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点，海城医院第一手术室。
无影灯打开，冷白色的光线洒在手术台上。三岁的男孩已经麻醉，小小的身体被绿色的无菌单复盖，只露出胸部。江屿站在主刀位，手术刀在指尖转动了一下，反射出一道细小的光。
“术前确认。”江屿的声音在口罩后显得低沉。。诊断：膜周部室间隔缺损，直径9。无其他合并症，无手术禁忌。”
“超声再确认一次。”
经食道超声探头伸入，屏幕上出现心脏的实时图象。室间隔上一个清淅的缺损，血液从左心室向右心室分流，形成湍流。
“好，开始。”
手术刀落下，皮肤切开，电刀逐层分离。这台手术对江屿来说简单得近乎重复劳动——前世今生，他做过上千例室缺修补。但今天，他的手在操作，心思却飘到了别处。
他想起了陈秀英的心脏。不是屏幕上二维的超声图象，而是想象中那颗真实的心脏——扩张的左心室像过度拉伸的气球，每一次微弱的收缩都需要巨大的努力；瓣膜关闭不全，血液倒流；心肌细胞在长期超负荷下逐渐凋亡，被纤维组织替代。
然后他想到自己正在研发的生物打印心脏补片。如果技术成熟，也许未来不需要整个心脏移植，只需要打印一块心肌补片，植入受损局域，就能恢复功能。但那是未来，而陈秀英在现在。
“江医生？”一助轻声提醒，“该创建体外循环了。”
江屿回过神：“好。主动脉插管，下腔静脉插管。”
操作继续。体外循环创建，心脏停跳，缺损修补，心脏复跳，撤离体外循环。每一步都流畅如舞蹈，因为肌肉记忆已经深刻到不需要思考。
但正是这种“不需要思考”，让江屿感到不安。医学太容易变成流水线作业——患者进来，诊断明确，治疔方案标准，手术按流程进行。医生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忘记手术台上躺着的，是一个有故事、有牵挂、有恐惧也有希望的人。
就象陈秀英。在伦理委员会的文档里，她是一串数字：年龄62，ef15，egfr8，child-pugh 7分，pra85。但在那封信里，她是教了三十八年语文的老师，是失去女儿的母亲，是相信“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的普通人。
“手术结束。”江屿缝完最后一针，抬头看钟：上午十点二十。用时两小时十五分钟，顺利。
孩子被送往监护室。江屿在洗手池边洗手，冰冷的水流冲刷着手臂。镜子里的他穿着绿色的手术服，脸上有口罩勒出的红痕。
手机在储物柜里震动。他擦干手，打开柜子，是苏晚晴发来的消息：“采访刚结束，在写陈秀英老师的报道。她的故事……很难写。不是因为复杂，是因为太简单，简单到让人心痛。”
江屿回复：“下午实验室见？生物打印补片今天做机械强度测试。”
“好。另外，王大山的女儿今天复查，结果很好。他说想请你吃饭，我说不用，他就说要给‘燎原计划’捐500块钱——是他一个月打工攒下的。”
江屿看着这条消息，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500块，对于心脏手术来说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月收入不到3000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王大山想用这种方式，把善意传递下去。
也许医学就是这样——不只是一门科学，也是一条传递善意的链条。医生救治患者，患者感恩，然后把善意传递给更多人。虽然微小，虽然缓慢，但链条一旦形成，就会一直延续。
江屿换了衣服，走向心脏外科病房。他要去看看几个术后患者，然后去实验室。但走到护士站时，值班护士叫住了他。
“江医生，有个老太太想见你。不是我们科的病人，是肾内科的。”
“肾内科？”
“她说她叫陈秀英。”
江屿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她。
肾内科37床。
陈秀英半靠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臂上连着心电监护。她比江屿想象中更瘦小，病号服在她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但她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健康人的明亮，而是一种平静的、接受了一切之后的清澈。
“江医生，不好意思打扰您。”她的声音很轻，带着呼吸困难的轻微喘息，“我在报纸上看过您的报道，关于您在县医院救那个先心病孩子的故事。我……我想见见您。”
江屿拉过椅子坐下：“陈老师，您找我有事？”
“我想问问，”陈秀英看着他，眼神坦诚，“如果……如果我真的等不到移植，有没有别的办法？哪怕只是多活几个月，能等到明年春天就行。”
“为什么是明年春天？”
陈秀英笑了，笑容很淡，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我教了三十八年书，教过的学生里，有个孩子特别爱画画，但家里穷，买不起颜料。我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买了一套。后来他考上美术学院，现在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他说，明年春天要在海边办个人画展，邀请我去看。”
她顿了顿，呼吸更费力了一些：“我想去看看。看看那个曾经连颜料都买不起的孩子，现在能把大海画成什么样子。”
江屿感到喉咙发紧。这个理由太简单，太具体，太不象一个濒死之人应该考虑的事情。大多数人这时候会想见亲人，会安排后事，会恐惧死亡。但陈秀英想的是去看一个学生的画展。
“医学上，”江屿斟酌着词语，“对于您这种情况，除了移植，还有几种支持性治疔。比如心脏方面，可以用强心药物、利尿剂、血管扩张剂，改善征状；肾脏方面，可以继续血液透析；肝脏方面，可以用抗病毒药物控制丙肝。但这些都只能延缓，不能治愈。”
“延缓多久？”
“可能几个月，可能一两年，很难说。”
陈秀英点点头，好象这个答案在她意料之中。她伸手，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递给江屿。
那是一幅铅笔素描，画的是一个教室，孩子们在听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线条稚嫩但生动，能看出画者对那个场景的熟悉和感情。
“这是我另一个学生画的，”陈秀英说，“他现在是建筑设计师。他说，这幅画里的教室，就是他设计第一个幼儿园时的灵感来源。”
她又翻了几页。每一页都是一幅画，或是一段文本，来自不同的学生。有医生、有工程师、有作家、有农民。最后一页是一段话，字迹工整：
“陈老师：您教给我们的不只是语文，是看世界的眼睛。您说，每一个字都有温度，每一篇文章都有生命。这些年，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您说的这句话。”
江屿合上笔记本。那个本子很旧了，边角磨得发白，但保存得很好。
“陈老师，”他轻声问，“您后悔吗？当了一辈子老师，现在病了，积蓄都花光了，连治病的钱都是学生凑的。”
“不后悔。”陈秀英的回答没有丝毫尤豫，“你知道吗，江医生，当老师就象种树。你种下一棵树，不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样，但你相信它会生长。这些年，我看着我的学生们长大，成家，立业，有的成功了，有的平凡，但都在努力生活。这就够了。”
她看着窗外，阳光正照在对面楼的玻璃上，反射出耀眼的光：“我女儿去世前，曾经问我：‘妈妈，你教了那么多学生，有没有算过，你这辈子影响了多少人？’我说没算过。她说她帮我算了——直接教过的学生，大概两千人。这些学生又会影响他们的家人、朋友、同事。算下来，可能有好几万人，因为一个老师而变得稍微好了一点点。”
陈秀英转过头，看着江屿：“江医生，您也是医生。您救一个人，那个人好了，会继续生活，会影响他周围的人。这样算下来，您这辈子会‘影响’多少人？”
这个问题，江屿从未想过。作为医生，他想的通常是具体的病例：诊断对不对，手术成不成功，并发症有没有发生。至于“影响”，那太抽象，太哲学。
但此刻，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这个充满药水味的病房里，面对一个等待死亡的退休教师，这个问题突然有了重量。
“我不知道。”江屿诚实地说。
“没关系，”陈秀英微笑，“只要您在救人，影响就在发生。就象我，只要我还在等，希望就在。”
监护仪发出轻微的报警声——血氧饱和度降到88。陈秀英的呼吸更急促了，但她摆摆手，示意不用叫护士。
“江医生，”她的声音更轻了，“我能拜托您一件事吗？”
“您说。”
“如果……如果伦理委员会决定不让我等，您能不能告诉他们，我不需要保证，只需要一个等待的资格？就象买彩票，我不需要中奖，只需要一张彩票。因为只要有彩票，就有中奖的可能，哪怕可能性很小很小。”
江屿握住了她的手。那只手很瘦，皮肤薄得象纸，能清淅地摸到骨头的型状和静脉的走向。但手心是暖的。
“我会的。”他说，“我会把您的话，一字不差地告诉他们。”
离开病房时，江屿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窗外，医院的花园里，几个康复期的患者在散步，家属推着轮椅，阳光通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
生命如此脆弱，又如此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