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第三手术室。
今天江屿要做一台二次开胸手术——患者三年前做过主动脉瓣置换术（机械瓣），现在出现瓣周漏，需要重新缝合。二次手术的风险很高：胸骨后粘连严重，分离时容易损伤心脏和大血管；原有的人工瓣膜可能需要更换，操作复杂；患者心功能已经受损，耐受性差。
但江屿坚持要做——患者才42岁，是家里的顶梁柱，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如果不做手术，瓣周漏会逐渐加重，导致心衰，最终死亡。
“麻醉准备好了吗？”江屿刷着手，问麻醉医生。
“准备好了。。诱导药物已经配好。”麻醉医生周主任回答，“但我要提醒你，患者ef值只有35，术中需要严格控制液体，维持适度低血压减少出血。”
“明白。江教授，”江屿转向江时安，“今天您做一助？”
“听你安排。”江时安已经开始刷手，动作流畅自然。三十年的手术记忆刻在肌肉里，即使在这个陌生的医院，他依然是顶尖的外科医生。
手术开始。当电锯切开胸骨时，问题立刻出现了——胸骨后粘连严重，心脏和胸骨几乎长在一起。这是二次手术最常见的挑战，也是最危险的环节。
“锐性分离。”江屿下令，手里的电刀小心翼翼地在粘连组织中切开。他必须找到正确的层次——太浅会损伤胸骨导致出血，太深会损伤心脏。每一次电凝，每一次剪切，都象在雷区中行走。
江时安静静看着，偶尔用拉钩暴露术野，或者用吸引器清除出血。他没有说话，但心里在评估：江屿的分离技术很精湛，层次清淅，出血控制好。这种精细操作需要极佳的解剖知识和手感，以及极大的耐心。
突然，一股暗红色的血液涌出——是上腔静脉损伤！虽然只是一个小破口，但在负压的胸腔里，血液迅速涌出，术野瞬间模糊。
“出血！”巡回护士喊道。
江屿没有慌乱。他立即用手指压住出血点，同时对麻醉医生说：“快速补液，准备输血。江教授，给我一个侧壁钳。”
江时安迅速递上合适的血管钳。江屿接过，在手指的引导下，精准地夹住了上腔静脉破口的边缘。出血立刻止住了。
“缝合。”江屿说，声音依然平稳。
江时安递上5-0 prolene缝线。江屿用精巧的连续缝合技术，在侧壁钳的辅助下，修复了静脉破口。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危机解除，手术继续。但江屿的额头已经渗出细密的汗珠——不是紧张，是高度专注下的生理反应。巡回护士替他擦去汗水。
“你的应急处理很专业。”江时安轻声说。
“因为预想过这个风险。”江屿继续分离粘连，“二次手术，血管损伤的概率有15，我术前仿真了三次。”
这就是经验的价值——不是知道怎么做，是知道可能出什么问题，以及问题出现时如何最快解决。江时安自己也有这样的能力，但他很少遇到需要动用这种能力的时刻——在时安医疗中心，一切都有预案，一切都有备份，风险被降到最低。
但这里不同。设备简单，团队精简，每个风险都需要术者自己承担。这种环境下锻炼出的外科医生，可能技术不是最炫酷的，但临场应变能力一定是最强的。
终于，心脏完全暴露。当看到那个机械瓣时，江屿皱眉——瓣周漏的位置很刁钻，在主动脉根部后壁，靠近左冠窦。这意味着缝合时不能损伤冠状动脉开口，不能影响瓣叶活动，还要保证绝对密闭。
“要做主动脉根部扩大吗？”江时安问。这是常规做法——切开主动脉根部，充分暴露，精确缝合。
但江屿摇头：“患者主动脉壁已经很薄，再次切开风险太高。我准备经主动脉瓣口入路，用特制的弧形持针器进行心内缝合。”
这个方案很大胆。经瓣口操作空间有限，视野受限，对技术要求极高。但优点是避免了再次切开主动脉，减少了手术时间和风险。
“你有把握吗？”
“有。”江屿接过护士递来的特殊器械——一根长达25的弧形持针器，前端可以弯曲成120度角，“我设计了这个器械，专门处理这种位置的瓣周漏。”
江时安仔细观察那件器械。设计很精巧：持针部位有锁定设备，防止缝针脱落；手柄有角度调节旋钮，可以改变前端弯曲度；还有光纤照明系统，照亮心内视野。这不是工业化产品，更象是手工打磨的定制工具。
“你自己设计的？”
“和器械科老师傅一起琢磨的。”江屿已经开始操作，“基层医院买不起昂贵的手术机器人，我们就自己想办法。这件器械的成本不到五百元，但能解决很多复杂问题。”
手术继续。江屿将持针器经主动脉瓣口伸入，在食道超声的引导下，精准找到瓣周漏的位置。屏幕上，可以清淅看到器械前端在心脏内移动，避开瓣叶，到达目标局域。
“第一针。”江屿说，手稳稳地控制着器械。
这是最考验技术的时刻——心内操作，看不见，只能靠超声影象和手感。江屿的眼睛盯着超声屏幕，手指微调着器械角度。一分钟后，第一针完成，打结，剪线。
“第二针。”
又是一分钟。然后是第三针，第四针……总共八针，围绕漏口一周，形成严密的缝合环。
“超声检查。”江屿收回器械。
食道超声探头调整角度，彩色多普勒显示：瓣周漏消失，机械瓣启闭正常，无瓣周返流，无瓣叶损伤，冠状动脉血流正常。
“完美。”超声医生忍不住赞叹。
江屿长舒一口气。手术最关键的部分完成了。接下来的关胸相对简单，但江屿没有松懈，依然每一针都仔细缝合。
手术结束时，墙上时钟指向中午十二点四十七分。历时三小时二十分钟。
“手术结束。”江屿宣布，声音里带着疲惫，但更多的是成就感。
洗手时，江时安说：“那件器械，可以申请专利。设计很创新，有临床价值。”
“我不打算申请专利。”江屿用肥皂仔细清洗手臂，“设计图纸我会公开，任何医院都可以仿制或改进。医学工具应该是公共品，不是商品。”
这个回答再次让江时安感到震撼。在商业医疗体系里，创新意味着专利，专利意味着拢断和利润。但江屿的理念完全不同——他认为医学知识和技术应该共享，应该让更多人受益，而不是成为少数人赚钱的工具。
“但如果没有利润激励，谁还会投入研发？”江时安提出质疑。
“利润可以来自其他地方——比如政府补贴，比如基金会支持，比如医院投入。”江屿擦干手，“而且，医生本身就有创新的动力——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救更多的人，解决更多的问题。这种内在动力，有时比外在激励更强大。”
两人走出手术室。走廊里，患者的妻子正在焦急等待。看到江屿，她立刻冲过来：“江医生，我丈夫他……”
“手术很成功，瓣周漏修好了。”江屿微笑，“现在送去监护室观察，如果情况稳定，明天可以转回病房。”
妻子腿一软，几乎跪倒，被江屿扶住。“谢谢……谢谢江医生……谢谢……”
“应该的。”江屿拍拍她的手，“去监护室门口等着吧，一会儿麻醉医生会出来跟你详细交代。”
看着妻子跟跄跑向监护室的背影，江时安突然说：“在你这里，医患关系似乎很简单——医生尽力，患者感谢。”
“本来就该简单。”江屿走向医生办公室，“医学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帮助，只是后来被太多东西异化了——商业、政治、名利、官僚。我想做的，就是把它还原成最简单的样子：一个生病的人，遇到一个懂医术的人，后者帮助前者。”
这话说得朴素，但道出了医学的初心。江时安想起自己刚当医生时的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那时他也是这样想的：用所学帮助需要的人。但走着走着，就迷失在技术的迷宫、名利的诱惑、权力的游戏中。
“江屿，”他突然问，“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拥有我的资源——资金、设备、团队、影响力——你能做到什么？”
江屿停下脚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阳光从走廊窗户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
“我会做三件事。”他缓缓说，“第一，创建全国性的基层医疗培训网络，让每个县医院都有合格的心血管医生。第二，研发低成本高效益的医疗技术和器械，让普通人用得起。第三，推动医疗体系的改革——从金字塔变成网络，从治疔为中心变成预防为中心。”
这个愿景很大，但江屿说得很平静，仿佛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这些事，其实我也可以做。”江时安说。
“是的，你可以。”江屿看着他，“而且你比我更有条件做。但问题不是能不能做，是愿不愿意做，是认为什么值得做。”
这个问题直指内核。江时安沉默了。四十五年来，他认为值得做的是攀登技术高峰，是创造医学奇迹，是创建商业帝国。但现在他开始怀疑：那些真的是医学的价值所在吗？还是只是他个人野心的投射？
“走吧。”江屿拍拍他的肩膀，“下午还有工作。这些问题可以慢慢想，医学的路很长，不急于一时。”
他们并肩走向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着医院的历史照片——从建国初期的小诊所，到现在的三甲医院。那些黑白照片里，医生穿着朴素的衣服，用简陋的设备，但眼神坚定。彩色照片里，医院越来越现代化，但医生的眼神……似乎少了些什么。
也许，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丢失了最初的东西。
而江屿，这个年轻的医生，正在试图把它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