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蝗灾的阴影尚未散去，未央宫内的新风却已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锐利，开始刮向帝国的肌体。新太子刘彻，在经历了初次献策被搁置的挫折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在父皇刘启或明或暗的纵容（或许是想磨练，或许是别有考量）下，开始将他的意志，更多地施加于朝局。
刘彻不再满足于召见近臣和空谈理念。他以东宫监国的名义（刘启有意给予的部分权力），开始插手具体事务。
这些举措，迅速在朝堂上划出了更清晰的分野。以丞相卫绾、御史大夫直不疑等为代表的老臣，虽未公开反对，但态度日趋保守和沉默，在具体执行上多有拖延和变通。而以新任太常（窦太后的侄子，却微妙地倒向了太子）、以及一些被提拔的少壮派官员，则围绕东宫，形成了一个日渐紧密的“太子党”。
刘彻沉浸在这种“大展拳脚”的快意中，他将老臣们的沉默视为无能，将不同的声音视为迂腐。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带领着这个帝国，走向天幕中那金戈铁马、万国来朝的辉煌未来，却选择性忽略了那辉煌之下，隐隐传来的民怨暗流与朝堂上日益加深的裂痕。他那急于证明自己、超越天幕“预言”的姿态，在部分明眼人看来，带着几分志大才疏的“小丑”式的可笑。
与此同时，远在临江的刘荣，依旧在践行着他那“不合时宜”的仁政。
蝗灾的影响是广泛的，尽管临江国并非重灾区，但也接收了不少从关东逃难而来的流民。刘荣没有像其他郡国那样紧闭城门，或强行驱赶，而是尽其所能地收容、安抚。王府的积蓄早已耗尽，他便亲自带领流民中的青壮，开垦江边的滩涂荒地，搭建简易的屋棚。
他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只有身体力行的示范。他会和流民一起，吃着掺杂了野菜的粥饭；会在寒冷的夜晚，巡视那些漏风的棚屋，将自己的皮裘盖在患病孩童的身上。这些举动，在长安的衮衮诸公看来，或许近乎愚蠢，毫无王者气度，但在那些挣扎于生死边缘的流民眼中，这位沉默寡言的“废太子”，却有着比任何华丽辞藻都更温暖的力量。
“仁王”的名声，不再仅仅局限于临江国内。开始有零星的、来自关东灾区的读书人或游侠，慕名前来投奔。他们并非都是冲着“从龙之功”，更多的是对未央宫那位新太子激进政策的忧虑，以及对这种古老而朴素的“仁政”的向往。刘荣并未给予他们高官厚禄，只是让他们各尽所能，协助管理流民，教导孩童识字，或者整理地方志书。一种微弱的、以道德和实务为核心的小圈子，在临江国悄然形成。
就在关东蝗灾的创伤尚未完全平复之际，南方数郡，包括临江国在内，突降暴雨，江河泛滥，洪水肆虐！
灾情紧急，朝廷的赈济需要时间，而洪水却不等分秒。
对比是如此鲜明。
未央宫的太子，在宏伟的版图前运筹帷幄，他的“仁政”停留在诏书和理念里。
临江国的废王，在泥泞的洪水中身体力行，他的“仁政”浸润在每一碗热粥、每一次援手之中。
消息，终究是瞒不住的。
一些从临江国周边郡县返回长安的商旅、吏员，开始带回关于“临江仁王”的种种见闻。这些故事，在长安的市井巷陌间悄悄流传，与未央宫那位太子日渐严厉、不近人情的作风形成了无声的对比。
光幕消失了，它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
但它似乎留下了一个残酷的玩笑：那个被它预示为“平庸”的刘荣，正在用最笨拙的方式，诠释着一种被遗忘的君道；而那个被它标注了“伟业”与“风险”的刘彻，却似乎在迫不及待地，奔向那风险最高的路径。
民心如水，无声浸润，亦能载舟覆舟。
未央宫的高墙，能隔绝视线，却终究无法永远隔绝这来自底层的声音。历史的评判，有时并不写在胜利者的史书上，而是刻在那些无名者的记忆里。刘荣的故事，在洪水与泥泞中，悄然续写着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