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冬天难得有这么好的阳光。
丁陌站在昌达贸易公司顶层的落地窗前，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窗外，一九四九年初的维多利亚港依旧繁忙，但细心的人能察觉到，那种繁忙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躁动。船还是那些船，货还是那些货，可空气里飘着的味道不一样了。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进来。”
周明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的脸色有些古怪，像是揣着什么烫手的东西。
“老板，有您的信。”周明把信封放在桌上，“早上收到的，没有邮戳，没有寄件人，是门房老刘在门口地上捡到的。”
丁陌放下茶杯，拿起信封。信封很普通，街上随便哪家文具店都能买到的那种。他捏了捏，里面不厚，就一张纸的样子。翻过来看，封口处用浆糊粘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标记。
“谁送来的？”丁陌问。
“不知道。”周明摇头，“老刘说天刚亮那会儿，他去开门，就看见这封信躺在台阶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丁陌点点头，示意周明先出去。等门关上了，他才用裁纸刀小心地划开封口。
里面果然只有一张纸，对折着。展开来，纸上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工整，但明显是故意改变了写法，看不出原本的笔迹。
“需要盘尼西林三千支，电台零件五百套，黄金支付。”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就这么一句话，冷冰冰的，像是在菜市场问价。
丁陌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纸上，墨迹在光线下泛着淡淡的蓝黑色。
三千支盘尼西林。五百套电台零件。
这不是小数目。盘尼西林现在在香港是硬通货，比黄金还抢手，黑市上一支能炒到一两金子。三千支，就是三千两黄金。电台零件更是敏感物资，国民党那边查得死死的，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一次性要五百套，这胃口不小。
但丁陌在意的不是数目，而是这封信本身。
知道他这个地址的人不多。昌达贸易公司在德辅道中这栋楼里，名义上只是个普通的贸易公司，来往的都是正经生意人。知道他暗地里做那些事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会是谁呢？
丁陌把纸翻过来，背面空白。他又拿起信封仔细看，里里外外，角角落落，什么标记都没有。送信的人很小心，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但越是这样，丁陌心里越有数。
能一口气要这么多紧俏物资，还知道直接找到他这儿来的，不会是一般人。而且这语气——简短，直接，不带任何客套，像是笃定他一定能办到。
丁陌放下信纸，走到窗前。阳光很好，照得海面一片粼粼金光。对岸九龙的码头上，工人们正忙着卸货，起重机起起落落，一片热火朝天。
一年多了。他在香港这一年多，建起了这张网。表面上做着橡胶、药材、五金生意，暗地里把一批又一批物资送出去。橡胶去了大连，做成了胶鞋，穿在了那些战士脚上；医疗器械去了山东，用在了战地医院里；机床零件拆散了，分批运走，现在大概已经在某个秘密工厂里重新组装起来，开始生产了。
这一切都做得很隐蔽。货物转手三四道，船换过两三艘，经手的人只知道自己的那一点活儿，没人能看到整条线。就连他自己，现在也越来越少直接出面，大多数时候都是周明在跑，他在后面调度。
可这封信，像是突然掀开了幕布的一角。
丁陌回到桌前，拿起笔。他需要回复，但不能用常规的方式。送信的人既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信放在门口，自然也有办法取走回信。
他抽出一张便笺纸，想了片刻，写下几行字：
“货已备齐，运往天津港。黄金不必，抵当年投资利息。”
写到这里，他顿了顿，笔尖悬在纸上。窗外传来电车的叮当声，远处码头的汽笛悠长地响了一声。
最后，他在纸的右下角，画了一个符号。
一个简单的图案，像是一道向下延伸的漩涡，又像是深不见底的水面泛起的涟漪。这是“深渊”的标记，当年在上海时他用过的。知道这个标记的人，全天下不超过五个。
丁陌把便笺折好，装进一个新的信封，封好。他走到门口，拉开一条缝。
“周明。”
周明立刻从旁边的办公室出来：“老板。”
“这封信，”丁陌把信封递给他，“今晚八点，放到皇后像广场东侧第三个长椅下面，用石头压着。”
周明接过信封，什么都没问，只是点点头：“明白。”
“小心点，别让人看见。”
“您放心。”
周明转身走了。丁陌关上门，回到窗前。阳光已经斜了些，在办公室里拉出一道长长的光影。
他想起很多年前，在上海，他也是这样收到过一封信。那时候信是通过死信箱传递的，有时候是墙缝，有时候是树洞，有时候是某本书的夹页。每次去取信，心跳都会加快，像是去打开一个未知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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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是陈默，是昌达贸易的老板，住在半山区的公寓里，出入有车，身边有伙计。可有些东西，从来没变过。
比如这种在暗处传递信息的方式。
比如那种明知危险却不得不做的决绝。
比如心里那份沉甸甸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
傍晚时分，丁陌离开公司，没有坐车，一个人沿着德辅道中慢慢走。街上的气氛确实不一样了。报童的叫卖声比往常更响亮：“看报看报！北平和平解放！看报看报！”
路人纷纷驻足买报，拿到报纸就迫不及待地展开看，一边看一边交头接耳。丁陌也买了一份，头版头条是北平的消息，配着一张模糊的照片。他匆匆扫了一眼，把报纸折起来，塞进大衣口袋。
走到街角的一家茶餐厅，他推门进去。里面人声鼎沸，每张桌子都在谈论同一件事。有人说这是好事，仗打了这么多年，总算要结束了；有人担心，说共产党来了，不知道会怎么样；还有人埋头吃饭，一言不发，像是只想把眼前这顿饭安安生生吃完。
丁陌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点了份套餐。饭菜上来了，他慢慢地吃，耳朵听着周围的议论。
“听说天津也快了。”
“何止天津，我看长江以北都悬。”
“那香港呢？香港怎么办？”
“香港是英国人的地盘，共产党总不能打过来吧？”
“难说哦”
丁陌吃着饭，心里却在盘算那批货。三千支盘尼西林，他手里现在有差不多一千支，是这几个月从不同渠道一点点收来的。剩下的两千支，得想办法凑。好在他早有准备，在澳门和新加坡都有存货，调过来不难。
难的是电台零件。五百套，这数目太大了。香港市面上能买到的，加起来恐怕都不到一百套。得从台湾那边想办法，或者走东南亚的渠道。
但既然答应了，就得办到。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街灯亮起来，霓虹招牌闪烁不定。丁陌沿着街道继续走，不知不觉走到了皇后像广场。
广场上人不多，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闲聊，一群孩子在喷水池边追逐打闹。丁陌走到东侧，数到第三个长椅。长椅空着，他坐下来，点了支烟。
八点差五分。
他抽着烟，看着广场上的景色。香港的夜晚总是这样，热闹中透着疏离，繁华里藏着寂寞。就像他现在的生活，表面上是个成功的商人，背地里却是个不能见光的影子。
八点整。
一个穿着工装的男人走过来，在长椅旁停下，弯腰系鞋带。系完鞋带，他的手在长椅底下摸了一下，然后直起身，若无其事地走了。
丁陌继续坐着，又抽了一支烟。八点十分，他站起来，拍拍大衣上的灰尘，转身离开。
回到半山区的公寓，已经是九点多。公寓不大，但视野很好，从阳台能看到大半个维多利亚港。丁陌倒了杯酒，站在阳台上，看着港里的灯火。
三千支盘尼西林。五百套电台零件。
这批货送出去，他这几年的积蓄，差不多也就空了。但他不心疼。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用在该用的地方，值。
倒是那句话——“抵当年投资利息”。
他写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没多想，只是下意识地觉得，该这么说。现在细想，这话里藏着太多东西。当年的投资，是什么投资？是在上海时一次次传递的情报，是一次次暗中送出的物资，是那些不能言说的、用命换来的信任。
利息又是什么？是看到那封信时的了然，是画下那个符号时的决绝，是明知前路艰险却依然要往前走的勇气。
丁陌喝了一口酒，酒液滚烫地滑过喉咙。
他知道，这封信只是一个开始。北平解放了，天津快了，接下来会是南京，是上海，是整个中国。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了，而在这个时代到来的前夜，还有很多事要做。
那些物资，那些药品，那些机器，都是新国家需要的血液。他得把这些血液输过去，一点一点，一滴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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