苏联渠道推荐”的字样。这几家西欧公司对此颇感兴趣，正在寻找可靠的供货方。
最直接的反馈，则来自维也纳那条线。“米哈伊尔”通过加密商业信道传来信息，对“天鹅”收音机和“北疆”服装样品表示“非常满意”，认为其“品质超出了对远东地区工业品的普遍预期”。他随信附上了一份扩大了的、分类更细的设备与技术资料交换清单。清单分为三部分：
1 a类（“诚意加深回报”更多型号的苏联/东德电子测量仪器、一批新型号的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样品（注明“实验剩余”）、以及几套机械传动部件精密图纸（来自苏联汽车厂）。
2 b类（“阶段性易货目标”）：提出了用五千台“天鹅”收音机、两万件“北疆”高档服装、五万罐特色食品，交换一台乌克兰哈尔科夫厂生产的旧式但完好的中型立式车床、一套东德蔡司厂的二手光学测量仪器、以及一批波兰产的新型工业控制继电器。
3 c类（“远期合作展望”）：含糊地提到，如果前两阶段合作顺利，且中方能证明其轻工品“具备稳定进入欧洲市场的潜力”，苏方愿意“探讨”协助中方获取一些“西欧国家限制出口的、非最敏感的二手精密加工设备信息”，甚至可以为中方产品“经苏联渠道转口至某些特定市场”提供“有限的便利”。
这份清单，如同一份精心设计的菜单，诱惑层层递进。a类是甜点，b类是主菜，c类则是描绘出的、遥远但诱人的盛宴愿景。其背后的意图也昭然若揭：用a类稳住中方，用b类获取更大利益，用c类吊住胃口，并最终将中国的轻工业产能和外贸渠道，部分纳入苏联自己的国际商业网络和情报搜集体系。
“好大的胃口！”李云龙看着译电，冷笑，“又想拿咱们当血库，又想当咱们的管家婆！那台立式车床倒是好东西，还有蔡司的仪器……可这代价也不小，还要帮他们把货卖到欧洲去？”
赵刚沉吟良久，手指在清单上轻轻敲击。“对方的战略意图很清晰，也很有耐心。他们看到了我们产品的价值，不仅想换东西，更想摸清我们的底细，甚至影响我们的产业和外贸方向。”他抬起头，目光锐利，“但我们也有我们的目标。立式车床、光学仪器、新型继电器，都是我们急需的。至于欧洲市场……这未必是坏事。”
他铺开一张世界地图。“苏联人想当二道贩子，赚差价、摸情报。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借船出海。用我们的产品，通过他们的渠道进入欧洲，哪怕最初只是极小规模、贴着‘苏联经手’标签的试水，也是我们独立品牌和产品力的一次跨境检验。更重要的是，”点在东欧位置，“我们要利用苏联人的‘热心’，加速我们与东欧国家的直接贸易谈判。既然苏联人自己都在帮我们‘宣传’，我们正好可以拿着这个当敲门砖，直接去找波兰、捷克、匈牙利谈：‘看，你们的老大哥都觉得我们的东西好，愿意帮我们卖。咱们兄弟之间，是不是可以建立更直接、更优惠的易货渠道？’”
“同时，”赵刚继续道，“对苏联的清单，我们要分层应对，区别对待。a类，可以适当满足，保持联系热度。b类，要重点谈判，那台车床和蔡司仪器是核心目标，必须拿下，但服装、收音机、罐头的数量和交付节奏，要由我们控制，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c类……”他顿了顿，“保持接触，但绝不承诺，更不以任何形式让渡我们的外贸自主权。可以表示对‘设备信息’感兴趣，愿意用更多轻工品交换，但‘转口便利’必须基于纯粹商业原则，且我们保留随时选择其他渠道的权利。”
他看向李云龙和负责外贸的干部：“立刻组织精干团队，准备与‘米哈伊尔’方面进行下一轮详细谈判。地点还在维也纳，但我们要带去更丰富的产品样本，提出更具体的设备技术要求。同时，启动与波兰、捷克等国关于扩大轻工品易货的直接接触。告诉程佩珊，让她在平壤，利用彼得罗夫的‘兴趣’，巧妙透露我们与东欧加强合作的意愿，给苏联方面施加一点小小的压力。”
渤海湾的春天，海风依然料峭，但阻挡不住向海洋进发的热望。大连港外，两艘经过改装的五百吨级拖网渔轮“辽渔101”和“辽渔102”，在进行了最后的补给和设备调试后，拉响了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它们的目标，是黄海东部和日本海西南部的传统渔场。这是新中国自主组织的远洋捕捞船队首次奔赴较远海域作业，船上配备了初步的冷藏设备、较先进的探鱼仪（仿制改进苏联型号），以及由大连食品厂技术人员随船指导的初级海产品加工设备。
码头送行的人群中，李云龙心情激动，又有些忐忑。他知道，这一步跨出去，意味着资源、风险、技术的全面考验。但他更相信那些在船厂里摸爬滚打、亲手修复机器、参与设计的工人们和哈工大的师生们。
几乎在渔轮启航的同时，大连造船厂新区，“辽海一号”千吨货轮的主体结构已经合拢，进入了紧张的舾装和设备安装阶段。那两台修复的日本旧柴油机经过进一步优化，将与新仿制的齿轮箱和轴系连接，成为这艘船的心脏。来自鞍钢的钢板在阳光下泛着暗蓝的光泽，船体线型流畅，虽然还远谈不上美观，但透着一种扎实的力量感。
更令人振奋的是，“实验点”（现正式命名为“大连船舶与机械工艺研究所”）内，那台历经周折获得的东德插齿机，在谭师傅团队和哈工大机械系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完成了调试，更成功试制出了第一批用于船用齿轮箱的人字齿轮。虽然精度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差距，但齿形完整，啮合平稳，标志着大连在船舶动力传动关键部件自主制造上，实现了零的突破。
“李所长（李云龙兼任所长），咱们是不是该考虑，下一步弄点能加工更大模数齿轮的设备？或者，研究研究螺旋伞齿轮？”谭师傅拿着新出的齿轮样品，眼中闪烁着技术人特有的光芒。
李云龙看着那泛着金属光泽的齿轮，豪情满怀：“搞！当然要搞！老谭，你们立了大功！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先把这批齿轮装到‘辽海一号’上，用起来，看看效果。需要什么设备、什么资料，列清单！我想办法！赵政委说了，苏联人那边，可能有门路搞到些‘非最敏感的’二手精密加工设备信息，咱们得准备好‘菜单’！”
研究所的隔壁，新划拨的场地上，几排简易厂房正在搭建。这里将是“大连海洋食品精深加工中试基地”。从“辽渔”船队捕获的第一批渔获，将在这里被试验加工成鱼糜、鱼粉、浓缩鱼油、以及各种风味鱼罐头和即食海产品。食品研究所的技术员们，正与“海鸥”团队机械小组合作，设计制造一些小型的去鳞机、采肉机、蒸煮干燥设备。空气里弥漫着海腥味和机器的油味，却孕育着将蓝色粮仓转化为更高附加值产品的希望。
平壤，新任苏联专家彼得罗夫表现出一种与伊万诺夫截然不同的风格。他更愿意与中朝技术人员进行“平等”的技术交流，甚至主动分享一些苏联国内“非保密”的轻工技术简报，对清津厂的“tc-1”系统也表示出“学术上的兴趣”。然而，程佩珊和朴成浩都察觉到了他温和表象下的探寻。他问的问题往往更深入，更触及技术决策过程和背后的资源支持体系。
在一次关于服装厂标准化管理的讨论会后，彼得罗夫“随意”地问程佩珊：“程同志，我听说中国同志在大连的服装生产，已经应用了一些自动化的辅助设备，效率很高。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组织朝鲜同志去参观学习一下？这对于提高朝鲜轻工业水平会很有帮助。”
程佩珊心中警铃微响，但面上保持微笑：“彼得罗夫同志，您的建议很好。不过，大连那边也还在探索阶段，设备不稳定，恐怕会浪费朝鲜同志的时间。等我们总结经验，形成更成熟的模式后，一定邀请朝鲜同志去交流。目前，我们更倾向于通过资料交换和联合研讨的方式，把一些初步的经验，比如我们在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方面的一些做法，分享给朴成浩同志他们，这样可能更务实。”
她巧妙地将“设备参观”引向了“资料交流”，并将朝方技术人员推向前台，既保护了己方核心，又巩固了与朴成浩等务实派的关系。彼得罗夫没有坚持，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程同志考虑得很周全。技术交流，方式确实可以多样。”
与此同时，朴成浩领导的“技术互助研究小组”在程佩珊的暗中支持下，活动更加活跃。他们开始系统地整理、翻译那些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俄文、德文、英文技术资料，并尝试编写一些结合朝鲜实际条件的“简易技术指南”。程佩珊则将从大连“实验点”传来的、关于齿轮加工、密封技术、食品杀菌等方面的具体问题（经过脱敏处理），作为“习题”提供给他们讨论。这种基于共同兴趣和实际问题驱动的交流，逐渐凝聚起一批真正热爱技术、渴望突破的朝方青年骨干。这个非正式的网络，如同一株在石缝中顽强生长的藤蔓，其韧性或许远超外界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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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启明坐在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办公室里，仔细阅读着一份来自瑞士合作伙伴的传真。对方确认，那几家收到“东欧询盘”的西欧公司，经过初步市场调研，对“价廉物美、工艺扎实”的中国轻工品确实有兴趣，尤其是对皮革制品、特色食品罐头和某些基础款式的棉纺织品。但他们也提出了要求：需要提供符合欧洲商业标准的样品、详细的产品规格说明（包括材料成分、安全检测报告等）、以及有竞争力的fob（离岸价）报价。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了解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如劳工条件），这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已开始受到关注。
“机会来了，但门槛也不低。”霍启明思忖。他立刻行动起来。一方面，他指示“信天翁贸易”的团队，根据西欧客户的要求，精心准备样品和文件。样品选自大连和东北其他工厂质量最稳定、工艺最成熟的产品线，文件则聘请专业的国际商务咨询公司协助撰写，确保符合规范。另一方面，他通过多条渠道，开始物色在欧洲有良好声誉的第三方检验和认证机构，考虑未来必要时对生产企业进行“验厂”，以取得客户信任。
他同时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通过他在东南亚和台湾的贸易网络，尝试接触一些日本和台湾的二手服装加工设备贸易商。他知道，要长期稳定供应西欧市场，并且逐步提升产品档次，大连现有的设备和管理水平还需要升级。日本和台湾的二手设备，在性价比和技术适用性上，可能比东欧货更合适，且商业渠道相对独立，不易受政治因素干扰。他将这个想法连同西欧市场的初步反馈，一并报告给赵刚。
来自各条战线的进展报告，让赵刚感到些许欣慰。
对苏谈判小组从维也纳传回消息：经过艰苦磋商，与“米哈伊尔”方面基本达成了b类交换的初步框架。中方将分批次提供约定的轻工品，苏方则承诺在收到首批货物后，即启运那台立式车床和部分光学仪器。技术细节和交割流程仍在敲定，但主要障碍已扫清。
与波兰、捷克的直接接触也取得突破。波方对用更多的二手机床（包括一台状态不错的龙门铣床）交换大连的高档服装和哈尔滨的收音机表现出浓厚兴趣；捷方则对东北的罐头食品和特种木材有需求，愿意用其着名的斯柯达厂旧式轻型卡车底盘和一批工业仪表进行交换。正式谈判即将启动。
“实验点”的人字齿轮成功通过台架试验，准备上船安装。食品中试基地的第一条小型鱼糜生产线调试成功。
哈尔滨，“天鹅”收音机的量产型号质量趋于稳定，在东北和华北市场的销售势头良好，甚至开始有南方客商前来询价。
一幅多点突破、春潮涌动的画面正在展开。然而，赵刚深知，阴云从未真正散去。苏联的意图深不可测，其c类提议中隐藏的陷阱需要万分警惕；西欧市场的门槛和潜在的政治风险需要谨慎评估；远洋渔业和船舶工业的基础依然薄弱，一次大的事故或技术挫折就可能让努力付诸东流；国内的经济形势和资源分配，也存在着不确定性。
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春寒料峭的风涌入。远处工厂区的烟囱吐着白烟，更远处是辽阔而沉默的东北平原。他知道，这个春天带来的不仅是希望，更是更重的责任和更复杂的挑战。他们用针线、罐头和收音机撬开的缝隙，正在逐渐扩大，但前方的海洋，依然深邃莫测，风高浪急。
“锚要扎深，帆要张稳，眼睛要看得远。”他轻声自语，关上了窗户，坐回堆满文件的案头。新的指令，需要更缜密的思考和更果敢的决断。冰面下的火焰，在春风中似乎燃烧得更旺了，但能否融化更厚重的坚冰，照亮更广阔的航程，考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