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宦官的阴影重临
朱祁镇身边，有个叫王振的宦官，是他做太子时的伴读。王振读过几年书，能说会道，很得小皇帝信任。起初，他还忌惮张太后和 “三杨”，不敢插手政务，只是在宫里伺候朱祁镇的起居。
宣德十年秋天，王振第一次露出了爪子。当时，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了驿丞，而这个驿丞是杨溥的同乡，廖谟则是杨士奇的同乡。“三杨” 在票拟时起了争执，杨溥想严惩廖谟，杨士奇想从轻发落。
王振听说后，偷偷对朱祁镇说：“陛下，这事好办。廖谟打死驿丞，按律该流放；但念他是无心之失，罚他去守边疆，既不冤枉，也给了两位杨先生面子。”
朱祁镇觉得有理，就在朝堂上按王振的意思定了案。张太后和 “三杨” 虽然觉得不妥，但见小皇帝说得头头是道，又不好反驳 —— 他们没料到，这主意竟来自一个宦官。
王振尝到了甜头，开始变本加厉。他利用朱祁镇对他的信任，慢慢把宫里的权力揽到手里。管司礼监的老太监去世后，他通过朱祁镇的 “口谕”，接任了司礼监掌印太监 —— 这个职位，负责掌管皇帝的 “批红”，权力极大。
杨荣看出了不对劲，对杨士奇说：“王振这小子，不简单。司礼监掌印，怎么能让一个没根基的宦官担任？得提醒太后。”
张太后早就防着这一手。她召王振到便殿，指着墙上 “内臣不得干政” 的铁牌（朱元璋所立），厉声说：“你只是个伺候皇帝的奴才，敢插手政务，老身就摘了你的脑袋！”
王振吓得跪地磕头，连连求饶，从此收敛了不少。但他心里清楚，只要小皇帝还信任他，总有翻身的一天。他开始更用心地讨好朱祁镇，陪他玩马球、看摔跤，把小皇帝哄得团团转。
朱祁镇渐渐离不开王振了，甚至在朝堂上说：“王先生是朕的先生，你们都要听他的。” 杨士奇气得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 小皇帝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意，而张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差，已经管不了太多事。
宣德十一年冬天，杨荣病逝。这位跟随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朝的老臣，临终前拉着杨士奇的手说：“王振 是祸害 不能让他掌权”
杨士奇含泪点头，却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已经很难挡住宦官的抬头了。他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忽然觉得，仁宣之治的温暖，正在一点点被寒意侵蚀。
第三节：边疆的烽烟与朝堂的分歧
正统四年，蒙古瓦剌部崛起，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开始频繁袭扰明朝边境。大同总兵官奏报：“瓦剌骑兵劫掠了大同卫的马场，抢走战马三千匹，杀边民百余人。”
奏折送到内阁，杨士奇和杨溥主张 “安抚”，认为瓦剌只是想抢些东西，派使者去谈判，许以互市，就能平息事端。“先帝和宣德爷都主张息事宁人，咱们不能轻易动兵，以免劳民伤财。” 杨士奇在票拟里写道。
但年轻的官员们却主张 “征讨”。兵部尚书邝埜说：“瓦剌狼子野心，不打疼他们，只会得寸进尺。仁宣年间是太平，但也养出了边军的惰性，该让他们练练手了。”
朝堂上，两派争执不休。朱祁镇拿不定主意，就去问王振。王振眼珠一转，说：“陛下，臣觉得该打。您想啊，先帝和宣宗爷都打过蒙古，您要是能打败瓦剌，岂不是比他们还厉害？”
这话说到了朱祁镇的心坎里。他年轻气盛，总想出人头地，证明自己不比爷爷、父亲差。于是，他拍板：“派西宁侯宋瑛率军去大同，教训一下也先！”
杨士奇急得老泪纵横：“陛下，不可啊！边军多年未经大战，宋瑛虽勇猛，却不懂瓦剌的战术，贸然出兵，必败无疑！”
朱祁镇却听不进去：“杨先生年纪大了，胆子也小了。朕就不信，大明的军队还打不过一群蒙古人！”
结果正如杨士奇所料。宋瑛的军队在大同城外中了也先的埋伏，全军覆没，宋瑛战死。消息传到北京，朱祁镇傻了眼，王振也吓得不敢说话。
杨士奇趁机奏请：“陛下，该派使者去谈判了。臣推荐杨善，他熟悉蒙古事务，定能化解危机。”
杨善果然有本事。他见到也先后，不卑不亢地说：“大明向来待瓦剌不薄，每年都给你们赏赐，开互市让你们换茶叶、丝绸，你们为何要动兵？”
也先理亏，说：“只是想让大明多给些赏赐。”
杨善笑着说：“这好办。只要你们不再犯边，赏赐加倍，互市的规模也可以扩大。”
双方达成协议，瓦剌撤兵，明朝增加赏赐。危机暂时化解，但朝堂上的分歧却越来越大 —— 以杨士奇、杨溥为代表的老臣，坚守仁宣年间的 “息兵” 政策；以邝埜、王振为代表的新势力，则主张 “开边”，想通过战争建功立业。
朱祁镇在两种声音之间摇摆不定，而王振则在暗中积蓄力量，拉拢那些主张 “开边” 的官员，准备伺机而动。
第四节：最后的守护者
正统五年，杨溥病逝。“三杨” 只剩下杨士奇一人，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老臣，成了仁宣之治最后的守护者。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培养朱祁镇上。每天早朝后，他都会把小皇帝请到文华殿，讲仁宣年间的故事：“宣德爷当年在江南巡查，看到百姓插秧辛苦，就下令减免了当年的徭役；洪熙爷为了给流民找住处，把自己的御膳都减了一半”
朱祁镇起初还听得认真，后来被王振哄着玩心渐起，就不太愿意见杨士奇了。有一次，杨士奇在殿外等了三个时辰，才等到玩够了回来的朱祁镇。
“陛下，” 杨士奇跪在地上，声音沙哑，“老臣快不行了，只想再跟您说一句：仁政，不是软弱；息兵，不是怕事。百姓安定，国家才能强盛啊！”
朱祁镇有些不耐烦：“杨先生起来吧，朕知道了。”
杨士奇看着小皇帝转身离去的背影，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他知道，自己守护不住仁宣之治的余温了。
正统九年，杨士奇在家中病逝。临终前，他让家人取出那份朱高炽当年平反建文旧臣的诏书，抚摸着上面的字迹，喃喃道：“洪熙爷，臣尽力了”
杨士奇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王振彻底没了忌惮，开始把持朝政，把那些反对他的大臣一个个排挤出朝廷。他还劝朱祁镇：“陛下，您该亲征瓦剌了，像成祖爷那样，立下不世之功。”
朱祁镇被说动了。正统十四年，他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亲率五十万大军北伐瓦剌，王振随军监军。结果，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遭遇埋伏，明军大败，朱祁镇被俘，王振被愤怒的将领杀死 —— 这就是震惊朝野的 “土木堡之变”。
消息传到北京，举国震动。人们这才想起杨士奇的话，想起仁宣年间的安稳，想起那个胖胖的洪熙爷和年轻的宣德爷，他们用仁政筑起的太平，终究没能抵挡住后来者的好大喜功。
第五节：余泽未绝
土木堡之变后，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即位，是为明代宗。他启用于谦等贤臣，打赢了北京保卫战，保住了大明的江山。战后，朝廷开始反思土木堡之变的教训，越来越多的人想起了仁宣之治的好。
于谦在朝堂上说：“洪熙、宣德二帝，以仁治国，以民为本，二十余年无大战，国库充盈，百姓安乐。如今，咱们得重拾他们的做法，减免赋税，整顿吏治，让百姓喘口气。”
朱祁钰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停止不必要的工程，还恢复了内阁的票拟权，让大臣们充分发表意见。这些举措，都带着仁宣之治的影子。
江南的百姓听说后，又开始念叨起洪熙爷的好。周老汉的孙子周明，已经成了苏州府的小吏，他看着祖父留下的那份减免赋税的告示，对儿子说：“当年要是一直按洪熙爷的法子办，哪会有土木堡之变？”
北京的内阁里，于谦翻开 “三杨” 留下的票拟档案，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字里行间都是对民生的牵挂。他对同僚说：“这些老臣，才是大明的脊梁啊。”
虽然仁宣之治的盛世已经过去，虽然明朝后来又经历了很多风雨，但洪熙、宣德二帝留下的仁政理念，却像一粒种子，在合适的土壤里总会发芽。朱祁镇复辟后，虽然犯过不少错，但也废除了殉葬制度 —— 这个从朱棣时期就有的陋习，终于在仁宣余泽的影响下被终结。
很多年后，当万历皇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时，他在奏折里写道：“欲求天下太平，当法洪熙、宣德之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而在民间，说书先生们还在讲着那个胖胖的皇帝和他的儿子，讲他们如何减免赋税，如何安抚百姓，讲那个没有太多刀光剑影，却充满温暖的时代。
或许，这就是仁宣之治真正的价值 —— 它像一盏灯，在黑暗时照亮前路；像一汪泉，在干旱时滋润大地。它告诉后来者，治国的终极目标，从来都不是开疆拓土的功业，而是百姓脸上的笑容，是巷陌里的炊烟，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安稳度日的平凡幸福。
这余泽，跨越了时空，在大明的历史长河里，静静流淌，从未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