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上午九点，主会场座无虚席。
江屿坐在第一排，看着江时安在台上做主题报告。大屏幕上显示着标题：《精准医疗时代的创新与挑战》。江时安穿着深灰色西装，站在讲台上，语言精炼，数据详实，气场强大。
他讲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基因编辑技术在遗传性心脏病治疔中的应用前景；第二部分，人工智能辅助手术决策系统的临床验证结果；第三部分，器官3d打印技术的商业化路径。
每一项都是前沿中的前沿。数据令人震撼：人工智能系统在3000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规划中，将手术时间平均缩短23，并发症率降低15；3d打印的心脏瓣膜在动物实验中表现优异，预计三年内进入临床试验。
台下，投资人们眼神发亮，医院管理者们认真记录，记者们疯狂拍照。这就是顶尖医学研究的魅力——它指向未来，充满想象空间，更重要的是，有清淅的商业回报预期。
江屿听着，心里却想着另一组数据：中国有3000个县级行政区，其中能开展心脏介入手术的不足300个；每年有15万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出生，其中近三分之一因为地处偏远或家庭贫困而错过最佳治疔时机；一个国产tavr瓣膜的成本是8万元，但很多退休老人的月养老金只有3000元……
这些数据不够“性感”，不够“前沿”，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关乎千万人生命的问题。
江时安的报告结束，掌声雷动。主持人上台：“感谢江时安教授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有请海城中心医院的江屿医生，他带来的题目是《基层医疗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江屿深吸一口气，走上台。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有些刺眼。台下上千双眼睛注视着他，那些目光中有好奇，有审视，有期待，也有怀疑。
他按下翻页笔，大屏幕上出现第一张ppt：一个乡村诊所的照片，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桌上摆着听诊器和血压计。标题是：“医疗的最后一公里”。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仁，”江屿开口，声音平稳，“刚才江教授讲了医疗的前沿，那些技术令人振奋。但今天，我想带大家看看医疗的‘地面’——那些技术最终要落地的土壤。”
他翻到下一页：一张中国地图，用不同颜色标注了心外科手术能力的分布。北上广深是深红色（能力最强），省会城市是浅红色，地级市是黄色，县级局域几乎全是白色（无能力）。
“这张图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中国，如果你出生在县城或乡村，患有需要心外科手术的疾病，你的生存概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能否及时到达那几个红色的点。”
台下开始有人交头接耳。
“但转运本身就有风险。”江屿展示了一个案例：一个云南山区的新生儿，法洛四联症，转运到昆明需要8小时山路。孩子在途中出现缺氧发作，到达时已经脑损伤。虽然手术成功，但留下了永久性神经系统后遗症。
“更现实的是费用。”下一页是费用对比表，“在省级医院，同样一个室间隔缺损手术，总费用约8万元，医保报销后自付约3万。但对于一个年收入2万的农村家庭来说，这依然是无法承受之重。结果往往是：放弃治疔，或者举债治疔，因病致贫。”
台下的议论声更大了。江屿看到，有些投资人皱起了眉头——这些话题太沉重，太不“商业”。
但他继续说下去：“所以，我们尝试了不同的路径。不是把患者送到技术那里，而是把技术送到患者身边。”
他展示了“海城一号”介入封堵器：一个硬币大小的金属网，连接着细细的输送系统。“这个器械，我们设计的内核理念是：简化。不需要昂贵的dsa设备，用普通x光机就可以操作；不需要全身麻醉，局部麻醉加镇静即可；手术时间从3小时缩短到40分钟；费用，从8万降到2万。”
接着，他展示了“燎原计划”的培训体系：仿真训练、分段主刀、远程指导、质量控制。“我们不是培养能做所有手术的全能医生，而是培养能处理常见病、急重症的‘守门员’。就象足球比赛，守门员不需要会过人、会射门，只需要会守住球门。”。
台下安静下来。这些数据虽然不如基因编辑那样“高大上”，但很扎实，很有说服力。
“但挑战依然存在。”江屿翻到下一页，“第一个挑战：质量控制。如何保证基层医院的手术质量？我们的答案是：创建标准化流程，实时远程监督，定期考核评估。”
他展示了一个实时监控系统的界面：海城医院的控制中心，可以同时观看五家县级医院的手术直播，专家可以实时指导。
“第二个挑战：可持续性。培训和设备需要投入，钱从哪里来？我们的探索是：多方共担。医保给予倾斜性报销，地方政府提供配套支持，慈善基金补充缺口，企业以成本价提供设备。”
“第三个挑战，也是最难的：理念转变。”江屿看着台下，“从‘大病去大医院’到‘小病不出县，大病有信道’，需要患者信任的改变，需要医生能力的提升，更需要整个医疗体系的协同。”
他顿了顿：“这很难。但我想分享一个故事。”
大屏幕上出现一张照片：王大山蹲在病房门口，手里捏着皱巴巴的缴费单，眼神绝望。下一张：思思手术后第一次笑的照片，脸上还有泪痕，但眼睛里有光。再下一张：王大山夫妻抱着康复出院的思思，三人都在笑，背景是云山县医院简陋的大门。
“这个孩子，如果不治疔，活不过一岁。如果转运到省城，费用是这个家庭十年收入。现在，她在县医院得到了治疔，活下来了，费用是这个家庭一年收入。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不是数据，是全部。”
江屿的声音有些哽咽，但他控制住了。“所以，当我们谈论医疗创新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发表在顶刊的论文？是动辄千万的投资？还是……这样一个孩子的笑容，这样一个家庭的重生？”
台下寂静无声。然后，掌声响起。起初零散，然后汇聚成一片。有人站起来，接着更多人站起来。
江屿鞠躬致谢。他知道，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的问答环节，才是真正的考验。
果然，第一个提问者就直击要害。那是一家知名医疗投资基金的合伙人，五十多岁，西装毕挺，问题犀利：
“江医生，你的模式很感人，数据也不错。但我想问：如何规模化？中国有近3000个县，如果每个县都要创建这样的能力，需要多少投入？更重要的是，如何盈利？如果没有商业回报，资本为什么支持你？”
这个问题很尖锐，但江屿早有准备。
“关于规模化，我们的计划不是每个县都建一个心外科中心，而是创建分级网络。”他调出一张网络图，“以地级市医院为局域中心，辐射周边5-8个县。县级医院处理简单病例，复杂病例转诊到局域中心。这样，投入可以大幅降低。”
“关于盈利，”江屿坦然道，“坦白说，如果按照传统的医疗设备商业模式——高价销售、高额利润——这个模式确实难以盈利。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呢？”
他展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图：“设备采用租贷或分期付款模式，降低基层医院的初始投入；耗材采用成本加成定价，保证企业基本利润；数据授权使用，产生附加价值；政府购买服务，支付培训和质控费用。”
他顿了顿：“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式创造的社会价值，可以转化为企业的品牌价值、政策支持、市场准入优势。长期来看，当基层医疗能力提升，整个市场的蛋糕会做大，企业也能从中受益。”
第二个提问者是某三甲医院院长：“江医生，我担心的是医疗风险。在县级医院做心脏手术，万一出事，谁负责？医生个人？培训医院？还是手术医院？”
“三层责任体系。”江屿展示了一张责任图，“手术医院承担直接责任，培训医院承担指导责任，器械企业提供医疗责任保险。同时，所有手术实时传输，专家可以远程监督甚至接管。而且，我们只允许经过严格考核的医生，在明确界定的范围内开展手术。”
“但如果还是出事了呢？”院长追问。
“那我们就直面它。”江屿诚恳地说，“医学有不确定性，即使在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也可能出现不好的结果。关键不是追求零风险——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创建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充分的知情同意，规范的医疗行为，及时的应急处理，合理的纠纷解决。”
他看向那位院长：“院长，您医院的医生，如果永远只做百分百成功的手术，那他们能做什么呢？医学的进步，不就是在可控的风险中，挑战不可能吗？”
这话让那位院长沉思了。
第三个提问者是个年轻的记者：“江医生，我注意到您刚才没有提到开源人工心脏项目。据说时安医疗董事会对这个项目有不同意见，要求18个月内看到商业化前景。您能谈谈这个项目的进展和困境吗？”
这个问题很敏感。江屿看到，台下的江时安坐直了身体，沉星河有些紧张。
江屿深吸一口气：“是的，开源人工心脏项目面临挑战。技术上有瓶颈——生物打印组织的机械强度还不够；商业上有压力——董事会要求看到回报；伦理上有争议——开源是否会损害知识产权保护。”
他坦诚地面对困境：“但我想说，这个项目的意义，不在于它能不能在18个月内盈利，而在于它探索了一种可能性：让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不再只是富人的专利。”
他展示了一张概念图：一个低成本人工心脏的设计草图，旁边标注着目标成本——5万元。
“中国有上百万终末期心衰患者，每年能等到心脏移植的不到一千人。剩下的人怎么办？等死吗？还是花50万、100万做现有的人工心脏植入，然后终身服用昂贵的抗凝药物？”
他看向台下：“开源人工心脏的目标，不是技术上最完美的，而是经济上可及的，临床上够用的。它可能只能用5年，而不是15年；它可能不够小巧，不够智能；但它能让一个人多活5年——这5年，他可以看到孩子考上大学，可以看到孙辈出生，可以完成未竟的心愿。”
江屿的声音充满力量：“所以，即使困难重重，我们也会继续。因为医学的终极目标，不是创造完美的技术，而是用不完美的技术，帮助不完美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问答环节在掌声中结束。江屿走下台时，后背已经湿透。但苏晚晴在台下对他微笑，江时安对他点头，沉星河竖起大拇指。
他知道，这一关，他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