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香港的暑热尚未褪尽。霍启明位于中环的办公室里，空调发出轻微的嗡鸣，却难解他心头的烦闷。苏联“红汞”事件的余波未平，与“米哈伊尔”渠道的接触已转入极其克制的低频状态。西欧市场的“验厂”要求仍悬而未决，日本旧图纸的购买谈判也因价格和运输问题陷入僵局。就在他觉得各条线似乎都进入一个瓶颈期时，一位意想不到的访客，未经预约，直接找上了门。
“霍先生，冒昧打扰。”笑容得体，语气从容，“我从几位共同的朋友那里，听闻霍先生和您的‘信天翁贸易’在远东与欧洲的贸易中颇有建树，尤其擅长处理一些……比较特殊的、需要灵活性和可靠渠道的货物往来。”
霍启明心中警惕，面上却保持职业化的热情：“张先生过奖。不知有什么可以效劳？”
霍启明心跳微微加速。美国人？直接找上门？这比苏联人通过层层中间商试探，显得更直接，也更危险。他不动声色：“哦？美国的商业伙伴？不知具体是哪方面的需求？如果是正常的进口贸易，我们当然欢迎。”
“我们的伙伴，在美国拥有一些……特殊的销售网络，比如大型工业企业集团的自有采购体系、某些偏远地区的物资供应站，甚至包括一些政府项目的分包商。”语速平缓，却字字清晰，“他们对这类产品的需求量不小，但对质量一致性、交货准时性和价格稳定性要求极高。最关键的是，他们希望供货源头……相对单纯，能够建立起直接的沟通和信任，而不是通过太多中间环节。”
霍启明快速浏览着文件，大脑飞速运转。美国人直接点名要东北的货，而且显然做过详细的调查，甚至拿到了样品检测报告。他们想建立“直接”联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政治风险巨大。但对方开出的条件——“长期、稳定、大量”，又极具诱惑力。大连的生产线经过几年扩张和整合，产能已有提升，正需要更稳定、利润更优厚的出口渠道来支撑设备引进和技术升级。
“张先生，您的要求我明白了。”霍启明合上文件夹，谨慎措辞，“不过，您也知道，中国大陆的产品出口，有其特定的政策和渠道安排。我们作为香港贸易公司，更多的是起到衔接和服务的作用。建立您所说的那种‘直接’联系，恐怕……”
“我明白霍先生的顾虑。”打断他，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些，“我们并非要求政治上的‘直接’。我们可以完全接受通过香港，甚至通过更多层的商业架构来进行交易和结算。我们看重的是产品本身的可靠性和供货能力的持续性。至于中间的商业安排和风险隔离，我们可以共同设计，确保对双方都安全。作为回报，”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霍启明的反应，“除了有竞争力的采购价格和稳定的美元付款外，我的伙伴们表示，他们手头有一些……因产业升级或工厂搬迁而闲置下来的工业设备，或许能作为加深合作的一部分筹码。”
“工业设备？”霍启明眉毛一挑。
“是的。”点头，“主要是钢铁冶炼的辅助设备，比如一些老式但保养尚可的轧钢机轴承、热风阀、旧式的连续铸锭模具；还有一些中小型石油化工厂的二手设备，像裂解炉的部分构件、热交换器、反应釜、以及配套的泵阀仪表。这些设备在美国可能已经落后，但对于正在建设基础工业的地区来说，或许……仍有利用价值。当然，设备的状态、型号、技术文件，都可以提供详细清单和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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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启明的心脏猛地一跳。钢铁！石化！这正是国内，尤其是东北重工业基地梦寐以求却又被西方严密封锁的领域！苏联和东欧渠道能换到的主要是机床和通用机械，这类涉及冶金和化工核心流程的专用设备，获取难度极大。美国人竟然主动拿这个当诱饵？
巨大的诱惑背后，是更巨大的疑云。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赚钱？这些二手设备处理起来确实麻烦，直接卖废铁不值钱，如果能换成有销路的轻工品，或许有利可图。还是说，这又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像苏联的“红汞”一样，试图引诱中国暴露在重工业领域的真实需求和薄弱环节？或者，是更复杂的战略考量，想通过这种灰色贸易，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植入某种依赖或留下后门？
“张先生的提议，非常……有创意。”霍启明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过，这类涉及重工业设备的交易，情况复杂，我们需要时间评估。而且，设备的真实性、状态、技术配套以及后续的运输、保险、合规性，都是巨大的挑战。”
“当然，我完全理解。”似乎预料到他的反应，重新靠回椅背，恢复了他那从容的笑容，“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我们可以先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小批量的轻工产品试单。用最规范的国际贸易流程，信用证结算，香港交货。让彼此建立最基本的商业信任。关于设备的部分，我们可以慢慢谈，不着急。我还会在香港停留一段时间，随时恭候霍先生的消息。”
他留下一个酒店的联络方式，便礼貌地告辞了。办公室里，只剩下霍启明独自面对那份薄薄的文件夹和满腹的疑团。窗外，维多利亚港的落日将海水染成一片金红，巨大的远洋货轮缓缓移动。他知道，太平洋彼岸伸来的这根橄榄枝，可能带着刺，也可能连接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他立刻锁好文件夹，启动了最高等级的加密通信程序，向沈阳的赵刚，发出了最紧急的请示信号。
最大的问题是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流水线扩大了，工人新人多了，管理链条长了，虽然“海鸥计划”不断改进工装夹具，制定了详细的操作规程，但不同班组、不同批次的产品，在尺寸公差、缝线强度、色差控制等细节上，仍然会出现波动。对港贸易和东欧易货的订单要求越来越高，最近一批发往波兰的衬衫，就因袖长尺寸偏差超出合同允许范围，被对方提出索赔，虽然经过协商打折处理，但信誉受损。
“他娘的，以前百十号人，老子吼一嗓子全车间都听见，现在管不过来了！”李云龙对着生产科长和几个车间主任发脾气，“标准！标准挂在墙上，贴在机器上，要刻到每个人脑子里！手底下出活，眼里要有尺子！”
生产科长苦笑：“李厂长，不是大家不认真。新工人培训时间短，老标准执行起来总有偏差。咱们的检验手段也跟不上，全靠老师傅眼睛看、手摸，难免有疏漏。还有，面料批次不同，性能也有细微差别，咱们缺乏快速检测面料缩水率、色牢度的仪器……”
另一个难题是原材料供应。随着产量提升，对优质棉布、染料、辅料的需求量激增。国内计划调拨的部分经常延迟或数量不足，品质也不稳定。部分依赖从香港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且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与波兰易货换来的东欧布料，虽然质量不错，但花色品种单一，难以满足多样化订单需求。
“咱们的‘海鸥牌’呢？不是自己能纺纱织布了吗？”李云龙问。
“波兰来的细纱机和织机都开起来了，产量在慢慢爬升，但纺出的纱线强度和均匀度，织出的布面平整度和幅宽稳定性，跟进口的顶级货还有差距，目前主要用于内销和低端订单。高档面料还得靠外购。”负责技术的副厂长回答。
产能扩张带来的不是单纯的喜悦，而是更精细的管理要求、更稳定的质量控制体系、更可靠的供应链保障。李云龙意识到，光靠“李云龙式”的吼叫和“谭师傅式”的手工精巧，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个初具规模的轻工业基地了。他需要系统性的管理提升、更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以及更广阔的原材料来源。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赵刚转来的、关于香港出现美国代理人威廉·张及其提议的绝密简报。当看到“钢铁冶炼辅助设备”、“石油化工二手设备”这几个词时，李云龙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呼吸都急促起来。
“我的乖乖！美国人手里有这玩意儿？还愿意跟咱们换裤子、换罐头？”他简直不敢相信。但狂喜之后，是更深的疑虑。“老赵说得对，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怕不是个裹着糖衣的炮弹？可要是真的……要是真的能弄回来几台像样的轧机轴承，或者石化厂的热交换器，那对鞍钢、对抚顺石化……乖乖，不敢想！”
他知道，决定权在赵刚那里。他能做的，就是立刻组织总厂最核心的技术和管理骨干，秘密评估：如果真要与美国方面进行轻工品贸易，以目前的生产和管理水平，能否保证长期、稳定、高质量地供货？需要哪些改进？同时，他也开始在心里拉清单：如果真有换取重工业设备的可能，鞍钢、抚顺、吉林石化那边，最急需的、又是美国可能放手的，到底是哪些具体的设备型号和技术资料？
赵刚的办公室里，烟雾比往日更浓。他面前摊开着霍启明的紧急报告、李云龙关于产能和质量问题的汇报、以及来自更高层面关于国际形势的最新分析简报。的出现，如同在原本已错综复杂的棋局上，又投下了一颗分量极重、意图不明的棋子。
他召集了一个仅有极少数核心人员参加的绝密会议。与会者包括主管外贸和工业的同志，以及从大连紧急召来的李云龙（以汇报工作为名）。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赵刚开门见山，声音低沉，“美国方面主动接触，提出用我们急需的重工业设备，换取我们的轻工产品。诱惑极大，风险也极高。我们必须搞清楚几个核心问题：第一，对方是谁？真的是纯粹的商业掮客，还是另有背景？第二，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还是情报搜集、技术渗透、或更长远战略布局的一部分？第三，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利用这个机会，获取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天。争论激烈。
有人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苏联封锁我们，东欧能给的有限。美国的技术和设备水平世界领先，哪怕是他们淘汰的二手货，也可能比我们现有的先进得多！只要交易隐蔽，层层设防，未必不能成。可以用完全离岸的公司、复杂的物流、严格的货物查验来隔离风险。为了钢铁和石化，值得冒险！”
更多人持极度谨慎甚至反对态度：“这是糖衣炮弹！甚至是毒饵！美国人凭什么帮我们？他们巴不得我们永远落后！这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旦我们开始交易，就会被他们抓住把柄，要么在政治上攻击我们‘与帝国主义勾结’，要么在技术上设置后门、植入监控，甚至可能利用设备交货要挟我们，干涉我们的内政外交！‘红汞’事件就是前车之鉴！”
李云龙听得心焦，忍不住插话：“俺是个粗人，不懂那么多弯弯绕。但俺知道，鞍钢的老师傅为了一个轧辊轴承磨损，急得满嘴起泡；抚顺石化的工程师，对着漏气的旧反应釜一筹莫展。这些东西，苏联不给，咱们自己一时半会造不出来顶尖的。要是美国人真肯用他们不要的旧家伙来换咱们的裤子罐头，咱们把裤子做得更结实点，罐头做得更香点，换来能救急的家伙，为啥不能干？当然，不能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底细，不能让他们的人进来，交易得像做贼一样小心！”
赵刚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才缓缓开口：
“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机会，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机会。风险，也同样是前所未有的风险。我们不能因为怕风险就放弃可能改变局面的机遇，更不能因为贪图机遇而忽视足以致命的陷阱。”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的巨幅地图前，目光扫过太平洋，定格在北美大陆。
“第二，正因为其动机复杂，我们反而有操作空间。纯粹的商业交易，我们反而不易掌控。正是因为他们有所图，我们才能有所恃。将计就计，设定严格的‘防火墙’和‘交易规则’。”
他转过身，面向与会者，目光坚定：
“我提议，采取‘极限隔离、分层试探、以我为主’的策略。”
“极限隔离：所有接触、谈判、结算，必须通过香港及至少两个以上第三国（地区）的离岸公司和银行账户进行。永远只能接触到最外层的‘壳’。所有物流，必须经过多次中转、伪装，最终交货地点选在公海或绝对安全的第三国港口。我方人员绝不与美方人员直接面对面接触，所有通讯使用一次性密码和商业暗语。”
“分层试探：绝不一开始就涉及重工业设备。先从纯粹的轻工产品贸易开始。要求对方开立不可撤销信用证，在香港完成交割。用几批、十几批这样的小额贸易，检验对方的商业信誉、支付能力和真实意图。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对方提供其承诺的‘闲置设备’的详细清单、技术状态报告、照片，甚至安排我方雇佣的、身份绝对清白的第三方国际检验机构进行远程评估（只看报告和照片，不接触实物）。我们只用耳朵听，用眼睛看，绝不动心，更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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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为主：整个过程中，我们的核心目标明确——获取设备信息和技术参数，验证其真实性，评估其价值。即使未来真的进行设备交换，也必须坚持：1 设备必须是我方清单上明确指定的、技术状态经过我方认可的；2 交割前必须由我方指定的、绝对可靠的第三方进行最终现场查验；3 支付方式必须是‘货到付款’或更安全的托管支付，且设备安全运抵我方控制的第三地仓库后方可生效；4 所有交易，绝不涉及任何技术合作、人员交流、或超出纯商业范畴的承诺。”
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倒逼我们自身轻工业的升级。李云龙同志提出的质量问题、管理问题、供应链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我们要用美国人的‘高标准、严要求’（哪怕只是商业层面的），来锤炼我们的大连总厂，让它真正成为能够稳定供应国际市场的、现代化的出口基地。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可能的对美贸易，更是为了我们长远的发展。”
“如果，经过层层试探，证明对方确有诚意，设备确有价值，且我们的风险控制措施到位，”赵刚最后说，“那么，用我们过剩的轻工产能，去换取我们紧缺的重工业基石，这笔买卖，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可以做。”
会议做出了决定：授权霍启明，以高度谨慎的态度，与威廉·张进行接触，启动小批量轻工产品试单。同时，要求大连总厂立即启动质量和管理提升攻坚，并着手秘密调研鞍钢、抚顺石化等单位的实际设备需求清单。一场与太平洋彼岸的、如同走钢丝般的试探性接触，就此拉开帷幕。冰层下的火焰，开始尝试点燃来自大洋彼岸的、未知的燃料，以期爆发出更强大的破冰能量。而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在获取热量的同时，不被这陌生的火焰灼伤甚至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