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的七月清晨，天空是一种被雨水洗过的灰蓝色。江屿站在出租屋的窗前，手里端着刚煮好的咖啡，目光却落在平板计算机屏幕上那个打开的病历文档上。窗外传来早市开张的声音——三轮车的铃铛、卷帘门拉起的哗啦声、第一笼包子出笼时的蒸汽呼啸——这些属于人间的烟火气，与屏幕上那个冰冷的医疗文档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患者：陈秀英，女，62岁。住院号：202907030045
江屿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那些医学数据像冰冷的雨水，一滴一滴打在他的意识里：
但真正让江屿停下手，让咖啡杯在掌心渐渐失去温度的，是文档最后那张扫描进来的手写信。纸是小学作文本那种带方格的纸，字迹工整得几乎刻板，每个字的笔画都规规矩矩地待在格子里，像小学生在完成最重要的作业。
“尊敬的医生：
我叫陈秀英，今年六十二岁，退休前在海城市第三实验小学教语文，教了三十八年。我知道我的病很重，心脏、肾脏、肝脏都不好了。我也知道，要治好我的病，需要好心人捐出他们亲人的心脏和肾脏，这非常珍贵。
如果因为我的年龄，或者因为我的病太复杂，您们觉得把这些宝贵的器官给更年轻、更有可能成功的患者更好，我完全理解。真的，我教过的学生里，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三十多岁的爸爸妈妈，他们如果生病了，应该比我更需要这些器官。
我只有一个请求：请不要直接告诉我‘没希望了’。请让我在等待中死去，而不是在放弃中活着。因为我的女儿——她叫林小雨，是个记者，三年前在采访抗洪抢险时离开了——她最后一次和我通话时说：‘妈妈，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哪怕希望很小很小，但只要活着，就能等到天亮。’
我想证明她是对的。
如果……如果最后真的等不到，我也想请您们把我的病历留下来。也许很多年以后，医学进步了，有医生看到我的病历，会说：‘要是这个病人晚生病十年，就能治好了。’那样的话，我的等待就没有白费。
谢谢您们。”
咖啡已经凉透了。江屿把杯子放在窗台上，玻璃冰凉的触感传到指尖。窗外的天空亮了一些，灰蓝色渐渐褪成鱼肚白。早市的人声更加清淅，有个卖豆腐的老板在吆喝：“豆腐——刚出锅的热豆腐——”
鲜活的人间。
而屏幕上的这个女人，正在一点点离开这个人间。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江时安发来的消息：“病历看了吗？上午九点，bj这边要开伦理评审会，决定她是否能进入心肾联合移植等待名单。”
江屿回复：“正在看。她的pra太高，丙肝肝硬化，手术风险极大。”
“我知道。按照我们制定的器官分配评分系统，她的综合评分只有18分，而入选门坎是35分。”江时安回复得很快，“但她的那封信……你看完了吗？”
“看完了。”
“你怎么想？”
江屿走到书桌前坐下。桌面上摊开着他正在修改的开源人工心脏设计图纸，旁边是苏晚晴昨晚留下的采访笔记——她在写一篇关于器官捐献者家属的报道，笔记上有一句话被圈了出来：“他们捐出的不只是器官，是让陌生人继续活下去的可能性。”
可能性。
陈秀英要的，也就是一个可能性。哪怕很小。
江屿打字：“如果我们只按照评分系统来决策，那医学就变成了算术。但医生不是会计，患者不是数字。”
发送。
几分钟后，江时安回复：“但器官是稀缺资源。今年上半年，全国心脏移植完成632例，而等待名单上有2147人。肾脏移植完成4012例，等待名单超过3万人。每一个器官给谁，背后都有一整套伦理原则：效用原则（救最多的人）、公正原则（公平分配）、医疗紧急原则（谁最急需）……”
这些原则，江屿前世比谁都熟悉。作为江时安，他参与制定了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trs）的内核算法。当时他坚信，用数据、用算法、用客观标准来分配稀缺资源，是最公平的方式。
直到他自己成了那个“数据”。
直到他重生后，站在了系统的另一边。
江屿拿起电话，拨通了江时安的号码。铃声响了三下，接通了。
“我在去医院的路上。”江时安的声音通过听筒传来，背景有车流声，“你今天有手术？”
“上午一台室缺修补，孩子三岁，简单病例。”江屿说，“下午要去实验室看生物打印心脏补片的进展。但陈秀英的病例……我想和你仔细聊聊。”
“聊什么？”车流声小了，江时安可能进了地落车库，“聊我们应该破坏自己参与创建的规则吗？”
“聊规则之外的东西。”江屿看着窗外，天空已经完全亮了，阳光穿过云层，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聊那封信里说的——‘在等待中死去，而不是在放弃中活着’。聊医学除了是科学，除了是资源分配，还应该是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只有江时安轻微的呼吸声。
“江教授，”江屿轻声说，“你还记得2018年那个病例吗？45岁，企业家，多器官衰竭，最后我们投票决定不列入等待名单。”
“……记得。”
“那时候你投了赞成票。赞成放弃。”
“是的。”
“为什么？”
车库的回声让江时安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空旷：“因为数据不支持。率预测低于30，而当时心脏移植的全国平均五年生存率是72。把一颗心脏给一个生存率不到平均水平一半的人，从功利主义角度看，是不效率的。”
“但从陈秀英的角度看呢？”江屿问，“从那个写信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的女教师的角度看？”
电话里传来电梯到达的叮咚声。江时安可能到了办公室。
“江屿，”他的声音清淅了一些，“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今天上午的伦理评审会，我是副主席。我有投票权。而按照我自己参与制定的标准，我应该投反对票。”
“但你会投反对票吗？”
长久的沉默。
“我不知道。”江时安最后说，“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我想知道……如果是年轻时的我，会怎么选。如果是那个还没有被规则、数据、‘应该’束缚住的我。”
江屿闭上眼睛。前世的记忆涌上来——不是作为江时安的职业记忆，而是作为一个人的情感记忆。他想起慕晚晴曾经说过的话，那时他们还没离婚，还能心平气和地谈论医学伦理。
“时安，”慕晚晴当时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本《医生的修炼》，“你觉得医生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精准的诊断，娴熟的技术，冷静的判断。”他头也不抬地回答，正在修改一篇论文。
“不对。”慕晚晴走到他身边，手指轻轻点在那本书的封面上，“是共情的能力。是能够理解，对于患者来说，疾病不只是一组异常的数据，而是他们全部的生活被打乱了。”
他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想来，那是他们婚姻裂痕的开始——不是突然的断裂，而是理念上逐渐的、不可逆转的分歧。
“江教授，”江屿睁开眼睛，阳光有些刺眼，“如果我说，年轻时的你会选择给她一个机会，你会相信吗？”
“我不知道。”江时安的声音里有一种罕见的迷茫，“因为我已经不记得年轻时的自己是什么样了。我只记得这些年我制定了多少规则，否决了多少病例，在多少份‘不建议移植’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那这次，”江屿说，“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