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盒打开的瞬间，沈墨闻到了四十二年前的墨香。
那份名单的纸张已经泛黄变脆，但父亲的字迹依然清晰有力——那是他从小临摹过无数次的笔迹，每个顿挫转折都刻在记忆里。
名单第一页，七个名字：
1 许建国（代号“石匠”），永川省建筑商会原会长，已故。
2 李卫民（代号“园丁”），北京某部委原副部长，退休。
3 周振国（代号“矿工”），永川科技创新基金创始人，已故。
4 赵德昌父亲（代号“会计”），永川省原国资委副主任，已故。
5 刘文山（代号“文书”），永川省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在押。
6 李建国（代号“影子”），江东省发改委副主任，自杀。
7 王振华（代号“园丁继任者”被黑墨水涂改）
沈墨的手指停在第一个名字上，很久很久。
许建国。
许半夏的父亲，那个在他最艰难时借给他学费、在他和半夏结婚时笑得最开心的老人，那个破产后郁郁而终、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照顾好我女儿”的岳父。
代号“石匠”。
手机震动，是许半夏发来的消息：“墨，孩子们退烧了，妈的精神也好多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沈墨盯着屏幕，眼眶发热。他打了很多字，又全部删除，最终只回了三个字：“今晚回。”
然后他拨通了林定邦的电话：“林书记，名单找到了。但有一个名字我需要您批准，暂时不对他进行调查。”
“谁？”
“许建国，我岳父，已经去世七年。”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沈墨，你知道这违反原则。”
“我知道。”沈墨的声音很轻，“但我需要先确认一件事——名单上的代号‘石匠’，具体负责什么？如果我岳父真的是‘七人委员会’成员，他为什么会在破产后自杀？这说不通。
林定邦叹了口气：“我让专案组调取许建国的全部档案。但你记住——如果证据确凿，你必须公事公办。”
“我明白。”
挂断电话，沈墨看着墓碑上父亲的名字。天已经蒙蒙亮，晨雾笼罩着墓园。
“爸，”他轻声说，“如果您在天有灵，告诉我该怎么做。一边是您留下的名单，一边是半夏的父亲我该怎么选？”
风吹过松林，沙沙作响。
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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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省发改委的会议室里，气氛比墓园还冷。
三省产业协作座谈会进行到第三天，卡在了最关键的问题上：市场准入。
江东省的代表，一位姓孙的副厅长，把文件往桌上一扔：“沈主任，你们永川的企业想来江东投资，我们欢迎。但必须符合我们的标准——员工本地化率不低于70，采购本地原材料比例不低于60，税收留在江东不低于80。”
沈墨看着这三个“不低于”，笑了：“孙厅长，按这个标准，我们永川的企业来了也是死。要裁员；采购本地原材料60，意味着要换供应商；税收留在江东80，意味着我们永川的财政颗粒无收。那我们还协作什么？不如各干各的。”
孙厅长老脸一红：“这是为了保护本地产业”
“保护本地产业，不是搞地方保护主义。”沈墨调出数据，“过去五年，三省之间因为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重复建设，浪费了至少八百亿。比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三省各建各的，标准不统一，接口不兼容，结果是谁都用不好。”
他点击屏幕，展示照片：“这是三省交界处的‘充电桩坟场’，三千多个桩子，因为标准不同全成了废铁。八百亿啊，够建多少学校、医院？”
会议室里有人低下头。
“所以我提议，”沈墨站起来，“三省共同制定统一的产业标准、市场准入规则、税收分成机制。具体方案我已经拟好了——”
他分发文件：“第一，设立‘三省产业协同发展理事会’，由三省发改委主任轮流担任主席，所有重大事项投票决定。第二，建立‘三省企业信用共享平台’，一家失信，三省受限。第三，实行‘税收五五分成’——企业在哪里产生税收，就由哪里和注册地各分50。”
孙厅长皱眉：“这太理想化了”
“不理想化，怎么打破四十年的壁垒？”沈墨看着他，“孙厅长，我知道您有难处。您昨天私下跟我说，江东省委有些领导不同意放开市场。但您也说了——再不放，江东的企业就要被外省、外国的企业挤死了。”
孙厅长的脸色变了——那是昨天两人私下谈话的内容，沈墨居然当众说了出来。
“我不是在为难您。”沈墨缓和语气，“我是在帮您。您想想，如果三省真能形成产业联盟，我们的企业就能抱团出海，跟长三角、珠三角竞争。否则，我们永远只是内斗的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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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会议室门被推开。江东省省长秘书匆匆走进来，在孙厅长耳边低语几句。
孙厅长的表情从震惊到愤怒，最后变成绝望。
秘书离开后，孙厅长看向沈墨，苦笑：“沈主任，您赢了。刚接到通知——江东省委书记被中央纪委带走了。罪名是涉嫌与境外势力勾结，阻挠区域协调发展。”
全场哗然。
沈墨的手机震动，林定邦发来信息：“江东的‘钉子’拔掉了。趁热打铁，把协议签了。”
沈墨收起手机，看向孙厅长：“现在，可以签字了吗？”
孙厅长颤抖着手，在协议上签下名字。
那一刻，沈墨知道——三省协作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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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永川的高铁上，沈墨接到了专案组的电话。
“许建国的档案调出来了。”组长的声音很严肃，“情况很复杂。”
“怎么说？”
“他确实是‘石匠’，但他是被胁迫的。”组长顿了顿，“1998年，他的建筑公司承建省交通厅大楼，因为工程质量问题面临破产。周振国找到他，说可以帮他摆平，条件是加入‘七人委员会’，负责在建筑行业发展成员。”
沈墨握紧手机：“他同意了？”
“同意了。但他留了一手——所有经他发展的成员，他都偷偷保留了证据。这些证据，我们在他去世后的遗物里找到了。”
组长发来一份扫描件。那是许建国的日记，最后一页写着：
“我知道我错了，但我没办法。公司三百多个工人要吃饭，女儿要上学。周振国说，如果我不干，就让我的楼塌了，砸死人，让我坐牢。我妥协了，但我留了证据。如果有一天这些证据能见天日，或许能赎我万分之一的罪。半夏，爸爸对不起你。”
沈墨的眼睛模糊了。
“还有，”组长继续说，“许建国在2008年试图退出，但周振国用半夏的安全威胁他。2015年，他的公司还是破产了，因为他拒绝再为‘委员会’办事。周振国切断了他所有资金链。破产后三个月，他‘自杀’了。但我们重新尸检发现——他是被注射药物致死的。”
沈墨闭上眼睛。
所以岳父不是叛徒，是受害者。是和他父亲一样的，被那张网吞噬的受害者。
“名单上第七个人，王振华，查到了吗？”他问。
“查到了，但”组长的声音有些奇怪，“您最好亲自看档案。”
档案传到手机上。沈墨点开，看到照片的瞬间，全身血液都冷了。
王振华，五十二岁，现任职务：永川省军区副政委。
而照片旁边，是另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年轻的王振华穿着军装，站在他父亲沈青山身边。背景是玉泉水库建设指挥部。
照片背面是父亲的笔迹：“与振华同志合影留念。他是军区派来保障水库建设的联络员，作风正派，值得信任。”
父亲信任的人。
现在是“七人委员会”的第七人。
代号“园丁继任者”。
高铁穿过隧道，黑暗笼罩车厢。
沈墨坐在黑暗里，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张合影。
父亲笑着，王振华也笑着。
四十年的时光，把信任变成了背叛，把战友变成了敌人。
手机又震，是许半夏：“墨，你到哪了？妈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孩子们也醒了，等你回来。”
沈墨擦掉眼泪，回复：“还有一小时。告诉妈，我饿了。”
发完信息，他拨通林定邦的电话：“林书记，名单上第七个人，是王振华。”
电话那头传来茶杯摔碎的声音。
良久，林定邦才开口：“沈墨，这个人动不了。他是军职，而且是高级军官。没有军委的命令，谁也动不了他。”
“如果他有问题呢？”
“那也要军委来查。”林定邦声音沉重，“而且，如果他真是‘园丁继任者’，意味着‘七人委员会’的触手已经伸进了军队。这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沈墨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我有一个想法。”
“说。”
“他不让我们查，我们就逼他自己跳出来。”沈墨眼神冷峻，“三省协作协议一签，下一步就是推动‘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区’。王振华作为军区副政委，肯定会参与。到时候，看他怎么表演。”
“这很危险。”林定邦警告，“如果他狗急跳墙”
“那我就等着。”沈墨说，“看看是他们的刀快，还是我的命硬。”
挂了电话，高铁开始减速。
永川站到了。
沈墨走下站台时，看到许半夏抱着孩子等在出站口。晨光照在她脸上，温柔而坚定。
他快步走过去，紧紧抱住她和孩子。
“怎么了？”许半夏感觉到他的颤抖。
“没事。”沈墨在她耳边轻声说，“就是很想你们。”
很想在这个充满谎言和背叛的世界里，抓住一点真实的东西。
比如爱。
比如家。
比如——必须守护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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