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8年9月15日，海城火车站。
清晨六点四十七分，秋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候车大厅的玻璃穹顶。雨水顺着弧形玻璃蜿蜒而下，将站内昏黄的灯光折射成扭曲的光带。空气中混杂着湿漉漉的雨水气味、廉价快餐的油脂香、还有长途旅客身上特有的疲惫气息。
江屿站在第九候车室的角落里，背着一个半旧的黑色双肩包，手里握着一张前往bj的高铁票。车票上印着清淅的班次信息：g102次，07:30发车，12:17抵达北京南站。四个半小时的旅程，却象是要跨越两个世界。
他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到车站。这不是出于谨慎，而是需要时间整理思绪——整理那些在脑海中翻涌的、来自两个时空的记忆碎片。
昨夜几乎无眠。
当院长宣布将bj论坛的名额给他时，整个科室的反应就象投入石子的湖面。陈建国副主任的脸色铁青得象缺氧患者的唇色，他侄女陈静——那个原本内定的名额获得者——在护士站红了眼框，摔碎了一支玻璃注射器。碎玻璃在日光灯下闪着冷冽的光，象是某种不祥的预兆。
更微妙的是其他同事的态度。李主任拍了拍他的肩膀，只说了一句“好好准备”，但那眼神里有种复杂的情绪：欣赏、担忧、还有一丝……愧疚？仿佛将一个年轻人推向某个未知的战场。而其他住院医和规培生，有的投来羡慕的目光，有的则刻意疏远——在这个竞争残酷的医疗体系里，突然冒头的天才往往意味着资源重新分配，没有人愿意成为被牺牲的那个。
江屿理解这一切。前世作为江时安，他见过太多类似场景：学术界的排挤、资源争夺的暗战、天才被扼杀在摇篮里的悲剧。只是这一次，他成了风暴中心的那个人。
背包里装着简单的行李：两套换洗衣物、洗漱用品、笔记本计算机、一个厚厚的文档夹。文档夹里是他这半个月准备的资料：
1海城医院心外科三年来的手术数据统计（他连夜从病案室整理的，用不同颜色的标签标注了死亡率、并发症率、平均住院日等关键指标）。
2六篇近期阅读的文献综述，主题都是“低成本医疗技术在基层医院的应用”——这是他的论坛发言方向，一个与江时安的“精英医学”截然相反的议题。
3五份详细病例分析，都是他在海城医院处理过的复杂病例，包括那个动脉导管未闭的孩子、刘桂芳的肺动脉高压、还有三个主动脉夹层病例。每个病例都附上了影象资料、治疔方案、随访结果，以及他的反思：“如果资源更有限，我会怎么做？”
4最后，是一份手写的笔记，记录着他对“医学直觉系统”的观察和测试结果。
这份笔记他用了只有自己能看懂的加密方式——混合了医学简写、化学符号和自创的图形代码。比如“头痛”的医学简写），但后面跟着一个希腊字母“θ”，代表theta脑波异常；“视觉增强””表示，后面跟着数字记录持续时间和强度等级。最新的一条记录是昨天写的：
“9月14日，23:17。测试心像构建极限。秒开始剧烈头痛，第12秒视觉出现雪花样噪点，第15秒被迫终止。冷却时间延长至47分钟。推论：系统处理能力有限，多线程操作消耗呈指数增长。”
他合上笔记时，手指在颤斗。这不是恐惧，而是身体在发出警告：这个能力正在透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就象一台超频运行的计算机，cpu温度已经逼近临界值，散热风扇发出绝望的嘶鸣。
但bj之行无法回避。
不仅仅是因为论坛和研讨会，更因为那两个人——江时安和慕晚晴——都在那里等待。一个是他要对抗的“神”，一个是他亏欠过的前妻。两个人都拥有足以看穿他伪装的能力和直觉。
候车室的广播响起：“乘坐g102次列车的旅客，请到12号检票口检票进站。”
江屿深吸一口气，背起背包，导入涌动的人流。
高铁车厢内的空气经过精密过滤，有着飞机客舱特有的干燥感。江屿的座位是8车12f，靠窗。他放好行李，坐下，从背包侧袋抽出那本《心脏外科手术学（第九版）》——这是他特意带的“伪装”。一个28岁的年轻医生在旅途中阅读经典教材，合情合理，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但实际上，他翻开书页时，视线根本没有聚焦在文本上。
他在脑海中演练。
这是江时安的习惯：在重要事件前，进行全流程的“认知预演”。手术前，江时安会在脑中完整仿真整个操作过程，从皮肤切开到最后一针缝合，包括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应对方案。这种预演能力让他成为手术台上从不出错的“神之手”。
现在，江屿继承了这种能力。他闭上眼睛，意识沉入那个特殊的空间。
场景一：全国心脏介入青年医师论坛，第一天上午，主会场。
他“看到”自己站在讲台上，台下坐着五百多名同行。前排是评审专家，包括几位院士、各大医院心内科主任，以及——江时安。那个45岁的自己坐在正中央，穿着定制西装，面无表情，手指在平板计算机上轻轻敲击，象在记录什么，又象在等待什么。
江屿的发言题目是《基层医院心脏介入的可及性探索：从“做不了”到“怎么做”》。他准备了二十张幻灯片，内核观点很简单：很多介入技术可以被简化、降级、适配基层条件，关键是要打破“只有顶级医院才能做”的思维定式。
但问题在于，这个观点直接挑战了江时安创建的体系。业模式就是“技术拢断+高附加值”——研发最先进的技术，定价在只有少数人能承受的水平，然后通过学术影响力创建“这就是金标准”的共识。化版技术也能达到80的效果，而成本只有5，整个商业帝国的基础就会动摇。
所以江时安一定会反击。
江屿在脑中推演可能的交锋：
江时安（举手提问）：“江医生，你提到简化版封堵器的成本可以控制在三万元以下。但根据我们实验室的数据，材料成本就超过两万，这还不包括研发分摊、质量控制、灭菌包装。你的成本核算是否遗漏了关键项？”
江屿的回答预案：“江教授，您说的材料成本是基于医用级316l不锈钢和镍钛记忆合金。但我们尝试了工业级替代材料，经过特殊表面处理后，生物兼容性测试达标，而成本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一。这是我们的测试数据（展示幻灯片）……”
江时安（微微皱眉）：“工业级材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长期植入的安全性如何保证？五年、十年的并发症数据在哪里？”
江屿（冷静）：“这正是问题的内核，教授。等待完美数据需要十年，但患者现在就需要救命。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先用低成本方案救命，等患者经济条件改善或技术更新后，再进行二次手术更换。对很多家庭来说，‘先活下来’比‘完美地活下来’更重要。”
江时安（沉默片刻）：“……你在用患者的生命做实验。”
江屿（直视对方）：“不，我在用现有条件给患者生的机会。当完美的选项不存在时，次优选择好过没有选择。”
预演到这里，江屿感到一阵心悸。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诡异的熟悉感——他太了解江时安的思考模式了，就象了解自己的指纹纹理。这种了解是双向的：他能预判江时安的反应，江时安也一定能察觉到他的异常。
场景二：医学伦理研讨会，第二天下午，小会议室。
这次更危险。慕晚晴会作为主持人和点评专家出席。她今年应该34岁，是医学伦理领域的后起之秀，以犀利的问题和深刻的洞察着称。
前世，江屿（那时的江时安）和她相识于一场学术会议。她当时还是博士生，站起来提问时声音有些颤斗，但问题直指他研究中的伦理盲点：“江教授，您这项基因编辑技术如果成功，是否会加剧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那些负担不起费用的患者，会不会成为新技术的‘遗民’？”
那时的江时安如何回答的？他记得自己冷淡地说：“技术进步必然伴随筛选。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医学突破都先惠及少数人，再逐步普及。伦理不应该成为进步的绊脚石。”
慕晚晴没有再追问，但会后她找到他，递上一份打印的论文：“江教授，这是我关于‘技术普惠的伦理路径’的初步思考，希望您有时间看看。”
他没看。那叠论文后来去了哪里？可能还在某个箱底，也可能早已被当作废纸处理。
这一世呢？如果她在研讨会上问他类似的问题，他会如何回答？
江屿在脑中构建慕晚晴的脸。记忆中的面容有些模糊了——离婚后，他刻意删除了所有照片，清空了共同生活的痕迹。但某些细节依然清淅：她思考时会微微抿唇，右手食指无意识地轻敲桌面；她认真听人说话时，眼睛会睁得稍大，瞳孔里有专注的光；她生气时不会提高音量，而是语速变慢，每个字都象经过深思熟虑的判决。
如果她问：“江医生，你推行低成本医疗的动机是什么？是真正的利他主义，还是某种……表演式的道德优越感？”
他会怎么回答？
江屿睁开眼，窗外飞掠而过的风景在视网膜上留下模糊的色块。列车正穿过一片丘陵地带，远处的山峦在秋雨中呈现出青灰色的轮廓，像浸泡在水墨中的宣纸。
他发现自己没有答案。
动机？当然是赎罪。是弥补前世的冷漠，是拯救那些曾被“江时安”放弃的生命。但这话不能说。那么该说什么？“想让更多人活下去”？听起来象廉价的煽情。
手机震动，打断了他的思绪。
是苏晚晴发来的微信：“上车了吧？我刚到报社，在整理慕晚晴教授的资料。有个发现想告诉你——她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你那个‘简化版封堵器’的雏形。她十多年前就提出过类似想法，但被当时的导师否定了，理由是‘不具商业价值’。”
江屿的心脏猛地收紧。
慕晚晴早就想过这条路？而且被否定了？
他快速打字：“她导师是谁？”
苏晚晴回复：“陈启明教授，现在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更重要的是——陈教授和江时安是长期合作伙伴，时安医疗的早期投资人之一。”
一条暗线浮出水面。
如果慕晚晴的学术理想当年被江时安的利益联盟扼杀，那么她对江时安的态度会是什么？怨恨？不甘？还是某种复杂的竞争意识？
而他现在，一个28岁的年轻医生，正在走她当年想走却没能走通的路。她会怎么看待他？盟友？继承者？还是又一个注定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列车广播响起：“各位旅客，列车前方到站济南西站，停车2分钟。有在济南西站落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江屿看了眼时间：09:18。行程过半。
他合上书，起身走向车厢连接处的开水间，想要接一杯热水。走过8车和9车的连接处时，突然听到一阵骚动。
“有人晕倒了！有没有医生？车上有医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