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川的病房在走廊尽头，安静得能听见监护仪的滴答声。
沈墨推门进去时，岳川已经醒了，头上缠着绷带，脸色苍白。看见沈墨，他艰难地抬起没输液的那只手，招了招。
“没事”岳川声音嘶哑，“就是摔了一跤。”
“不是摔跤。”沈墨在床边坐下，调出手机里的监控截图，“有人从背后推的你。推你的人穿黑色夹克，戴鸭舌帽，出医院后上了辆没牌照的面包车。”
他把屏幕转向岳川：“认识吗？”
岳川眯眼看了会儿，摇头：“不认识。但我在楼梯上时，听到他打电话说了一句‘跟老领导汇报，就说解决了’。”
“哪个老领导？”
“没听清。”岳川闭上眼睛，“但我拜访的那位住建厅前副厅长，昨晚突然改口了。他说：‘小沈这事儿，牵涉太广，你们年轻人不懂，有些事得慢慢来。’”
又是“慢慢来”。
沈墨想起这三个小时里接到的七个电话——来自不同部门的“老领导”，语气温和，内容一致：改革要稳，不能急，要“循序渐进”。
最绝的是省自然资源厅一位退休副厅长，他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小沈啊，你公布的那个清单，第58条要取消‘用地预审环节的专家论证会’，这个不妥。专家论证是科学决策的体现，取消了，不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吗？”
沈墨当时反问：“那为什么去年全省378场用地预审专家论证会，有291场的专家名单完全一样？这五位专家一年要论证两百多个项目，他们真的每个项目都认真看过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十秒，然后说：“规矩嘛，总是需要时间完善的”
挂了。
全是这种“软钉子”。
手机震动，中央巡视组那位工作人员发来信息：“下午三点，省委三号楼201会议室。单独汇报。另：你母亲在瑞士的情况已有进展，见面详谈。”
沈墨回复：“收到。”
他看向岳川：“您先好好养伤。等这事儿完了，我陪您回玉泉县，把《县志》最后那卷编完。”
岳川笑了：“那卷啊我其实早写好了。就等你什么时候，把该清理的东西清理干净，我再把最后一页补上。”
“最后一页是什么？”
“是答案。”岳川看向窗外，“你父亲当年问过我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没等沈墨追问，护士进来换药。沈墨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岳川突然说：
“沈墨。”
“嗯？”
“你父亲当年也遇到过‘慢慢来’。”岳川的声音很轻，“他说，这三个字是最毒的刀子——不让你死，就让你慢慢流血，流到没力气反抗为止。你别上这个当。”
沈墨点头，关门离开。
走廊里，许半夏抱着保温箱在等。两个孩子刚做完检查，她眼圈红着。
“医生说”她哽咽，“老大的心脏有个小缺口，可能需要手术。”
沈墨接过保温箱，看着里面熟睡的孩子。“什么时候手术？”
“半年后，等孩子大一点。”许半夏靠在他肩上，“但医生说，如果这半年护理不好，可能等不到手术”
又是时间。
沈墨闭上眼睛。那些说“慢慢来”的人，知不知道有些事根本等不起？
他一手抱着保温箱，一手搂住妻子：“半夏，你信我吗？”
“信。”
“那接下来这半年，你什么都别管，就照顾好孩子。”沈墨看着她的眼睛，“外面的事，我来解决。我保证，孩子手术那天，这个世界会比现在干净一点。”
许半夏用力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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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五十，省委三号楼。
这栋苏式建筑建于1950年代，走廊幽深，脚步声有回音。沈墨在201会议室门口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会议室里只坐了三个人。
正中是中央巡视组组长，姓郑，六十多岁，头发花白但腰板笔直。左边是省纪委书记，右边是那位联系过沈墨的工作人员。
“沈墨同志，坐。”郑组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你的材料我们都看了。79项清理清单，动了12个部门的蛋糕。现在，他们开始反扑了。”
沈墨坐下：“是。主要手段就是拖延——用‘需要研究’‘需要协调’‘需要上级指示’来拖时间。”
“具体案例？”
“比如市场监管总局那边，答应取消‘股东现场拍照’，但昨天下午发了补充通知，要求改为‘视频公证且需两名公证人员同时在线’。”沈墨拿出文件，“全省有资质的视频公证机构只有三家，都在省城。这意味着下面的企业要办变更，得专门跑省城，花钱请公证，比以前更麻烦。”
“又比如税务部门。”他翻开下一页，“嘴上说不再随意冻结账户，但实际操作中，把‘冻结’改成了‘限制大额支付’——单笔超过五万的支出需要提前三天报备。对制造企业来说，原材料采购经常要几十万上百万，这等于变相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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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组长边听边记，脸色越来越沉。
“最典型的是住建部门。”沈墨调出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这是我一个高中同学，开建筑公司的。昨天他去办施工许可，窗口人员笑眯眯地说：‘新规我们收到了，但系统还没更新，您要不再等等？’我同学问等多久，对方说：‘这可说不准，上面的事，我们基层就是执行嘛。’”
他把手机推过去：“这种‘微笑拖延’，比直接拒绝更可怕。企业投诉无门——人家态度那么好，你能说什么？”
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吗？”郑组长放下笔。
“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沈墨说，“以前，这些‘隐性壁垒’不仅是捞钱工具，更是权力体现——我说你可以，你才可以；我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现在我把规则公开了，他们的权力就缩水了。”
“不止。”郑组长摇头，“更重要的是，你打破了他们的安全感。”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这些部门里很多人，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十几年、几十年。他们熟悉每一条‘潜规则’，知道怎么在不违规的前提下，把事办成或办不成。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你现在要把这些全公开，等于告诉他们——你们那套过时了。”
“过时了不应该改吗？”
“应该，但人都有惰性。”郑组长转身，“尤其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宁愿维持一个糟糕但熟悉的现状，也不愿接受一个可能更好但充满不确定的未来。”
他走回桌前，拿出一份档案袋。
“这是你父亲当年的案卷复印件。你看第23页。”
沈墨翻开。那是一份谈话记录，时间1982年4月，谈话对象是当时的省水利厅副厅长。笔录显示，那位副厅长对调查组说：
“沈青山同志提出的水库施工方案改革，方向是对的，但太急了。基层同志接受需要时间，我看还是慢慢来比较好。”
而在这句话旁边，有父亲用红笔写的批注：
“慢慢来？等方案批下来，汛期都过了。到时候洪水来了，下游几十万百姓怎么办？有些事，能等；有些事，一天都等不起。”
一个月后，父亲“被自杀”。
沈墨的手在抖。
“你父亲遇到的，和你现在遇到的是同一批人。”郑组长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老了，退休了，但他们的学生、下属、子女还在岗位上。‘慢慢来’这三个字，已经成了这个系统的生存哲学。”
“那该怎么办？”沈墨抬头，“难道就让他们一直拖下去？”
“不。”郑组长眼里闪过锐光，“你要学会用他们的规则，打败他们。”
他调出一份名单：“这十二个部门里，有四个的一把手今年到了退休年龄。他们最想要什么？平稳着陆，光荣退休。你现在去动他们的下属，他们可能会护短。但如果你承诺——配合改革的，退休待遇从优；阻挠改革的，离任审计从严——你说，他们会怎么选？”
沈墨明白了：“分化瓦解。”
“对。”郑组长点头，“还有，那些‘微笑拖延’的基层办事员，为什么敢这么干？因为上面有人撑腰。你不需要一个一个去对付他们，你只需要让撑腰的人不敢再撑腰。”
他推开另一份文件：“省自然资源厅那位要求‘慢慢来’的副厅长，他儿子在美国读书，每年学费五十万人民币，钱从哪来的？省市场监管总局的副局长，他女儿在加拿大开了家公司，注册资本五百万加元，哪来的？”
沈墨睁大眼睛：“这些您都有证据？”
“中纪委盯他们不是一天两天了。”郑组长笑了，“之所以不动，是在等时机。现在，时机到了。”
他看了看表：“下午四点，省里要开老干部座谈会，那几位‘老领导’都会出席。你跟我一起去。在会上，你把清理清单的执行情况做个汇报——重点讲遇到了哪些阻力，哪些人在说‘慢慢来’。”
“然后呢？”
“然后我会接话。”郑组长眼神冷下来，“我会问他们：是该慢慢来，还是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该照顾少数人的面子，还是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
沈墨站起来：“我明白了。”
“还有一件事。”郑组长叫住他，“关于你母亲。瑞士那边我们通过外交渠道施压了，但沈青河很狡猾，他可能还会转移。我给你一个建议——”
他写下一个电话号码：“打这个电话，找王处长。他是国安部驻欧洲的负责人，有特殊渠道。但你要想清楚，一旦动用这个关系，就等于把家事上升到了国事层面。你和你母亲，可能很长时间都不能公开相认了。”
沈墨接过纸条：“只要能保证她安全。”
“安全可以保证，但代价是”郑组长顿了顿，“她可能余生都要隐姓埋名，甚至在档案里，她永远都是‘已故’。”
窗外传来汽车的喇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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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墨看着纸条上的号码，想起照片里母亲苍老的脸。
四十二年。
她已经隐姓埋名了四十二年。
“我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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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部座谈会四点准时开始。
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坐了二十多位退休老领导，平均年龄七十岁以上。沈墨坐在郑组长旁边，能感觉到那些目光里的审视、好奇，还有——警惕。
轮到沈墨汇报时，他没有用ppt，就拿着那份清理清单。
“各位老领导，我是沈墨。今天汇报就三件事：第一，我们清理了什么；第二，清理后效果如何；第三，清理遇到了什么困难。”
他语速平缓，但每句话都带着数据。
“清理了79项不合理门槛后，过去一周，全省新注册企业数量同比增长37，企业注销数量下降28。这是效果。”
“但我们也遇到了困难。”他翻到清单最后一页，“主要困难是执行层面——有些部门口头答应，实际拖延；有些把‘取消’变成了‘变相增加’；还有些说‘慢慢来，等系统更新’。”
他看向在座的一位老人：“比如市场监管这块，王老您当年分管过。您觉得，一个企业变更营业执照，需要股东专门从国外飞回来拍照，这合理吗？”
那位王老推了老花镜：“这个嘛以前这么定，也是为了防止有人冒用身份嘛。”
“那视频公证加人脸识别，能不能达到同样效果？还能为企业省下机票钱。”
王老语塞。
郑组长这时候开口了：“各位老同志，沈墨同志问的，其实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们的规矩，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是为方便管理，还是为方便群众？”
会议室安静下来。
“我这次下来巡视，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以前都是这么办的’。”郑组长环视全场，“以前这么办，就对吗？以前吃饭要粮票，现在还要吗？以前出门要介绍信，现在还要吗？”
他站起来：“时代在变，规矩也要变。不改，就会被淘汰。这个道理，在座的各位比谁都懂——你们当年，不也是改革的推动者吗？”
几位老领导低下了头。
沈墨的手机在这时震动了一下。
他低头查看，是顾晓梦发来的信息：“瑞士那边有消息了！王处长的人已经找到你母亲，正在安全转移。但沈青河发现了，他发来最后通牒——如果你不停止改革，他会公布你母亲‘捐赠卵子’的全部资料，包括她当年签字同意的视频。”
视频？
沈墨的手心开始冒汗。
几乎同时，会议室的门被敲响。工作人员进来，在郑组长耳边低语几句。
郑组长的脸色变了。
他看向沈墨，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刚接到消息，有人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1982年的录像是你母亲在签字。发布者声称，还有更多‘涉及中国官员家族秘闻’的材料，将陆续公布。”
沈墨闭上眼睛。
他知道，沈青河这是要同归于尽了。
但当他再次睁眼时，眼神已经恢复了平静。
他站起来，对全场老领导说：
“各位，我刚刚收到一个消息。有人想用我四十年前的家族私事，来威胁我停止现在的改革。我想借这个机会，说两句话——”
他挺直脊梁：“第一，我母亲当年做过什么，是她个人的选择。我是她的儿子，但我更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第二，改革不会停。不仅不会停，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公布第二批清理清单，范围扩大到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
他看向郑组长：“郑组长，我请求将今天的会议内容，向全社会公开直播。让所有人都看看，我们到底在改什么，又到底遇到了什么。”
郑组长盯着他看了三秒，然后缓缓点头：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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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点，会议视频剪辑版在各大平台同步上线。
标题是：《老干部座谈会现场：年轻干部面对威胁，说出这两句话》
点击量一小时破千万。
沈墨回到医院时，许半夏正抱着孩子在哭。她指着电视：“他们他们怎么敢”
电视上正在播放母亲签字的录像片段，虽然打了码，但能看出母亲年轻时的轮廓。
沈墨抱住她和孩子：“别怕。他们越是这样，越说明我们打到了他们的痛处。”
手机震动，是沈青河发来的最后信息：
“你赢了第一局。但你母亲的视频已经传开，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会怎么看待他们的奶奶？你的同僚、下属，会怎么看待你？有些污点，是洗不掉的。”
沈墨回复：
“我母亲当年是被迫的，我有证据。至于我的孩子——我会告诉他们，他们的奶奶是个受害者，而他们的父亲，正在让这个世界少一些受害者。”
发完，他关掉手机。
窗外，城市华灯初上。
他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会有更多的“慢慢来”等着他。
但这一次，他不会等了。
因为有些人，有些事——
一天都等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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