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9年6月20日，周四晚上九点，海城国际会议中心。
这座由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象一艘巨大的银色帆船，临江而立。明天，这里将举办第七届中国创新医疗论坛——国内医疗界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盛会，汇集了顶尖专家、医院管理者、政策制定者、投资人和医疗企业家。
此刻，主会场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工作人员正在测试巨大的弧形led屏，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论坛的宣传片：手术机器人精准地缝合血管，人工智能在ct影象上标记肿瘤，可穿戴设备监测着心脏节律……配上激昂的音乐和“科技改变医疗”的标语，充满了未来感。
后台休息室里，江屿正在修改ppt。他明天有一个二十分钟的发言，题目是《基层医疗创新的实践与思考——从“海城一号”到“燎原计划”》。ppt已经改了八版，但他总觉得还不够。
不是数据不够——过去一年，“海城一号””培训了47名基层心外科医生，其中32人已经能独立完成简单手术；多学科协作模式成功救治了17例危重患者，包括那个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年轻人（他术后三周康复出院，除了轻微的肢体活动不便，认知功能基本恢复）。
也不是案例不够——他有那个复杂先心病婴儿思思的照片，从术前紫绀的小脸到术后红润的笑容；有那个tavr手术后参加孙女婚礼的老太太的视频；有基层医生李建国第一次独立手术成功后喜极而泣的采访片段。
但他总觉得，这些还不够。论坛的听众不是普通患者家属，他们中的大多数关注的是技术的前沿性、商业的可行性、投资的回报率。他们会问：这种模式能规模化吗？能盈利吗？能持续吗？
而这些，恰恰是江屿最不确定的。
“还在改？”苏晚晴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杯咖啡。她今天穿着干练的套装，作为特邀媒体嘉宾，她明天要主持一个圆桌讨论。
“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江屿接过咖啡，“我在想，明天应该强调什么？是技术的普惠性？是基层能力建设的社会价值？还是……”
“还是如何说服那些手握资源的人支持你？”苏晚晴接着他的话。
江屿苦笑：“是。”
苏晚晴在他身边坐下，翻开自己的笔记本。“我采访了这次论坛的几位重量级嘉宾，包括三位医疗投资基金合伙人，两位跨国药企的中国区总裁，还有四位三甲医院院长。你想知道他们最关心什么吗？”
“你说。”
“效率、标准化、可复制性。”苏晚晴列出关键词，“投资人关心的是：你的模式能否快速复制到其他县市？单点投入产出比是多少？多久能实现盈亏平衡？医院管理者关心的是：质量控制如何保证？医疗风险如何规避？人才梯队如何建设？”
她顿了顿：“至于技术的普惠性、社会公平、人文关怀……这些他们当然也说重要，但在做决策时，权重往往很低。”
这很现实。江屿明白。前世的江时安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他完全按照这套商业逻辑运作：选择最高端的技术，服务最有支付能力的患者，创造最高的利润，然后用利润投入研发，形成正向循环。
而他选择的路，几乎每一步都逆着这个逻辑。
“但有一点，他们都很感兴趣。”苏晚晴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数据。真实世界数据（real-world data）。‘燎原计划’运行一年，积累了218例手术的完整数据——术前评估、术中参数、术后随访、并发症记录、费用明细。这些数据如果清洗、分析、建模，可以回答很多重要问题。”
“比如？”
“比如：在基层条件下，哪些患者最适合介入治疔？哪些应该转诊？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并发症的预警指标有哪些？费用结构的优化空间在哪里？”苏晚晴眼睛发亮，“这些数据，对于想进入基层医疗市场的企业来说，是金矿。”
江屿陷入沉思。数据……他之前更多是用于质量控制和技术改进，但从商业角度看，确实有巨大价值。但这些数据来自患者，来自基层医生的辛勤工作，如果用来牟利，合适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苏晚晴轻声说，“觉得用患者的数据赚钱，不道德？但换个角度：如果不用这些数据吸引投资，你的项目怎么持续？那些基层医院怎么获得更好的设备？那些患者怎么获得更便宜的治疔？”
这是一个经典的伦理困境：用公益项目产生的数据获取商业利益，算不算背叛初心？
江屿想起前世江时安常说的一句话：“理想主义需要现实主义的支撑，否则就是空中楼阁。”当时他觉得这是为商业化辩护的借口，现在却有了不同的理解。
“也许……”江屿缓缓开口，“我们可以设计一种机制。数据可以授权使用，但收益的一部分必须反哺项目，用于基层培训、患者救助、技术优化。而且，数据要脱敏，要保护患者隐私，要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
“这就是第三条路。”苏晚晴点头，“不是完全公益，也不是完全商业，是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模式——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这时，休息室的门开了。江时安走进来，身后跟着沉星河。两人都穿着正装，显然刚参加完论坛的筹备会议。
“在讨论明天的发言？”江时安问，在江屿对面坐下。
“恩。关于如何平衡理想和现实。”江屿老实说。
江时安静静看了他几秒，然后说：“我刚刚和论坛主席团开了会。你的发言被安排在明天上午的主论坛，紧接在我的主题报告之后。”
这很意外。主论坛通常是院士、院长、跨国企业高管的位置，一个基层医生的发言能挤进去，显然是江时安力推的结果。
“谢谢您，但是……”
“但是压力很大？”江时安接过话，“我知道。台下会有国家卫健委的领导，有各大医院的院长，有投资界的大佬。他们会用审视的眼光看你，会提出尖锐的问题。但这也是机会——如果你能说服他们，你的模式就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支持。”
沉星河补充道：“教授还争取到了一个展示环节。我们可以把‘海城一号’的操作演示带到会场，用仿真器展示。另外，云山县的李建国主任也会来，现场讲述他的经历。”
这些安排考虑得很周到。既有高层的理论阐述，又有基层的实践案例，还有技术展示。
“江教授，”江屿认真地问，“您为什么这么帮我？”
这个问题他在不同场合问过多次，但每次江时安的回答都不同。这一次，江时安沉默了很久，久到江屿以为他不会回答。
然后他说：“因为我想看到医学的另一种可能性。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见证了太多技术的奇迹，也目睹了太多因为技术不平等而造成的悲剧。我创造了时安医疗这个帝国，但它服务的，始终只是金字塔尖的一小部分人。”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江面上闪铄的灯火。
“江屿，你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江时安的声音很轻，象在自言自语，“很多年前，我还在美国做住院医的时候，跟着导师去非洲参加医疗援助。那里有一个孩子，法洛四联症，如果不手术，活不过十岁。但我们带去的设备有限，只能选择救一个。最后，我们救了一个官员的孩子。”
他转身，看着江屿：“那个没被选中的孩子，我至今记得他的名字——穆罕默德。他拉着我的白大褂，用不熟练的英语说：‘doctor， next ti?（医生，下次可以救我吗？）’”
休息室里安静极了，只有空调出风口细微的气流声。
“我说：‘yes， next ti（是的，下次。）’”江时安苦笑，“但我知道，没有下次了。我们的医疗队一年只去一次，设备只够做十台手术。穆罕默德等不到下一个‘下次’。”
他走回座位，看着江屿：“所以当我看到你，看到你做的那些事——在县级医院救那个新生儿，培训基层医生，研发低成本器械——我好象看到了当年那个承诺的另一种实现方式。不是等‘下次’，而是让‘这次’就能发生。不是依赖外来的援助，而是创建本土的能力。”
这番话很重。江屿感到心中涌动复杂的情绪。他理解了，为什么江时安会这样支持他——这不只是对技术的欣赏，不只是对理念的认同，而是对自己过去遗撼的某种弥补。
“江教授，”江屿说，“明天我会讲好。不只讲技术，不只讲数据，还要讲那些具体的人——穆罕默德那样的孩子，王大那样的父亲，李建国那样的医生。”
“好。”江时安点头，“另外，有件事要提醒你。明天会有记者问你关于开源人工心脏项目的事。董事会已经决定，如果项目在18个月内不能看到商业化前景，就会终止资助。这个压力，需要你公开面对。”
江屿心里一紧。他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没想到这么快。
“我准备好了。”他说。
江时安和沉星河离开后，苏晚晴握住江屿的手。“紧张吗？”
“有点。”江屿诚实地说，“但更多的是……使命感。像江教授说的，这是一个机会，让更多人看到另一种可能性的机会。”
“你会讲好的。”苏晚晴微笑，“因为你在讲的是你真正相信的事。真实的信念，有力量。”
他们又修改了一会儿ppt，直到工作人员来清场。走出会议中心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江风带着水汽吹来，有些凉意。
“江屿，”苏晚晴突然说，“等论坛结束，我想带你去见我父母。”
江屿一愣：“这么快？我们才……”
“认识九个月，在一起三个月。”苏晚晴轻声说，“但我确定，你就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而且，我父母看了你所有的报道，特别是关于那个复杂先心病患儿的系列。我妈说：‘这个医生，心里有光。’”
江屿感到眼框发热。他握住苏晚晴的手：“好。等我准备好。”
“准备什么？”
“准备成为一个配得上你的医生，配得上那些信任的患者，配得上这个时代的挑战。”江屿看着江面上流动的灯火，“也准备好，走完这条艰难但正确的路。”
他们相拥而立，在夜色中，在江风里。
明天，将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