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的右脚已经迈过门槛，左脚还悬在门外，黑暗从门缝里涌出来，像井水一样漫上他的鞋面。
就在这半步之间，他袖袋里的手猛地一紧。
那盒徽墨酥还在。
他原本顺手塞进去的点心，是打算进城后找个安静茶肆坐下，掰一块配热茶吃的。
周墨给的那层油纸包得严实，边角还用浆糊封了口，压着三个字：“防受潮”。
现在纸皮已经被他掌心的汗浸软了，一角皱成团，几乎要烂掉。
指头掐进油纸包的瞬间，他才发觉自己呼吸停了两拍。
赵承业这三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甩出来的。
一个郡守，不在治下管粮道、修堤坝，偏要追到咸阳来参他一个县令“私通墨家”，这不叫构陷，这叫杀鸡儆猴。
可笑的是，他一路翻山越岭，风尘仆仆赶来述职，以为只要把新安的账册递上去，让朝廷知道那片穷山恶水也能产粮、能修渠、百姓不再逃荒，就能保住官身，少去修长城的命。
结果人还没歇下，刀先架上了脖子。
青衣人站在门内阴影里，没再说话，也没催促。
他就那么立着，像根插在地上的铁桩，连衣摆都不动一下。
阿四缩在墙根，手死死攥着包袱带，头低得快埋进胸口，连喘气都小心翼翼。
沈砚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
五指收拢，把那盒徽墨酥牢牢裹在掌心。
这玩意儿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一块能换三文钱，十块够衙役吃顿饱饭。
可在新安，它比铜板还硬——百姓拿它当孝敬，商队拿它当通货，连函谷关的税吏见了都放行。
它不是点心，是新安一点点攒出来的脸面。
而赵承业想用一纸文书，把他这张脸彻底抹黑。
他闭了下眼。
脑子里一道道过：楚墨带着三十个兄弟下山归附，是他亲自批的田契；曲辕犁造出来那天，五个村的老农围着看，当场签了用工书；新安渠图存档在县衙正堂第三格柜子里，盖着周墨和他两个人的印；林阿禾半夜摸进来送的竹筒，里面那本账册，此刻正贴着他后腰的包袱布，一笔笔记着赵承业怎么扣赈灾粮、卖官位、克扣工钱。
这些都不是秘密。
他没做过一件见不得光的事。
可秦律不讲道理，只讲名分。
你说你清白，得拿出证据；他说你通匪，只需一句参奏。
御史台可以明天就让他写供词，后天发落，大后天押出城门斩首示众，连辩的机会都不给。
但反过来说——
他忽然睁眼。
赵承业越是急着动手，越说明他在怕。
怕什么？怕自己在述职时把那些烂账抖出来？怕新安政绩往上提，朝廷派人来查，把他这些年捞的好处全翻个底朝天？
既如此，那就别怪他不讲规矩了。
明日午时前要交“与楚墨往来记录”？行啊。
他有三村联名按的手印，有栈道工钱发放的流水单，有曲辕犁的试用反馈簿。
这些东西加起来，比一封“结盟书”更有力。
更何况——
他后腰的包袱微微一沉。
林阿禾抄的那份账，虽不是官面文书，可字迹对得上库房调拨单，数目能串起三年亏空。
只要他敢在御史台开口，这份东西就能当场甩出来。
到时候，谁是贪官，谁是为民办事的县令，自有公断。
他缓缓松开手。
徽墨酥还在，只是被捏得有些变形。
他把它重新塞回袖袋，动作轻了些，像是怕弄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眼前这条密道依旧漆黑，看不见尽头。
青衣人还是那副模样，不动也不语，仿佛能在这里站到天亮。
沈砚站直了身子。
脚底山路积下的酸胀还在，眼皮也沉，但他脑子清楚了。
不是豁出去的狠劲，也不是委屈憋屈的闷火，而是一种冷下来的算计——该交什么，不该交什么；先说什么，后揭什么；哪些事能认，哪些账必须反咬回去。
他不是来挨审的。
他是来述职的。
谁拦路，谁就得准备好，被他踩过去。
他抬手整了下衣领，把袖口扯平，然后抬起左脚，稳稳踏入门内。
黑暗吞没了他的身影。
青衣人转身在前带路。
阿四仍站在原地，没敢动。
包袱带上的指节，还泛着青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