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郊外一家历史悠久、以私密性着称的俱乐部地下保险库内，空气凝滞，只有换气扇低沉的嗡鸣。这里正在进行一场不见光的“技术交割”。
中方代表“周先生”（陈默）与苏方代表“米哈伊尔”分坐长桌两侧，中间隔着那台从乌克兰哈尔科夫历经周折运抵的中型立式车床。它被拆解成几大部件，涂着厚重的防锈脂，静静地躺在定制木箱的海绵衬垫上，像一头沉睡的钢铁巨兽。旁边还有几个较小的箱子，装着那套东德蔡司光学测量仪器和一批波兰继电器。
交割程序异常繁琐。首先由“米哈伊尔”方面提供的、持有奥地利工程师执照的“独立检验员”（一位白发苍苍、表情刻板的日耳曼人）出具文件，证明设备主体结构完整，无可见重大损伤，核心传动部件齐全。接着，轮到中方聘请的、同样持有瑞士执照的机械专家（霍启明通过另一条线秘密雇佣的德裔工程师汉斯）进行“买方确认查验”。
汉斯的工作细致到近乎苛刻。他用手电和放大镜检查床身导轨的磨损痕迹，测量关键轴承座的尺寸公差，甚至刮取少量防锈脂样本，在便携式仪器上做简易成分分析。他要求接通临时电源，点动主电机，倾听变速箱有无异响。整个过程，“米哈伊尔”和“周先生”都沉默地看着，气氛压抑。
“机床主体状况基本符合描述，磨损在可接受范围内。”汉斯最终用德语宣布，并在检验报告上签字，“但电气控制柜内部线路有非原厂改装痕迹，部分继电器型号混杂，需要后续彻底检查和重整。光学仪器镜头有轻微霉斑，需专业清洗校准。波兰继电器为全新库存件。”
“周先生”面无表情地点头，示意随行助手将检验报告收好。这意味着，作为b类交换的首批“诚意”——五千台“天鹅”收音机、一万件“北疆”服装和三万罐食品，将通过早已安排好的复杂物流链，分批运往苏方指定的列宁格勒和敖德萨港口。
交割完成，设备重新封装，等待转运。“米哈伊尔”并未立刻离开，他邀请“周先生”到楼上安静的雪茄室“小酌”。
“周先生，我们的合作开端良好。”米哈伊尔点燃一支古巴雪茄，烟雾后的眼神难以捉摸，“这台车床，虽然旧了些，但在你们那里，应该能发挥不小的作用。听说大连的同志，正在尝试制造更复杂的齿轮？”
“周先生”心中一凛，对方的情报触角果然伸到了大连。他不动声色：“设备总是有用的。至于齿轮，任何机械工业都离不开基础传动部件的研究，这很正常。”
“当然，当然。”米哈伊尔笑了笑，“我只是想说，如果你们在精密加工领域有更进一步的需求，比如……加工更大模数螺旋伞齿轮的专用机床，或者高精度坐标磨床的技术资料，我们或许可以继续探讨。当然，这需要贵方展示出相应的……合作深度和产品吸引力。”他话锋一转，“比如，贵方那款‘天鹅’收音机，在我们一些专业用户中反响不错。他们对其中采用的某些电路设计和元件搭配很感兴趣，认为……思路独特。如果贵方愿意提供更详细的技术说明，甚至……小批量的关键元件样品，我相信，换取更高阶技术资源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技术索取，终于图穷匕见。对方不满足于成品，开始要核心技术和元件了。
“周先生”早已得到赵刚授意，应对策略明确。“米哈伊尔先生，收音机是民用消费品，其技术路线是综合考虑成本、性能和当时元件供应条件的结果，并无太多秘密可言。详细的技术资料属于工厂内部知识产权，恐怕不便提供。至于元件，都是通用型号，市场上不难买到。我们认为，良好的商业合作应建立在成品交换的基础上，这更符合双方利益和商业惯例。”
委婉，但坚决地回绝了。米哈伊尔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但很快掩饰过去。“理解，完全理解。商业惯例很重要。那么，期待我们下一阶段的合作，尤其是……关于欧洲市场前景的探讨。”他举起酒杯，意味深长。
渤海湾的晨雾中，“辽渔101”和“辽渔102”拖着疲惫但骄傲的身躯，缓缓驶入大连港。船体水线下附着些许海生物，甲板设备被海风盐雾侵蚀得有些发白，但整体结构完好。码头上，李云龙带着造船厂、食品厂和研究所的一干人马，早已翘首以盼。
渔获不算特别丰盈，主要是鳕鱼、鲅鱼和一些杂鱼，但重要的是——冷藏舱运行基本正常，海产品在船上经过初步清洗、分级、部分去脏处理后，保鲜度明显优于以往直接冰鲜返港的渔获。随船的食品厂技术员小刘，尽管脸色苍白（晕船尚未完全恢复），却兴奋地汇报：“李所长，咱们的小型平板冻结机试验成功了！虽然速度慢点，但冻出来的鱼块中心温度达标，解冻后汁液流失少！还有，按您说的，试做了几批船上即时加工的鱼糜半成品和调味鱼干，船员们反应味道不错，能保存更久！”
李云龙仔细检查着卸下来的渔获和加工样品，连连点头：“好！干得好！人没事，船没事，还带回来经验和数据，这就是最大的胜利！”他转头对造船厂轮机长说，“立刻组织人上船，全面检查主机、辅机、冷藏设备、导航仪器，把问题都记下来，该修的修，该改的改！尤其是那探鱼仪，效果怎么样？”
“效果比预想的好！”船长插话，“就是稳定性差点，颠簸大了有时候跳信号。还有，耗电量不小。”
“记下！都记下！”李云龙大手一挥，“‘海鸥’团队，电子组的同志，过来听听！你们的任务来了！”
与此同时，在“实验点”的精密加工车间里，气氛庄重。那对由东德插齿机试制、经过哈工大师生反复计算优化的人字齿轮，正被小心翼翼地安装在“辽海一号”货轮的齿轮箱模拟试验台上。谭师傅的手有些颤抖，姜工则紧盯着仪表。
接通动力，缓慢加载……齿轮发出低沉柔和的啮合声，传动平稳，温升正常。逐步加大负荷……声音依旧稳定，无明显振动和异响。当负载达到设计指标的百分之八十时，现场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
“成功了！咱们自己的大船齿轮！”谭师傅老泪纵横。这不仅是一对齿轮，更是大连、乃至中国在重型船舶传动核心部件自主制造上，迈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
“立刻进行耐久性测试！收集所有数据！”姜工强压激动，指挥若定，“把数据抄送哈工大于学舟老师那边，他们的齿轮强度计算模型需要验证和修正！还有，告诉研究所材料组，咱们用的国产合金钢热处理工艺，看来是过关了，但还要优化！”
齿轮的每一次平稳转动，都像是大连船舶工业开始有了自己清晰而有力的“心跳”。这心跳声，正与港口渔轮的汽笛、食品厂机器的轰鸣、以及车间里各种改造设备的嘶吼，交织成一曲虽不悦耳却充满生机的工业交响。
平壤，苏联专家彼得罗夫别出心裁地在自己的公寓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国际技术沙龙”，邀请了几位朝方高级技术官员、工厂负责人，以及程佩珊和朴成浩等中方人员。沙龙氛围轻松，有格鲁吉亚葡萄酒和鱼子酱，话题从轻工业生产管理，逐渐转向更广泛的“社会主义阵营技术协作前景”。
彼得罗夫侃侃而谈，提及苏联在电子技术、自动化控制、新型材料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和无私分享意愿”。他特别提到：“莫斯科的一些研究机构，对兄弟国家在应用技术领域的创新非常关注。比如，中国同志在一些消费品中体现出的精巧设计和工艺控制，就很有研究价值。如果我们能建立更紧密的、双向的技术信息交流机制，比如定期的专家互访、联合实验室、甚至是共享某些非核心的研发数据，必将极大加速整个阵营的技术进步。”
他说话时，目光频频掠过程佩珊。意图很明显：希望将中朝之间那种基于具体项目的、松散的技术互助，提升到更正式、更广泛、也更容易被苏方监控的层面。
程佩珊微笑着倾听，不时点头，却在心中快速盘算。她趁着彼得罗夫与别人交谈的间隙，低声对身旁的朴成浩说：“彼得罗夫专家描绘的蓝图很美好。不过，真正的技术突破，往往源于具体而微的难题攻克，而不是宏大的框架。我们的‘互助小组’，不就是从清津厂一个温控继电器开始的吗？”
朴成浩会意，在随后发言时，巧妙地将话题引回了“清津经验”和当前朝方轻工业面临的具体技术难题上，并展示了“互助小组”近期整理的一份关于“小型电机节能改造可行性初步分析”的报告。报告数据详实，问题具体，完全是技术导向，丝毫不涉及高层设计或敏感信息。
彼得罗夫对报告表现出兴趣，但显然更期待程佩珊对“联合实验室”或“数据共享”的回应。程佩珊则再次强调了“立足现有条件、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性，并表示中方愿意在现有合作框架下，继续与朝方同志分享在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但对于建立新机制，“需要向上级汇报和研究”。
沙龙在看似融洽实则各怀心思的气氛中结束。程佩珊知道，彼得罗夫不会轻易放弃。但她也更坚定地认识到，必须加快“技术互助网络”的深化和“去中心化”。
几天后，在朴成浩的积极推动和程佩珊的暗中协助下，一个更具野心的计划悄然启动：在平壤轻工业省资料室内部，利用一间闲置房间，筹建一个非正式的“技术文献编译与交流角”个“角落”由朴成浩和他信任的几名年轻技术员管理，计划系统性地编译、摘录那些外文技术资料中有价值的基础原理、设计思路、案例分析和失败教训，按照机械、化工、电子、纺织等门类整理成册，供“互助小组”成员及相关工厂技术人员内部借阅、讨论。程佩珊则承诺，将争取从国内带来一些相关的、公开的中文技术书籍和期刊作为补充。
这个“角落”，被朴成浩私下称为“我们的技术图书馆”。它不挂牌，不张扬，却旨在成为一颗扎根于朝方土壤、相对独立于外界干扰的“知识种子”。
霍启明遇到了意料之中却又颇为棘手的障碍。那几家表示兴趣的西欧公司，在收到精心准备的样品和文件后，提出了下一步要求：派员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生产企业进行实地“验厂”，重点考察生产环境、质量控制流程、设备状况以及劳工条件。
“这是国际商贸的惯例，尤其是对来自……新供应商的产品。”瑞士合作伙伴在电话里委婉地解释，“他们需要确认产品的生产背景符合基本的商业伦理和质量保证体系，以规避风险。”
霍启明理解对方的顾虑，但这对于大连的工厂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和风险。让外国人员进入工厂，哪怕只是轻工车间，也可能暴露更多信息，甚至引发不必要的政治联想。而且，以当时国内工厂的普遍条件（即使是相对较好的大连试点），能否通过严格的“验厂”也是未知数。
他立刻将情况详细报告赵刚，并提出两个备选方案：一是寻找愿意出具“验厂”报告的、信誉良好的香港或东南亚第三方认证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标准较宽松，且更熟悉亚洲情况）；二是尝试与西欧客户协商，接受由中方提供经过公证的工厂照片、视频、管理制度文件以及当地（市级）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替代实地验厂。
与此同时，他通过日本贸易商朋友，获得了一条意想不到的线索：东京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型船舶设计事务所，保存着一批战前和战后初期为日本中小船厂设计的各种货轮、渔轮、拖轮的原始图纸和计算书，由于事务所关闭，这些资料正在寻找买家。其中不乏一些设计成熟、适合东亚海况的船型图纸。
霍启明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旧图纸，对于正在蹒跚学步的大连船舶设计力量而言，其参考价值可能不亚于一台旧机床！图纸背后蕴含的设计思想、结构处理、设备选型经验，是哈工大于学舟团队急需的“他山之石”。他立刻着手调查这批图纸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获取可能性，并再次密报沈阳。
赵刚案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着霍启明关于西欧“验厂”和日本旧图纸的报告，另一边放着陈默从维也纳发回的、关于米哈伊尔索取收音机核心技术的密报，以及大连“辽渔”首航成功和齿轮试验通过的好消息。
机遇与风险，诱惑与陷阱，从未如此交织在一起。
他首先对“验厂”原则同意探索由香港或东南亚第三方机构进行“间接验厂”的可能性，但必须对验厂范围、询问内容、接触人员有严格的事先约定和全程陪同监督。同时，责成大连方面，立即对照国际一般标准，对相关出口产品生产车间的环境、管理、记录进行一轮自我检查和必要改善，哪怕只是表面文章，也要做足准备。的是既要抓住进入西欧市场的微小可能，又要将风险和信息暴露控制在最低。
对于日本旧图纸，他批示：“可尝试通过商业途径购买，但需严格审查内容，避免涉及敏感军事或过于陈旧的船型。重点获取其总体设计思路、结构计算方法和设备配置逻辑。此事由哈工大于学舟团队提出具体需求清单，霍启明渠道负责执行。” 这是用宝贵的外汇，去购买“知识”和“经验”，是另一种形式的“技术引进”。
对于米哈伊尔的技术索取，他的回复斩钉截铁：“断然拒绝任何形式的核心技术或元件样品提供。可适当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过时的外围技术资料作为敷衍。谈判重点仍应集中于实物设备交换，并开始试探其关于西欧渠道的‘便利’具体指什么，要求提供实例，但绝不做出实质性承诺。” 他深知，底线一旦退让，将后患无穷。
最后，他综合各线进展，提出了一个新的、更具联动性的构想：“大连船舶工业的初步突破（齿轮、首航），与食品加工能力的提升（渔获深加工），应形成合力。可考虑设计建造一型小型、多功能、适合远洋作业的‘渔业加工母船’，兼具捕捞、冷藏、初级加工（生产鱼糜、鱼粉、鱼油）功能，甚至可以作为移动的‘海上食品厂’，直接为远洋船队提供支持，并作为深海勘探和未来海洋开发的试验平台。此构想可由哈工大、大连造船厂、食品研究所联合论证，所需的技术难点（如船体稳定、动力配置、加工设备集成、海上作业管理），正好可以作为与东欧（特别是波兰、东德）进行下一轮易货贸易时，索取相关技术和设备支持的‘需求依据’。”
这个构想，将船舶、食品、机械、外贸几条线巧妙地拧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具雄心和实用价值的目标。它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开始尝试将各个刚刚开始独立转动的齿轮——大连的工业齿轮、平壤的知识齿轮、香港的信息齿轮、乃至从维也纳换来的钢铁齿轮——初步咬合在一起，试图驱动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系统，向更深蓝的海洋，发出虽然生涩却坚定的探索之音。
春潮之下，暗流涌动，新的齿轮正在嵌入，更宏大也更艰难的传动，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