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大学回来的那天，陆泽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郭绍虞与贾植芳两位先生的联名推荐，其分量远超他最初的预期。
这不仅仅是一张进入考场的门票，更是一种来自学界泰斗的认可。
他知道，从自己接过那张推荐信开始，他的人生轨迹就已经被彻底扭转，驶向了一条更宽广、也更具挑战的航道。
与家人分享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后，姐姐陆芸和姐夫李立国又是震惊又是狂喜。
他们对陆泽直接报考研究生的担忧，在两位文学大家的名字面前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与伦比的骄傲与自豪。
陆芸更是破天荒地没有再唠叼他的身体，只是红着眼圈，一遍遍地叮嘱他要好好复习，不要姑负了先生们的期望。
时间进入三月，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陆泽带着所有必需的材料——那封重若千钧的推荐信、刊载着他两篇论文的《文学评论》杂志，以及自己的身份证明，前往了研究生考试的报名点。
八十年代初的研究生报名流程，远不如后世那般便捷。在一个略显拥挤的办公室里，陆泽排了许久的队，才轮到他。
负责审核的老师起初看到他如此年轻，且没有大学文凭时，眉头微不可见地皱了一下。
但在看到他递交的材料，尤其是那封由郭、贾二人联名签署的推荐信时，老师的态度瞬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他反复确认了几遍推荐信上的签名，又仔细核对了杂志上的文章，看向陆泽的眼神从审视变为了惊讶，最后化为一丝赞许。
在那个知识分子地位迅速回升的年代，学术界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
“同等学力，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老师一边登记，一边轻声念叨，最后抬头对陆泽说，“小同志，材料齐全，符合报考资格。回去好好准备吧，考试在六月份，祝你成功。”
“谢谢老师。”陆泽接过盖好章的回执，心中一块大石终于落地。
从报名点出来，走在和煦的春风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与坚定。
从重生到现在，他所规划的最关键的一步，至此已然走通。
剩下的，便是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去迎接那场决定命运的考试了。
正当陆泽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备考之中时，另一个好消息悄然而至。
三月中旬的一天，他收到了来自巨鹿路《收获》编辑部的信。
陆泽拆开信封，里面掉出两样东西：一封短信，以及一张邮局汇款单。
他先展开了那封短信，熟悉的笔迹来自于实习编辑李萌。
信的内容很简洁，首先祝贺他的小说《匠心》经过编辑部最终审定，决定在最新一期的《收获》杂志上，作为头条小说重磅刊发。
其次则是编辑的工作日常——鼓励他继续创作踊跃投稿。
汇款金额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一个数字：140元。
备注栏则写着：《匠心》稿酬，两万三千三百字，按千字六元计。
一百四十元！
在1981年，这绝对是一笔巨款！
要知道，此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普遍在三四十元左右，即便是纺织厂里最高等级的八级工，一个月也不过百元出头。
而他这篇小说所获得的稿费，相当于一个高级技术工人一个半月的工资，更是一个普通工人三四个月的收入总和。
陆泽紧紧捏着这张小小的汇款单，心中百感交集。这不仅是他重生以来获得的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巨款”，更是他依靠脑海中的知识与才华，在这个时代掘到的第一桶金。
它证明了，在这片百废待兴的土地上，知识确实能够改变命运，才华确实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价值。
这笔钱，来得太及时了。它不仅能极大地改善他目前的生活窘境，让他可以安心备考，不必再为生计发愁。
怀着激动的心情，陆泽拿着汇款单和自己的身份证明，去了最近的邮局。
当他将一百四十元现金真真切切地拿到手中时，那种厚实的感觉让他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踏实感。
几天后，新一期的《收获》杂志正式发行。
陆泽特意去报刊亭买了一本。翻开杂志，赫然映入眼帘的便是占据了头版显要位置的标题——《匠心》，作者署名：陆泽。
看着自己的名字和那些呕心沥血写就的文本，被印成铅字，散发出淡淡的油墨香，陆泽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成就感。
《匠心》的发表，在当时的社会上，尤其是在文学爱好者和知识分子圈层里，很快便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那类宏大叙事、强烈控诉的风格不同，《匠心》的笔触是内敛而冷静的。
它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没有对历史的直接批判，而是通过一个工人对手艺的坚守、对承诺的执着，以及在时代变迁中的迷茫与落寞，于细微处见真章，于平淡中显深情。
小说中那种对传统工匠精神的敬意，对“信”与“义”的推崇，以及结尾处出人意料的反转，深深地触动了许多读者的内心。
一时间，“陆泽”这个陌生的名字，开始在小范围内被人们提及。
在一些大学的中文系课堂上，有思想开明的老师会把这篇小说作为范文，引导学生们讨论其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和人文主义内核。
在一些工厂的阅览室里，读到这篇小说的老工人们，会默默地放下杂志，点上一支烟，陷入长久的沉思，仿佛在小说主人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或身边老师傅的影子。
姐夫李立国更是激动地拿着一本《收获》，在上影厂的同事圈里“眩耀”了好几天。
厂里不少导演和编剧读了之后，都对这个叫“陆泽”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称赞其文本老到，构思精巧，故事讲得有韵味，完全不象是一个新人的手笔。
当然，所有的反响都还局限在一定的圈子内，远未达到后世那种“一书成名天下知”的轰动效应。
但在1981年的春天，对于一个年仅二十岁、即将走上考场的青年来说，这已经是一份足以自傲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