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总。”江屿放下导丝，保持礼貌的点头。
沉星河走过来，目光在江屿脸上停留了几秒。这个四十岁的男人有着技术官特有的敏锐眼神，仿佛能看透一切表象，直达内核。
“江医生对国产器械感兴趣？”沉星河问，语气听不出情绪。
“了解一下。”江屿说，“基层医院预算有限，有时候需要在质量和价格之间做权衡。
“权衡。”沉星河重复这个词，“但在医学上，有些权衡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一根导丝如果在手术中断裂，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所以需要创建更严格的质量标准。”江屿迎上他的目光，“而不是简单地说‘国产就是不行’。”
沉星河微微眯起眼睛：“江医生好象对基层医疗问题很有研究。”
“在基层医院工作，自然要面对这些问题。”江屿说，“沉总在时安医疗，可能离这些现实有点远了。”
这话带着轻微的挑衅意味。江屿知道，但他需要试探沉星河的态度——这个前世最了解他的助手，这一世会站在哪一边？
沉星河没有生气，反而笑了：“江医生说得对。所以我们才推出了‘基层帮扶计划’，就是想拉近这种距离。”
“用三百八十万的人工心脏拉近距离？”江屿问。
“那是技术前沿。”沉星河说，“帮扶计划里也包括基础耗材和设备的支持。比如，我们可以向合作医院提供优惠价格的导丝导管，质量保证，价格只比国产贵一点。”
“但要求是必须配套使用你们的内核产品。”江屿说，“捆绑销售。”
沉星河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江医生对我们的计划了解得很清楚。”
“应该的。”江屿说，“毕竟我也在基层，关心什么样的政策真正对我们有帮助。”
两人之间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几秒。周围是人声鼎沸的展区，但在这个角落，时间仿佛变慢了。
“江医生，”沉星河突然问，“你昨天在来bj的列车上，抢救了一个高原肺水肿的患者？”
江屿心头一紧。调查已经开始，而且很详细。
“是的。”他简短回答。
“用氨茶硷静推，打破了恶性循环。”沉星河继续说，“很经典的处置，但很大胆。一般年轻医生不敢这么用，因为治疔窗太窄。”
“当时情况紧急，没有更好的选择。”
“但你立刻就判断出不是室颤，而是复杂房性心律失常。”沉星河盯着他，“在没有心电图的情况下，这个判断需要非常丰富的经验。江医生在基层医院，应该很少遇到这么复杂的病例吧？”
问题来了。这是质疑，也是试探。
江屿保持平静：“我平时看了很多急重症的文献，也做过仿真训练。而且，患者当时虽然心律失常，但颈动脉还有搏动，如果是室颤，应该已经没有了。”
“很专业的判断。”沉星河点头，但眼神里的怀疑没有消失，“江医生，冒昧问一句，你师从哪位老师？或者说，你的临床思维受到谁的影响比较大？”
这个问题更加危险。江屿知道，沉星河一定已经调阅了他所有的文档，发现这个年轻医生的成长轨迹和技术风格存在某种“不匹配”——一个普通医学院毕业、在市级医院规培的医生，不应该拥有如此成熟的临床思维和操作能力。
“我读书时很喜欢江时安教授的着作。”江屿选择了最安全的回答，“他的《心脏外科手术决策树》我看了很多遍。霍普金斯医院的jas教授、梅奥诊所的willias教授，他们的论文我也经常学习。”
这些都是真话。前世的江时安确实写过那本书，也确实深受那些国际大师的影响。但这样的回答，只会让沉星河更加困惑——因为江屿展现出的能力，已经超越了“学习”的范畴，更象是某种内在的、本能的东西。
沉星河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江医生，我们团队对你的病例很感兴趣。特别是那个动脉导管未闭的孩子，还有你提出的简化封堵器方案。如果你方便的话，今天下午会议结束后，我们想邀请你到我们展位的会议室，做一次深入的技术交流。”
这是正式邀请了。也是更近距离的审查。
江屿知道不能拒绝。拒绝会显得心虚，也会错失了解对手的机会。
“好的。”他说，“几点？”
“五点吧，主会场结束后。”沉星河递过来一张名片，“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期待和你的交流。”
江屿接过名片。纯白色卡纸，只有名字、职位和一个电话号码，极简风格——这是江时安喜欢的风格，沉星河沿用了。
沉星河离开后，江屿站在原地，感觉后背有些发凉。
刚才的对话虽然表面平静，但每一句都暗藏机锋。沉星河在测试他，观察他，试图找出那个隐藏在平凡履历下的异常内核。
而下午的发言，晚上的技术交流，将是他面临的最大考验。
“江屿！”
苏晚晴匆匆走过来，脸色有些凝重：“我刚听说，时安医疗那边调整了发布会的议程。他们原本是十点开新闻发布会，现在推迟到了下午三点——正好在你发言之后。”
江屿立刻明白了这个调整的意图。
如果他发言成功，引发了关于基层医疗可及性的讨论，那么江时安就可以在随后的发布会上，用“基层帮扶计划”来回应：看，我们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如果他发言失败，那么江时安的发布会就更顺理成章：连批评者都提不出可行的替代方案，那我们的计划就是唯一的选择。
“这是把你当成了垫脚石。”苏晚晴说，“用你的质疑，来衬托他们的周全。”
“也可能是给了我一个机会。”江屿说，“如果我的发言足够有力，就能在他们的发布会上制造尴尬。”
“但你只有十五分钟。”苏晚晴担忧地说，“十五分钟，要讲清楚一套完整的理念，还要应对可能的质疑。”
江屿看向主会场的方向。巨大的屏幕上，正播放着下一场演讲的宣传片：关于ai在冠脉造影自动分析中的应用，又是高大上的技术。
“十五分钟够了。”他说，“有时候，改变只需要一句话。”
四、十五分钟的战争
上午十一点四十分，江屿在发言等侯区做准备。
这是一个狭小的房间，挤满了即将上台的年轻医生。有人反复背诵讲稿，有人对着镜子整理领带，有人在默默祈祷。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息，混合着汗水和咖啡的味道。
江屿坐在角落，闭上眼睛，最后一次在脑中演练。
他调用了心像能力，不是为了构建器官模型，而是为了仿真整个演讲过程。在意识的黑暗背景中，他“看到”自己走上讲台，调整麦克风，目光扫过台下。他看到江时安坐在第一排正中，沉星河在旁边记录。他看到慕晚晴坐在侧面的媒体席，眼神专注。他看到台下两千张脸，有的期待，有的怀疑，有的漠然。
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会场里回荡：
“各位前辈，同仁，我是海城中心医院的江屿。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不是什么前沿技术，而是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当我们谈论心脏介入的未来时，我们到底在谈论谁的未来？”
开头要直接，要尖锐。没有客套，没有寒喧，直指内核。
然后是第一组数据：
“中国有2800个县级行政区划，但能够独立开展心脏介入手术的县级医院，不到300家。的县域，当患者突发心梗时，必须长途转运。而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是120分钟，每延迟一分钟，死亡率就增加1。”
幻灯片要简洁有力：一张中国地图，用红色标注出有介入能力的医院，大片空白局域触目惊心。
“我们当然可以说：那就建更多中心，培训更多医生。但现实是：一个标准的介入中心，设备投入至少两千万，每年耗材成本五百万，需要至少三名成熟介入医师。对大多数县级医院来说，这是天文数字。”
第二张幻灯片：一个县级医院的年度预算表，旁边是对比数据。
“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循环：因为没钱，所以建不起中心；因为建不起中心，所以患者要转运；因为转运延误，所以死亡率高；因为死亡率高，所以更没有人敢在当地做……”
他停顿，让这个循环的残酷性沉淀。
“打破这个循环，需要换一种思路：如果我们不能把基层医院提升到三甲医院的标准，那能不能把技术降低到基层医院能够承受的水平？”
第三张幻灯片：海城医院导管室的实景照片——设备老旧，环境简陋，但干净整洁。
“我在海城医院工作，我们的导管室设备是十年前的老款，dsa的分辨率只有1024x768，没有三维重建功能。但我们用这台机器，去年完成了287例介入手术，包括冠脉支架、起搏器植入、简单先心病封堵。。”
台下的反应会是什么？惊讶？怀疑？不屑？
“我知道有人会问：你们怎么做复杂病例？答案是：我们不做。或者说，我们只做我们能做到的。对于复杂病变、高风险患者，我们转诊。但至少，我们能处理那些简单的、却要了很多人命的急诊。”
第四张幻灯片：几个典型病例的术前术后对比。
“这个思路的内核是：分级、分层、分流。让基层医院处理常见病、简单病，让中心医院处理疑难病、复杂病。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要么什么都做不了，要么什么都想做到最好。”
然后是最关键的部分：技术方案。
“要实现这个目标，技术需要做三方面的适配：第一，成本适配。我们正在研发的简化版封堵器，目标成本控制在三万元以内。第二，操作适配。简化手术步骤，减少对医生经验的依赖。第三，维护适配。设备要皮实耐用，容易维修。”
第五张幻灯片：“海城一号”封堵器的设计草图。
“我知道，这个方案不完美。材料可能不耐用，操作可能不够精细，长期效果需要验证。但我想问：在完美但昂贵的技术，和不完美但可及的技术之间，我们该怎么选？”
他看向江时安的方向。
“当一个人因为等不起完美而死去时，不完美是否也是一种罪过？”
会场会安静下来。这个问题太重了。
“医学的初心是解除病痛。当技术发展得越来越高大上，离这个初心却越来越远时，我们是不是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到底在为谁服务？是为论文的影响因子，是为企业的财务报表，还是为那些在基层医院里等待的、普通的面孔？”
最后一张幻灯片：一张照片。刘桂芳老人术后第一次能平躺睡觉时安详的脸，那个先心病孩子康复后第一次笑的瞬间，列车上的患者女儿跪谢时的泪眼。
“这是我的答案：医学应该照亮更多角落，而不是只让塔尖更加耀眼。谢谢大家。”
演讲结束。
江屿在意识中仿真了整个过程，包括可能的提问和应对。但当他睁开眼睛时，发现头痛又开始发作。
系统的使用消耗超出了预期。这一次不仅仅是构建图象，更是仿真了复杂的人际交互和情绪反应，对认知资源的消耗更大。他感到太阳穴处血管在搏动，视野边缘的光斑再次出现。
“江屿医生，该您了。”工作人员推门进来。
江屿深吸一口气，站起身。
走向讲台的那段路，大约五十米，他走得异常缓慢。每一步都象在趟过时间的河流，每一步都象在靠近某个命运的转折点。
当他踏上讲台的台阶时，聚光灯打在他身上，强烈的光线让他瞬间看不清台下。但他能感受到两千道目光的重量，能感受到第一排那个男人——江时安——投来的、平静却锐利的注视。
他调整麦克风，抬头。
“各位前辈，同仁，我是海城中心医院的江屿。”
战争，开始了。
五、馀波与暗室
江屿的发言持续了十四分三十七秒。
比他预想的短，但效果比他预想的更强烈。
当他讲到“当一个人因为等不起完美而死去时，不完美是否也是一种罪过”时，会场里出现了明显的骚动。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交头接耳。摄象机转向江时安，捕捉他的表情——那个男人依然平静，但江屿注意到，他的手指又弯曲了一次。
提问环节，第一个站起来的正是江时安。
他没有用麦克风，但声音清淅地传到每个角落：“江医生，你提到简化版封堵器成本三万元。我想问，这个成本核算是否包括了研发投入、临床试验、长期随访、不良事件处理这些隐性成本？如果包括了，那三万元是不可能的。如果没包括，那你是让患者承担了未知的风险。”
问题很尖锐，直指内核矛盾。
江屿早有准备：“江教授，我们的成本核算确实不包括前期研发，因为很多技术思路来自公开文献和已有专利的过期部分。我们走的是集成创新和改良优化的路径。至于临床试验和随访，我们采用的是真实世界研究模式，在临床应用中收集数据。这确实不如rct严谨，但可以大大降低前期成本。”
“也就是说，你在用患者做实验。”江时安的声音依然平稳，但话更重了。
“不。”江屿直视他，“我们在用已经验证安全的内核技术，进行应用场景的拓展。就象您的人工心脏，内核的磁悬浮技术二十年前就发明了，您做的是工程优化和临床转化。我们做的也是类似的事情，只是方向不同：您追求极致性能，我们追求可及性。”
这个类比很巧妙。既承认了江时安的技术高度，又点出了两者的本质区别。
江时安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但医学容不得‘差不多’。一个封堵器如果十年后出现断裂，会导致患者猝死。你的简化版，能保证多久的安全期？”
“我们目前的目标是五年。”江屿诚实回答，“五年后，患者可以选择更换，或者到那时可能有更好的技术。但至少，他多活了五年，他的孩子长大了，他的家庭有了准备的时间。”
“用不确定性换取时间？”江时安问。
“用有限的技术换取确定的生存。”江屿回答，“医学从来都是在不确定中做选择。冠脉支架植入后也可能再狭窄，人工瓣膜也可能衰败，但我们还是会做，因为比不做强。同样的道理。”
这段对话被完整记录下来。后来很多媒体用“两个江医生的对决”作为标题，称这是“精英医学与普惠医学的正面交锋”。
江屿发言结束后，掌声持续了很久。不少基层医院的医生站起来鼓掌，他们的眼神里有共鸣，有希望，还有一种被看见的激动。
下台时，苏晚晴在信道口等他，竖起大拇指：“太棒了。你看到江时安的表情了吗？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被人这样反驳。”
江屿没有时间庆祝。头痛越来越剧烈，他需要找个地方休息。
但人群已经围了上来。有记者要采访，有同行要交流，有基层医院的院长想谈合作。江屿勉强应付了几个，然后借口身体不适，匆匆离开了主会场。
他在洗手间用冷水冲脸，看着镜子里苍白的面孔。系统的过度使用已经造成了明显的生理影响：瞳孔依然不等大，眼结膜有轻微充血，手指有细微的震颤——这是颅内压增高和交感神经兴奋的表现。
他必须停止使用这个能力，至少休息几天。但下午要见沉星河，晚上可能还要面对更多挑战。
手机震动，是林晓发来的微信：“江医生，看到直播了！太牛了！科室里大家都在讨论，陈主任脸都绿了哈哈哈。对了，你让我盯的那个事儿有进展了：陈静今天请假没来上班，但我听器械科的老吴说，她叔叔（陈建国）昨天私下见了时安医疗的人。”
江屿心头一紧。陈建国在和时安医疗接触？为什么？
“知道谈了什么吗？”他回复。
“老吴只听到一点，好象是什么‘技术转让’‘专利授权’。具体的他也不清楚。但他说陈主任最近在研究你做的那些病例，特别是手术记录里的细节。”
手术记录。江屿想起自己写病程时，偶尔会无意识地用上前世江时安的简写习惯。虽然很隐晦，但如果仔细对比，可能会发现异常。
又一个隐患。
下午的会议江屿没有参加。他在酒店房间里休息，试图让大脑恢复。但记忆碎片又开始涌现，这次更加混乱：
2032年，时安医疗上市庆功宴。
沉星河举杯敬他：“老师，我们做到了。”他点头，心里想的却是下一个研发目标。那时他已经三年没有休过假，慕晚晴提出离婚已经两年。
2038年，一场失败的手术。
患者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肺动脉高压。手术很成功，但术后出现难以控制的感染，最终死亡。家属没有怪他，但他知道，如果手术早做五年，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可五年前，女孩家凑不齐手术费。
2043年，死亡瞬间。
心电图上那条直线无限延伸，他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解脱。终于可以休息了。终于不用再面对那些期待的眼神和失望的背影。
江屿从床上坐起，满头冷汗。
这些记忆如此真实，就象刚刚发生过。但明明是前世的事情，为什么会如此鲜活地烙印在意识里？
他看了眼时间：下午四点二十。该出发去赴沉星河的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