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把永宁县的申报文书放进公文袋，走出尚书省大门。天刚亮，街上人还不多。他没坐轿子，沿着石板路往城外走。脚下的路坑洼不平，一辆运粮车陷进泥里，几个农夫正喊着号子往外拖。
他没停步，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第一批试点必须快点落地。百姓等不起，朝廷也不会一直给时间。
到了城郊，阿福已经带着人在等了。三县抽调的工匠和农夫一共两百多人，站在田埂上，有人抱着锄头，有人拎着瓦刀。林昭走上前，把手里的图纸展开。
“今天开始，修路、铺砖、建渠、育稻，全都按新法来。”他说，“谁有疑问，现在就问。”
没人说话。有人低头看鞋，有人互相使眼色。
一个老农走出来，是永宁村的老李头。去年他家的麦子烂在地里，后来在签名册上第一个按了手印。他指着图纸上的格子说：“这秧苗为啥要隔这么远？我种了一辈子田，都是密密插，你这空地太多，不得减产？”
林昭点头，“你说得对。老法子也有道理。不如这样，你用你的方法种一垄，我用我的方法种一垄，秋收时一起割，一起称，当众比个高低。”
老李头想了想，说：“好！要是你赢了，我带头在全村推新法。要是你输了，这试验就别搞了。”
周围的人开始议论。林昭没反驳，转身从工具筐里拿出一根竹竿，在田里划出方格，每格一尺见方。他弯腰插秧，动作不快，但每一株都稳稳落下。
其他人看着，慢慢也下田了。
当天下午，另一头的砖窑工坊也开始动工。五座窑炉选址完毕，阿福带着工匠们按图纸搭模具。第一批水泥砖还没完全定型，烧出来的砖块有的发脆，有的开裂。
“模具缝隙太大。”一个年轻工匠说，“灰浆漏出来了。”
林昭蹲下来看断面，用手摸裂缝。“温度不够，凝得不实。”他说，“明天起，每窑加两捆柴，烧足六个时辰。模具接缝用湿泥封死。”
他又画了一张简图，标出加筋的位置。“这里嵌细铁条，能防断裂。”他指着图说，“每做出十块合格砖，管饭加一碗肉汤。”
工匠们眼睛亮了。有人笑着说：“那我一天干三班也愿意。”
接下来的日子，林昭每天天不亮就到田里，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工坊。他在田边立了块木牌，写上“新法试种进度”，每天更新插秧面积和水渠长度。村里识字的孩子被请来念给大人听。
“今天铺砖三百块，完成总工程七分之一。”小孩大声念。
“咱们村比昌平那边快！”有人喊。
“别吹，人家安远的渠都挖到二里地了！”另一个人回嘴。
大家笑起来。气氛变了。
夏末那天，第一片早稻成熟。林昭带着秤和量斗，亲自监收。老李头那一垄，亩产四石一斗。林昭的新法田，亩产五石三斗。
围观的人一下子静了。
老李头自己走上前，拿铲子再翻了一遍田角，确认没有藏粮。他站直身子，对着林昭深深鞠了一躬：“我服了。”
林昭扶住他，“不是我厉害，是方法对了。”
当天下午，消息传遍三县。农户主动来找林昭报名，要求改种新稻。砖窑那边也传来好消息，连续三批砖全部达标，成品率超过八成。工坊墙上挂起了“良品榜”，第一名的名字旁边贴着红纸。
但问题也来了。
一场大雨过后，东沟段的排水渠塌了半尺。没伤人，但被路过的县吏看见，当场记录在册。第二天，林昭收到消息，那份记录被人抄了一份，悄悄送往都察院。
晚上，两个工匠找到林昭，手里拿着信。“家里孩子收到了这个。”其中一人打开信纸，上面写着：“再干下去，祖坟要被人挖。”
林昭看完，把信收下。“你们怕吗？”他问。
“不怕。”两人齐声说，“但我们得知道，这事值不值。”
林昭带他们走到渠边。抢修已经完成，他让人用墨家传来的榫卯法加固了土层，又打下十根木桩。他敲了敲桩头，“这渠要是倒了，明年整个南乡都要淹。你们修的不是一段土，是三千人的活路。”
两人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说：“我明天带我兄弟来。”
当晚，三百多个劳工自发组织轮值守渠。村口的小孩编了顺口溜，晚上坐在石头上唱：“林大人，不怕难，水泥路上走长安。”
几天后，三县交界处立起一块石碑。林昭亲手刻下数据：
新修道路七条，总长四十五里；
改造水渠十二段，灌溉良田三千二百亩；
建成砖窑五座，月产水泥砖八千块；
农户平均增收一成半，工匠日薪翻倍。
最后一行字是他连夜写下的：“功不必自我而成，利必为万民所享。”
碑立起来那天，很多百姓过来摸字。有人放了一碗井水，有人摆了一束新稻。没人说话，但眼神不一样了。
林昭站在碑前看了一会儿，转身往田里走。太阳快落山了，远处的稻田泛着金光，新建的机坊亮起了灯。
他的鞋底沾着泥，走一步留下一个印。
快到村口时，一个小孩跑过来，仰头问他：“林大人，下个月我们村也能通水泥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