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合马的血与桑哥的算盘
至元十九年的大都，秋意已浓。阿合马的府邸被围得水泄不通，禁军的刀光映着残阳，将朱漆大门染得像块凝固的血痂。几个时辰前，益都千户王着带着假太子的仪仗闯府，用铜锤砸碎了阿合马的脑袋——这位深得忽必烈信任的理财大臣，终究死在了自己聚敛的财富堆里。
忽必烈坐在龙椅上，手里的茶盏半天没送到嘴边。他不是不恨阿合马的贪婪，只是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王着呢？”他声音发沉，指尖在御案上抠出浅浅的印子。
“已凌迟处死。”侍卫低声回禀，“百姓却在刑场摆酒庆祝，说王着是‘为民除害’。”
忽必烈猛地将茶盏掼在地上，青瓷碎片溅起，像极了阿合马脑浆迸裂的模样。他想起当年阿合马初掌财权时，曾跪地保证“三年让国库翻番”，那时的他，还以为找到了能让帝国永固的钥匙。
可钥匙很快变成了枷锁。阿合马任人唯亲，将色目商人安插在各地税务司，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他强占的民田连起来能从大都排到济南，无数农民沦为流民，在寒冬里冻毙于街头。如今他死了，百姓竟视凶手为英雄，这让忽必烈心头的寒意比腊月的北风还重。
阿合马的尸体被拖到通衢示众，百姓争相投石，很快就砸得面目全非。可朝廷的钱袋子不能空着，忽必烈眯着眼看了三天，最终点了桑哥的名字。“你比阿合马懂规矩，”他拍着桑哥的肩膀，“别让朕失望。”
桑哥是个藏得很深的人。他不像阿合马那样张扬，上任后先烧了三把“清廉政”的火：罢黜了几个阿合马的亲信，将查获的赃款分了些给灾民，甚至亲自到国子监给学子们讲课，引得清流一片赞誉。可暗地里，他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阿合马靠增税敛财，他却发明了“钩考”制度，派官吏到各地核查钱粮，稍有亏空就严刑拷打，逼着地方官变卖家产填补，美其名曰“追征逋欠”。
江南的粮商们最先尝到厉害。平江路的张大户被查出十年前少缴了两石税粮，桑哥的人不仅抄了他的粮铺，还把他儿子抓去当苦役，逼得张大户投了太湖。消息传到杭州，粮商们连夜将粮仓转移，有的甚至举家逃往安南，一时间江南米价飞涨，百姓连糙米都吃不起。
“桑哥这是在饮鸩止渴。”太子真金在东宫忧心忡忡，手里的《贞观政要》被捏得卷了边。他派侍读去劝忽必烈，却被父亲斥为“妇人之仁”。“国库空了，北边的蒙古宗亲会反，南边的汉人会乱，你让朕拿什么镇住天下？”忽必烈的怒吼震得梁柱发颤，真金只能默默退下，不久后竟因忧愤成疾，年仅四十三岁就撒手人寰。
太子的死像块巨石砸进忽必烈的心里。他看着桑哥送来的“钩考”成果——国库确实充盈了，可各地的民变奏报也堆成了山。云南的彝族起义刚被镇压，湖广的瑶族又举起了反旗，连大都附近的流民都聚集在卢沟桥，喊着“还我土地”的口号。
桑哥却在庆功宴上举杯：“陛下，如今府库充盈，足以再征日本！”忽必烈望着他油光满面的脸，忽然想起阿合马死前的模样，胃里一阵翻涌。
至元二十八年，桑哥的末日到了。被他逼得家破人亡的官员联合上书，将他贪赃枉法的证据摆在忽必烈面前——光是查抄的家产，就抵得上国库半年的收入。忽必烈看着那些金银珠宝，忽然觉得可笑，他杀了阿合马，又用桑哥替代他，却不过是从一个泥潭跳进了另一个泥潭。
桑哥被处死那天，大都的百姓又像当年庆祝阿合马死时一样，在街头撒纸钱。忽必烈站在宫墙上，听着远处的欢呼，第一次觉得这欢呼声如此刺耳。他老了，太子死了，帝国的钱袋子像个漏风的筛子，而他亲手提拔的人，一个个都成了蛀虫。
二、黄河的决堤与土地的哭泣
忽必烈的晚年，黄河成了挥之不去的噩梦。至元二十三年，黄河在开封决口，淹没了十五个州县，数十万灾民扒着浮木逃生，哭喊声响彻云霄。都水监的官员却在忙着中饱私囊，治河的银子被层层克扣，堤坝修了又塌，塌了又修，最后竟用稻草混合泥沙充数。
灾民涌入大都时，忽必烈正在上都避暑。他看着跪在宫门外的流民，个个面黄肌瘦，有个妇人怀里的婴儿已经饿死，却还在机械地摇晃着。“给他们粥喝。”他下令，声音里带着疲惫。
可粥根本不够分。户部的官员哭丧着脸禀报：“陛下，桑哥钩考时把各地粮仓都掏空了，现在连禁军的粮饷都快发不出来了。”忽必烈这才想起，桑哥的“充盈国库”，不过是把百姓的口粮抢进了官仓。
他让人打开内库，又命宗室贵族捐粮，才勉强凑够救济的粮食。可灾民太多了，每天都有饿殍被抬出城外，埋在乱葬岗里，野狗撕咬尸体的声音，在夜里能传到皇宫。
更可怕的是土地的兼并。蒙古贵族仗着“投下户”的特权，在中原强占民田，有的甚至将整个村子圈为牧场。色目商人则用高利贷盘剥农民，到期还不上钱就以田抵债。至元末年，江南的良田有七成落入官绅之手，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去当佃户，租子高达六成，遇上灾年，连种子都留不下。
河南的李老汉就是这样。他祖祖辈辈在黄河边种了五亩地，却被当地的蒙古千户看中，说这片地“风水好”，要用来建赛马场。李老汉拼死护着犁，被千户的家丁打断了腿，眼睁睁看着麦子被马蹄踏烂，最后在破庙里冻饿而死。他的儿子李二，揣着半块冻硬的麦饼，加入了流民的队伍，一路往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总有能说理的地方。”
可他没找到说理的地方。从河南到江淮，所见之处都是“蒙古勋贵”的庄园，田埂上插着“禁地”的木牌，流民靠近就要被鞭打。有个读过书的流民在墙上写：“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很快就被官府抓去砍了头，脑袋挂在城门上示众。
忽必烈驾崩时，全国的流民已超过百万。灵柩从大都运往起辇谷的路上，两侧挤满了披麻戴孝的百姓，却没人哭——他们已经流不出泪了。新继位的元成宗铁穆耳，在一片“万岁”声中登上皇位，可他掀开龙椅上的垫子，底下全是流民的血写的诉状。
成宗想做点事。他罢黜了几个贪腐的大臣，又减免了部分赋税，甚至下旨禁止贵族强占民田。可蒙古勋贵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个王爷在宴会上当着他的面说：“汉人的田，就该咱们蒙古人种；汉人的命，本就贱如草。”
成宗气得发抖，却不敢发作——他的皇位还不稳，这些手握兵权的王爷，随时能把他拉下马。
三、二十八年，八个皇帝
元成宗在位十三年，算是元朝难得的平稳期。可他一死，皇位继承就成了导火索。皇后卜鲁罕想立安西王阿难答，右丞相哈剌哈孙却偷偷迎立怀宁王海山，双方在大都巷战，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
最终海山胜出，是为元武宗。他在位四年，把国库挥霍一空，光是给宗室的赏赐就花了三百万锭银子，相当于朝廷三年的赋税。临死前，他传位给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传”，却没料到这成了新的祸根。
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还算贤明，恢复了科举，重用汉臣，可他违背约定，把皇位传给了儿子硕德八剌（元英宗）。英宗想改革弊政，触动了蒙古保守派的利益，在上都以南的南坡店被刺杀，史称“南坡之变”。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元朝成了皇位的“走马灯”：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最短的宁宗只当了一个月皇帝。每次换皇帝，都伴随着刀光剑影，大都的街巷里，时常能看到被砍下来的人头挂在树上，有宗室的，有大臣的，甚至有普通百姓的——他们只是不巧撞见了兵变。
皇帝像换衣服似的换着，朝政却越来越烂。蒙古贵族忙着内斗，根本没人管黄河的水患，也没人问流民的死活。色目官员和蒙古勋贵勾结，把“钩考”变成了敛财的工具，百姓家里的锅碗瓢盆都能被算作“欠税”，连寡妇的陪嫁首饰都要抢走。
江南的富户们开始往海外跑，有的去了琉球，有的去了爪哇，临走前叹着气说：“这天下，怕是要完了。”留在原地的农民，只能在夜里偷偷结社，用红布包头，喊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口号——他们不知道，多年前那个在泉州港扛过货的朱元璋，已经在皇觉寺里削了发，正等着时机。
黄河又决堤了，这一次比任何时候都严重，从开封到淮安，千里沃野变成了黄汤。都水监的官员照样贪污治河款，治河的民工每天只能喝稀汤，累死的、饿死的，堆得像小山。有个叫韩山童的白莲教首领，看着滔滔黄水，对身边的教徒说：“时候到了。”
他让人在河道里埋了个独眼石人，刻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民工挖出石人那天，韩山童振臂一呼，红巾军的大旗瞬间插遍了黄河两岸。
消息传到大都时，元顺帝正在后宫练天魔舞，听了奏报，只是皱了皱眉：“派支军队去剿了就是。”他不知道，这一次的“剿”，再也剿不灭了——百姓心里的火，早就被这二十多年的乱政和苛政，烧得旺如燎原。
四、官逼民反，星火燎原
红巾军起义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全国。刘福通在颍州响应，徐寿辉在蕲水称帝，郭子兴在濠州举事……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那些被“钩考”逼得家破人亡的百姓，那些在黄河边挣扎的流民，纷纷拿起锄头、镰刀，加入红巾军的队伍。
他们的口号很简单：“杀尽不平方太平”。
濠州的郭子兴队伍里，有个叫朱元璋的年轻人，他是濠州钟离人，父母兄长都死于元末的饥荒和瘟疫，走投无路才投了军。他看着身边的弟兄，有的是被蒙古兵抢走了女儿的老汉，有的是被色目商人逼得卖儿鬻女的青年，还有的是黄河决堤时失去家园的渔民。
“咱们不是为了自己打，是为了能有口饭吃，能有块地种。”朱元璋在军帐里对弟兄们说，“等打下了天下，我朱元璋保证，让家家户户都有田种，有饭吃。”
弟兄们的欢呼声响彻营帐，像极了当年忽必烈出征时的士气，只是这一次，他们的矛头，对准的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元帝国。
大都的皇宫里，元顺帝还在醉生梦死。大臣们吵着要派兵镇压，却因为分赃不均互相拆台。有个御史实在看不下去，上书说：“陛下，红巾军已占领十数个州县，再不出兵，恐危及京畿！”顺帝却把奏折扔在地上，骂道：“一群奴才，就知道危言耸听！”
他不知道，朱元璋已经在滁州站稳了脚跟，身边聚集了徐达、常遇春这样的猛将；他不知道，刘福通的北伐军已经逼近大都，吓得蒙古贵族纷纷带着财宝逃往草原；他更不知道，那些被元朝压迫了数十年的汉人、南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黄河的水还在泛滥，红巾军的旗还在飘扬。元朝的统治，就像那被洪水浸泡的堤坝，早已千疮百孔，只等着最后一击。而那击垮堤坝的，不是别的，正是那些被它亲手逼到绝路的百姓——他们用愤怒和鲜血，写下了“官逼民反”四个大字，刻在了元朝的墓碑上。
五、红巾漫卷，烽火连城
至正十二年的春天，濠州城外的柳树刚抽出新芽，却被战火熏得发黑。郭子兴的红巾军正围着城墙猛攻，朱元璋提着刀，踩着云梯往上爬，头盔被流矢撞得“当啷”响。他身后的弟兄们喊着“杀鞑子，分田地”，声音震得城砖都在颤。
城楼上的蒙古千户帖木儿，看着潮水般涌来的红巾军，手心里全是汗。他的部下大多是汉人壮丁，被强征入伍，此刻握着刀的手都在抖。“放箭！”帖木儿嘶吼着，可射出的箭稀稀拉拉，有的甚至故意射偏。
“大人，别打了！”一个汉人小兵突然扔下弓箭，“红巾军说了，打开城门，分粮食给咱们！”
帖木儿一刀劈死了小兵，可更多的人扔下了武器。朱元璋趁机爬上城楼，一刀砍掉了帖木儿的脑袋，举着人头高喊：“城破了！”
濠州的百姓打开家门，提着热水、干粮往红巾军手里塞。一个瞎眼的老婆婆摸着朱元璋的红巾，哭着说：“我儿子要是活着，也会跟你们一样。他就是被蒙古人抓去修黄河，再也没回来……”
朱元璋心里发酸，他想起自己的爹娘，也是死在官府的苛政下。“婆婆放心，”他说，“我们红巾军就是为了让百姓能活下去。”
这样的场景，在大江南北同时上演。刘福通在颍州打开官仓，把粮食分给灾民，三天就招募了十万兵马；徐寿辉在蕲水铸“天启通宝”，废除元朝的苛捐杂税，商人百姓争相归附；甚至连江南的地主，也偷偷给红巾军送钱送粮——他们受够了蒙古贵族的盘剥，宁愿相信这些戴红巾的“反贼”。
元顺帝这才慌了神，派脱脱丞相率百万大军南下镇压。脱脱是个难得的能臣，知道光靠武力没用，下旨减免赋税，甚至允许汉人地主赎回被强占的土地。可蒙古勋贵们根本不买账，在大都的酒会上，有人笑着说：“脱脱老糊涂了，汉人就是贱骨头，不杀怎么会听话？”
他们的傲慢，成了红巾军的助力。脱脱的大军刚到徐州，就被红巾军的“土炮”炸得人仰马翻——这炮是汉人铁匠用熔化的铜钱和铁器造的，虽简陋，却比蒙古的回回炮更灵活。脱脱想重整旗鼓，后方却传来消息：他被罢官流放，取代他的是个只会抢钱的蒙古贵族。
“天要亡元啊。”脱脱望着南方的烽火，长叹一声，饮毒酒自尽。他一死，百万大军成了散沙，有的投降红巾军，有的占山为王，元朝的军事防线彻底崩塌。
朱元璋趁机扩大地盘，他攻下滁州、和州，收留了大量流民，让他们开垦荒地，许下“三年不纳粮”的承诺。有个叫李善长的落魄书生来投奔，对他说：“秦末刘邦约法三章，终得天下。将军若能禁杀掠、安民心，何愁不成大业？”
朱元璋听进去了。他严禁士兵抢掠百姓，甚至亲自给犯错的亲兵定罪。在和州，有个蒙古兵投降后，说自己会种水稻，朱元璋就让他带着汉人农民开荒，还给他分了土地。“不管是蒙古人还是汉人，肯种地、肯出力，就是好百姓。”他对身边的人说。
此时的大都，却成了一座孤岛。南方的漕运被红巾军切断，粮食供应不上，物价飞涨，一斗米能换一匹布。蒙古贵族们开始往草原跑，临走前还不忘抢一把——有个王爷甚至把太庙的铜器熔了，铸成元宝带走。
元顺帝还在后宫练法事，让喇嘛们跳天魔舞，祈求“神兵下凡”。可他不知道，真正的“神兵”，正在黄河两岸、江淮之间，用锄头和镰刀，一点点挖掉元朝的根基。
六、流民的悲歌与土地的渴望
至正十五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黄河故道边，数万流民挤在破庙里，冻饿而死的尸体堆在墙角，没人敢埋——活着的人连自己都顾不上。
一个叫王二的汉子，把最后半块糠饼塞给儿子，自己啃着树皮。他本是开封的佃农，蒙古千户强占了他的地，妻子被抢走，他带着儿子一路逃到这里，只想找个能种庄稼的地方。
“爹，我冷。”儿子的声音越来越弱。
王二抱着儿子，眼泪冻成了冰。他看见远处有面红巾，正朝着破庙移动，赶紧把儿子藏进草堆——他怕又是蒙古兵，或者抢东西的乱兵。
可来的是红巾军的粮队。朱元璋派来的徐达，指挥士兵往破庙里搬粮食，喊着：“大家别慌，我们是红巾军，来给大家送吃的！”
王二不敢相信，直到一个红巾军士兵把一碗热粥递到他手里，才“扑通”跪下，磕了三个响头：“大人，给我把锄头，我跟你们干！只要能有地种，我王二这条命就是你们的！”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红巾军走到哪里，就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在江南，他们烧毁蒙古贵族的庄园，将地契还给农民；在中原，他们组织流民修水利，让荒芜的土地重新长出庄稼。
有个叫朱升的老儒，给朱元璋献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真言。朱元璋听了，更加注重恢复生产。他在应天府（南京）设立“营田司”，让士兵屯田，又请老农教新兵种稻子，连徐达这样的猛将，都学会了看墒情、辨节气。
“打仗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让百姓能安安稳稳种地。”朱元璋在田埂上对朱升说，“等天下太平了，我要让黄河两岸、江淮南北，再也没有荒地，再也没有流民。”
而元朝的统治，已经腐朽到了骨子里。蒙古贵族们在大都互相攻杀，为了争夺皇位，甚至引外族军队入关。有个叫扩廓帖木儿的将领，想挽救元朝，却被朝廷猜忌，只能在山西、陕西一带孤军奋战。他看着手下的士兵，一半是蒙古人，一半是汉人，叹道：“这天下，早就不是蒙古人的天下了。”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北伐，发布《谕中原檄》，喊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大军所到之处，百姓纷纷响应，有的当向导，有的送粮草，甚至有蒙古士兵倒戈，说：“我们也是被逼的，早就不想打了。”
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三个月后，徐达的大军攻占大都，元顺帝带着残部逃往草原，元朝灭亡。
破庙里的王二，此时已经成了应天府的佃农，分到了五亩地。他牵着牛，在田里耕地，儿子跟在后面，捡着土里的石子。阳光洒在新翻的泥土上，散发出淡淡的腥气——那是希望的味道。
七、尾声：历史的回响
洪武三年的春天，朱元璋回到濠州老家。当年的皇觉寺早已重建，他站在爹娘的坟前，烧了一沓纸，上面画着良田、茅屋，还有吃饱穿暖的百姓。
“爹，娘，儿子做到了。”他喃喃道，“再也没人敢强占咱们的地，再也没人敢让百姓饿死。”
远处的田埂上，几个老农在拉家常，有汉人，也有蒙古人——他们是投降的蒙古士兵，被朱元璋安置在这里，和汉人一起种地。一个蒙古老汉笑着说：“你们汉人的稻子就是好，比草原的牧草能填肚子。”
汉人老农递给他一袋新米：“尝尝，这是去年的新米。以后啊，咱们好好种地，别再打仗了。”
朱元璋听着，忽然想起忽必烈。那个建立元朝的皇帝，也曾想让天下安定，却没能挡住贪婪的欲望和民族的隔阂。他忽然明白，统治天下的秘诀，从来不是刀枪和特权，而是让每个百姓都有地种、有饭吃，让不同民族的人，能像田埂上的庄稼一样，在同一片土地上好好生长。
黄河的水还在流淌，只是不再泛滥；红巾军的旗帜早已收起，换成了大明的龙旗。但那些关于压迫与反抗、饥饿与希望的故事，却像黄河的泥沙，沉淀在历史的河床里，提醒着后来的统治者：民心是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
多年后，一个江南的书生在编写《元史》时，写下这样一段话：“元之亡，非亡于兵，而亡于贪；非亡于外，而亡于内。苛政猛于虎，自古皆然。”
窗外，春雨淅淅沥沥，打在新绿的稻叶上，沙沙作响，像在回应那段远去的历史——土地永远记得耕耘者的汗水，也永远记得被压迫者的泪水，而最终，能让土地丰饶的，唯有公平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