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工业大学船舶工程系那间最大的绘图室里，烟雾缭绕，图纸堆积如山。于学舟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这里鏖战了半个月，为赵刚提出的“渔业加工母船”构想进行初步可行性论证。草图绘制了一版又一版，计算稿纸用掉了几大摞。
构想是诱人的：一艘集捕捞、冷藏、加工（鱼糜、鱼粉、鱼油）于一体的海上移动工厂，吨位暂定两千五百吨，续航力要满足远洋作业，还要有相对稳定的工作甲板和足够容量的加工车间。这不仅是艘船，更是一个复杂的海上工业系统。
但现实是骨感的。于学舟指着墙上最新的总布置草图，眉头紧锁：“最大的难点，稳性与布置的矛盾。加工设备需要空间和电力，冷藏舱需要大容积，捕捞作业需要宽敞的尾甲板和收放网设备区。这些都要挤在一条长度有限的船上，还要保证在各种海况下的稳性足够，尤其是进行加工作业时可能存在的载荷变化和自由液面影响。”
“动力也是个问题。”一位年轻助教补充，“加工设备耗电量大，如果全部靠主机带动发电机，主机功率要很大，油耗高，经济性差。考虑辅机？船上空间和载重量又紧张。那两台日本旧柴油机的改进型号，功率恐怕不够用。”
“还有加工设备本身。”另一位负责轮机系统的老师苦笑，“咱们现在食品厂那些设备，都是陆基的，震动大，占地广，能耗高。直接搬到摇晃的船上，先不说能不能用，光是固定和防腐蚀就是大难题。船上淡水有限，加工废水怎么处理？总不能直接排海。”
讨论陷入僵局。理想丰满，但技术鸿沟一道道摆在面前。于学舟掐灭烟头，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哈工大庄严的苏式主楼。他想起了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图书馆里那些厚重的船舶设计经典，想起了大连船台上工人们粗糙但有力的双手，也想起了赵刚密信中那句：“此构想……所需的技术难点，正好可以作为与东欧进行下一轮易货贸易时，索取相关技术和设备支持的‘需求依据’。”
他忽然灵光一闪：“也许……我们不应该一开始就追求‘大而全’？”他转身回到图纸前，“我们可以分两步走，甚至三步走。第一步，先设计一艘具备较强冷藏能力和简易加工平台（比如只能进行清洗、分拣、去脏、速冻）的‘冷藏运输加工船’，吨位可以小一点，一千五百吨左右，主要伴随现有渔轮作业，解决渔获保鲜和初级处理问题。这艘船的技术难度相对较低，我们现有的设计能力和大连的建造水平，经过努力或许能够得着。”
他拿起红蓝铅笔，在草图上划拉着：“这艘船，可以成为我们验证海上加工平台概念、积累远洋作业管理经验的‘试验舰’。同时，它的设计需求——比如更高效的冷藏系统、船用加工设备的小型化与抗摇摆设计、海上污水处理技术——正好可以整理成一份详细的技术需求清单。”
他目光扫过团队成员：“我们把这份清单做扎实，每个难点都附上初步的思考和我们已知的技术局限。然后，把它交给赵政委。他可以通过香港和维也纳的渠道，去和波兰、东德，甚至……看看苏联人愿不愿意用他们‘冗余’的船舶技术资料或者某些特定的船用设备来交换。我们拿‘海鸥’大衣和‘天鹅’收音机去换图纸、换小型船用冷冻机、换船用污水处理单元的设计思路！”
思路一打开，沉闷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开始热烈讨论“试验舰”的具体指标和技术需求。于学舟知道，这依然是条艰难的路，但至少，方向清晰了——用现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牵引急需的外部技术输入，在干中学，在交换中进步。
就在哈工大团队为“海工一号”（他们给那艘构想中的母船起的代号）绞尽脑汁时，一股危险的暗流，正通过香港的渠道，悄然涌向大连。
霍启明接到了“米哈伊尔”方面通过维也纳转来的、一份措辞极其隐晦的“特殊需求咨询”。对方询问，中国方面是否“有能力提供，或知晓获取渠道”一种被称为“红色氧化汞”或简称“红汞”的特殊化学物质。描述中称，这种物质“在特定工业领域有特殊用途”，并暗示如果中方能提供“哪怕是极少量样品或可靠信息”，苏方愿意用“极具价值的技术设备包”进行交换，包括“可用于精密仪器制造的光学玻璃熔炼技术概要”和“小型燃气轮机的部分设计图纸”。
霍启明对化学领域不熟，但“红汞”这个名称和对方开出的惊人价码，让他瞬间警觉。他立刻通过秘密渠道，将信息原文发回沈阳，并附上自己的判断：“此物名称古怪，用途描述模糊，对方开价反常高昂，极可能涉及高度敏感领域，甚至是军事用途的假情报试探。建议立即切断此话题，并追查信息源头。”
赵刚接到报告，同样惊出一身冷汗。他紧急咨询了国内少数几位顶尖的化学和材料专家。反馈回来的信息证实了他的最坏猜测：“红汞”在当时国际谍报界和某些特殊领域，是一个流传的、关于某种“神奇”核武器引爆剂或特殊催化剂的虚假代号或夸大其词的概念，常被用于情报欺骗和试探。 对方抛出这个诱饵，其心可诛！要么是想引诱中国方面暴露出在敏感核或化学领域的真实水平和兴趣，要么是想借此捏造“中国向苏联提供敏感物资”的虚假证据，为可能的政治攻击埋下伏笔。
“毒饵！”赵刚怒极，一掌拍在桌上。苏联人的手段，越来越没有底线了。他立刻做出几项紧急部署：
第一，严令霍启明，以最坚决、最不留余地的态度，回绝“米哈伊尔”方面关于“红汞”的任何询问。 回复口径为：“经查，我方并无此物质，亦从未听闻其可靠工业用途。对此类不明物项的询问，超出我司正常商业范围，无法回应。建议贵方通过正规科技渠道核实。” 同时，指示霍启明，暂时降低与“米哈伊尔”渠道的接触频率，转入静默观察。
第二，通知程佩珊及所有对外接触人员，提高警惕，严防任何试图打探中国敏感科技领域（尤其是核、化学、导弹、电子等）信息的企图。要求程佩珊在平壤，注意彼得罗夫或其他苏方人员是否有类似的、超出轻工合作范围的“学术好奇心”。
第三，内部彻查。责成保卫部门，对大连、哈尔滨等地参与对外技术交流的人员和单位，进行一轮隐秘的保密教育和情况摸排，确保无人被类似“高科技诱饵”所迷惑或利用。
这一事件，像一盆冰水，浇在了因近期进展而有些发热的头脑上。它尖锐地提醒所有人：与北方的博弈，绝非简单的商业交换，而是每一步都充满陷阱和杀机的暗战。任何疏忽，都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外部阴云密布，大连“实验点”的一个角落里，却透出了一缕令人振奋的曙光。在研究所电子实验室（一个由旧仓库改造的、简陋但戒备森严的平房）里，一场持续了数月的攻坚战，取得了关键突破。
攻关目标是仿制并改进苏联早期型号的锗合金扩散晶体管。这种晶体管是“天鹅”收音机的核心元件之一，此前一直依赖库存和少量易货获取，来源不稳定，性能参数离散性大，严重制约了收音机质量的提升和产量扩大。以姜工为首的电子小组（吸纳了哈尔滨无线电厂的两名年轻技术员），在几乎没有任何像样设备和完整资料的情况下，靠着几台淘换来的旧仪器、一些残缺的苏联技术笔记，以及从“天鹅”收音机上反复拆解测量的数据，开始了艰难的逆向工程。
过程堪称惨烈。没有纯净的超纯水和特殊气体，他们就土法上马，用多级蒸馏和自制过滤装置；没有光刻机，就用精密划线机和手工腐蚀；没有扩散炉，就用改造的马弗炉和自制石英管摸索温度曲线。失败了一次又一次，烧毁了无数珍贵的锗单晶和稀有金属材料。
“姜工，又烧了……”一个年轻技术员看着又一次失败的样品，声音带着哭腔。
姜工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眼神依然执着：“烧了就烧了！记录数据！温度高了还是低了？时间长了还是短了？气体比例对不对？咱们就是在用废料买经验！”
转折点来自于一次意外的“交换”。在之前与“米哈伊尔”的a类交换中，有一批标注“实验剩余”的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样品。其中几种晶体管的封装样式与他们仿制的目标不同，但性能参数更优。姜工冒着风险，小心翼翼地拆开一个封装，发现其内部结构设计、电极引线方式与他们正在摸索的路径有差异，但似乎更合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姜工如获至宝。他们结合自己失败的经验和这个新样品带来的启发，重新调整了扩散工艺的多个参数，改进了电极制作方法。
终于，在一个凌晨，测试仪器的指针稳定地跳动起来，显示出一个接近设计指标的放大倍数和频率特性！
“成了！真的成了！”实验室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虽然成品率依然低得可怜，性能稳定性还需要大量测试，但第一只由大连“实验点”自主试制成功的锗合金扩散晶体管，诞生了！姜工给它起了个名字——“海鸥-a型”晶体管。
消息传到李云龙那里，他立刻赶到实验室，拿着那只比米粒大不了多少、还带着手工焊接痕迹的“海鸥-a”，手都有些颤抖。“好！太好了！这是咱们自己的‘电子海鸥’！比缝出件衣服、做出个齿轮，意义一点也不小！”
他知道，这只小小的“电子海鸥”，意味着大连在电子工业这个更前沿、更关键的领域，也戳破了一个小孔。虽然离翱翔天际还差得远，但至少证明了，在这片以重工业和轻工闻名的土地上，也能孕育出精密电子的萌芽。这为“天鹅”收音机的真正自主、乃至未来更复杂的电子设备研制，点亮了一盏微弱的、却属于自己的灯。
平壤，彼得罗夫对程佩珊和朴成浩的“技术互助小组”兴趣日增。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参加沙龙式的讨论，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实质性”的建议：由苏方提供一些“基础的”数据分析软件和计算工具（运行在笨重的苏制电子计算机上），帮助朝方和中方技术人员，对生产数据、工艺参数进行“更科学”的统计分析，以期“优化流程，提高效率”。
“这是一项福利，程同志，朴同志。”彼得罗夫语气诚恳，“靠手工计算和经验估计，太落后了。科学管理需要数据支撑。我们可以派员指导你们使用这些工具，并帮助建立初步的生产数据库。这不仅能提升清津厂、第二被服厂的项目水平，对于你们中方在大连的管理，想必也有借鉴意义。”
程佩珊和朴成浩立刻意识到了其中的风险。所谓“数据分析”和“建立数据库”，意味着要将生产过程中的大量原始数据（包括设备运行参数、原料消耗、工时记录、质量检测结果等）输入苏方提供的系统和工具中。这些数据看似平常，但经过系统化采集和分析，很可能暴露出生产体系的关键能力、薄弱环节、资源调配模式，甚至推断出一些未公开的技术参数和产能极限。这比单纯参观工厂或索取技术资料，更为深入和隐蔽。
“非常感谢彼得罗夫专家的好意。”程佩珊斟酌着词句，“引入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确实是方向。不过，我们目前的项目管理还比较粗放，基础数据记录不全，恐怕还达不到使用先进计算工具的条件。而且，涉及具体生产数据的采集和处理，需要遵循我们各自国内的相关规定和工厂的保密制度。我们是否可以先从一些更通用的、不涉及具体生产细节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交流开始？”
朴成浩也补充道：“是的，彼得罗夫同志。我们现在‘互助小组’的重点，还是在消化吸收现有技术资料，解决眼前的具体工艺难题。数据分析是个好工具，但我们想先打好基础，等条件成熟些再引入。”
两人一唱一和，再次将彼得罗夫的提议挡在了门外。彼得罗夫显然有些失望，但也没有强求，只是说：“当然，尊重你们的节奏。不过，科学管理是趋势，希望你们早日做好准备。”
事后，程佩珊和朴成浩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
“数据，是新时代的‘矿产资源’。”程佩珊严肃地说，“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洞察力和主动权。苏联人在这方面，嗅觉很灵敏。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数据防火墙’。”
朴成浩深以为然：“程同志，你说得对。我们的‘技术图书馆’在积累知识，但我们对自身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却缺乏系统性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自己摸索一套简单的、适合我们条件的数据记录和分析方法？不依赖他们的工具和系统？”
程佩珊眼睛一亮：“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生产日志、质量统计表做起，设计一些格式，先让大家养成记录的习惯。然后，我们可以用最原始的手工方法，比如画控制图、计算平均值和极差，来进行初步分析。虽然粗糙，但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安全，也能锻炼队伍。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互助小组’下一个阶段的研究和实践方向。”
一条新的、旨在保护自身信息资产、培养初级数据分析能力的战线，在平壤悄然开辟。
赵刚汇总着各方面的报告：哈工大关于“海工一号”分步走的务实方案和详尽的技术需求清单；大连“海鸥-a”晶体管诞生的喜讯；霍启明关于“红汞”事件的处理报告；程佩珊关于彼得罗夫数据共享企图和朴成浩应对的汇报。
他站在巨幅的东北亚地图前，目光深邃。局势越发复杂，机遇与风险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苏联的试探与封锁在升级，技术博弈进入了更深的水域。但己方的阵地也在巩固，触角在延伸，甚至在电子这样的尖端领域，也冒出了自己的嫩芽。
“不能再满足于见招拆招了。”赵刚自语。他铺开一张新的海图，拿起红蓝铅笔。
蓝色的海洋区域，他画上了一个新的坐标，旁边标注：“‘海工一号’试验舰（暂名：探索者）”。标，延伸出几条虚线：一条指向波兰/东德（船用冷藏、污水处理技术），一条指向日本（旧船型图纸参考），一条指向大连（建造与集成）。
在代表苏联的红色区域旁，他画上了一个巨大的红色警示标记，标注：“高度警惕：技术诱饵与情报渗透”。从标记引出虚线，连接到大连、平壤、香港。
在代表大连的黑色圆点旁，他画上了一只简笔的海鸥，旁边写上：“电子工业萌芽（‘海鸥-a’）”。虚线连接至哈尔滨（理论支持）、香港（可能的元件渠道）。
在平壤的位置，他画了一个小小的书卷符号，标注：“知识网络与数据防火墙”。
最后，他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太平洋区域。在那里，他画上了一个问号，旁边写道：“西欧市场？远洋贸易？” 虚线连接至香港，但线条虚浮，象征着不确定性和高风险。
新的坐标已经标定，航道依然布满暗礁与风浪。但引擎在轰鸣，齿轮在转动，海鸥已开始振翅。赵刚知道，接下来的航程，需要更精确的导航、更坚韧的耐力和更敏锐的洞察。他放下铅笔，拿起电话，开始下达新的指令。冰面下的暖流，正汇聚成更汹涌的潜潮，推动着这艘名为“自力更生”的航船，驶向迷雾重重却充满无限可能的深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