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长办公室的第一天，沈墨的访客名单上排了十七个人。第一个进来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手里抱着一摞泛黄的文件，进门就跪下了。
“沈省长，救命啊！”
沈墨赶紧扶起他：“老师傅，您这是”
“我是永川钢铁厂的老厂长，姓赵。”老者老泪纵横，“我们厂三千工人，下个月就要下岗了！说是‘去产能’，可我们厂去年还盈利八千万啊！”
沈墨心里一沉。他看过简报：永川钢铁厂确实在“去产能”名单里，理由是“设备老旧、能耗超标”。但他记得那份报告的数据很模糊，只是笼统地说“不符合新标准”。
“赵厂长，您慢慢说。”沈墨倒了杯水，“为什么盈利的厂子要去产能？”
赵厂长把文件摊开在桌上：“您看，这是去年的审计报告——净利润八千三百万，纳税一亿二。，但我们在改造啊！投了三个亿的技改项目，下个月就能投产，能耗能降40！”
他指着文件上的一行小字：“可省工信厅说，不管改不改，只要现在超标，就必须关。我跑遍了所有部门，都说‘这是政策，没办法’。沈省长，三千个家庭啊！您得管管！”
沈墨看着那些数据，眉头越皱越紧。
“您先回去，这件事我会调查。”他送走赵厂长，立即拨通省工信厅厅长的电话，“永川钢铁厂的技改项目，为什么批不下来？”
电话那头支吾半天：“沈省长，这个是部里的要求。全国一盘棋，超标企业一律关停”
“但他们在改造啊！三个月就能达标！”
“那也不行。”厅长压低声音，“这是这是上面的意思。据说有个什么‘绿色转型考核’，咱们省名额有限，只能保重点企业。
沈墨明白了。不是政策有问题，是执行有问题——有人把“去产能”当成了权力寻租的工具，谁能保下来，谁不能保，全看关系和“表示”。
他挂了电话，看向窗外。楼下，还有十六个访客在等。他不用问都知道，都是类似的问题——传统企业在转型中遇到的“不合理门槛”。
手机震动，是许半夏发来的信息：“墨，查到些东西。永川钢铁厂所在的经开区主任，上个月在海南买了套别墅，两千四百万。钱从哪里来的？”
附了一张房产交易记录的截图。
沈墨回复：“继续查，但要小心。”
然后他按下办公桌上的呼叫铃：“通知所有访客，下午两点，一号会议室，集体座谈。另外，让省工信厅、发改委、国资委一把手全部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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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座谈会，气氛压抑得像灵堂。
除了上午的赵厂长，还有纺织厂、水泥厂、化工厂等十六家企业的负责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厚厚的材料，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绝望。
省工信厅厅长坐在沈墨旁边，额头冒汗。
“各位，”沈墨开口，“今天请大家来，就一个问题——你们的厂子，到底还能不能救？如果能，需要什么？如果不能，为什么？”
赵厂长第一个站起来：“能救！我们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完成技改！但厅里不批，说‘去产能指标用完了’！”
纺织厂的女厂长接着说：“我们厂转型做特种纤维，技术是国内领先的。但银行不给贷款，说‘纺织是夕阳产业’。没有资金，研发就停了。”
水泥厂的老板更直接：“我查过了，全省二十七家水泥厂，去年关停的九家里，有六家是正常生产的。反而是三家严重污染、年年亏损的厂子，因为‘有关系’，现在还开着！这公平吗？”
会议室里炸了锅。
沈墨等他们说完，看向工信厅厅长：“李厅长，你怎么解释？”
李厅长擦着汗：“沈省长，去产能是国家政策，我们只是执行至于具体企业选择，是专家评审组定的，我们厅里只是汇总”
“专家评审组名单呢？”沈墨问。
“这这是保密的”
“现在不保密了。”沈墨转向秘书，“通知评审组所有专家，明天上午九点，到这里现场答辩。他们要当着所有企业主的面，解释为什么选这家不选那家。”
李厅长的脸白了。
散会后，沈墨留下他：“李厅长，我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说实话，还能从宽处理。”
李厅长挣扎了很久，终于开口：“评审组有人收钱了。一家企业五十万到三百万不等，交了钱就能保下来。没交钱的，再好的厂子也得关。”
“谁牵的头？”
“是是评审组组长，省工业设计院的王副院长。”李厅长声音发抖，“但他说，钱不是他一个人拿，要往上交”
“交给谁？”
“我不知道。但有一次我听到他打电话，说‘领导放心，这季度三千万已经到账了’。”
沈墨闭上眼睛。又是这样。四十年前的“种子计划”，四十年后的“去产能”。形式变了，本质没变——都是把国家政策当成敛财工具，都是牺牲老百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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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厅长，你配合调查，把你所知道的全部交代出来。”他睁开眼，“这件事，我要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到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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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点，沈墨还在办公室看材料。手机响了，是那个退休老领导的号码。
“沈墨同志，听说你今天开了个很有火药味的会啊。”老人的声音温和，但话里有话。
“老领导，我只是在做该做的事。”
“该做的事”老人笑了，“沈墨，你知道你父亲当年为什么失败吗？不是因为他查到了真相，是因为他太急了。他想一棍子把所有人都打死，结果被所有人联手反杀了。”
沈墨握紧手机：“您的意思是，我应该慢慢来？”
“我是说，你要分清楚——哪些是必须清除的毒瘤，哪些是可以改造的同志。”老人顿了顿，“比如那个王副院长，他确实收了钱，但他只是个执行者。真正的大鱼，藏得更深。”
“是谁？”
“我不能说名字。但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人，曾经是你父亲最信任的战友。”老人的声音变得沉重，“1979年，玉泉水库建设指挥部，除了你父亲，还有三个技术负责人。其中一个，后来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就是‘园丁长’的第一任联络人。”
沈墨的心跳加快了：“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也快死了。”老人咳嗽了几声，“癌症晚期，最多还有三个月。有些事，我不想带进棺材里。”
“那您为什么不早说？”
“因为我不敢。”老人的声音里透着苍凉，“沈墨，你知道‘园丁长’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吗？它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系统。你扳倒一个，会有另一个补上。除非你能把整个系统连根拔起。”
电话里传来仪器的滴滴声，像是老人在医院。
“我给你一个线索。”他说，“去查查1979年到1982年，玉泉水库所有建材供应商的名单。看看哪些供应商，四十年后的今天，还在做建材生意。再看看他们的子女，现在在做什么。”
“您是说”
“有些家族，四十年了，一直在吸玉泉的血。”老人叹了口气，“好了，我累了。沈墨，记住——改革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是你死我活。要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这是你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教训。”
电话挂断了。
沈墨坐在黑暗里，久久不动。
窗外，永川的夜景灯火辉煌。这座他为之奋斗了半生的城市，这座父亲用生命守护的城市，此刻安静而美好。
但他知道，这安静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手机又震，是许半夏：“查到了。永川钢铁厂经开区主任的别墅钱，来自一个叫‘永昌建材’的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是王副院长的儿子。而‘永昌建材’的前身，是1979年玉泉水库的建材供应商之一。”
线索连起来了。
四十年，一个家族，从水库建材供应，到钢铁厂“去产能”寻租，完成了一个罪恶的闭环。
沈墨打开电脑，开始起草文件。
标题是：《关于在全省开展传统产业“精准转型”试点的意见》。
核心内容有三条：
第一，废除“一刀切”去产能，改为“一企一策”精准帮扶。
第二，成立“传统产业转型基金”，由政府担保，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
第三，建立“转型企业白名单”，进入名单的企业享受政策、资金、技术全方位支持。
但最关键的是第四条——所有转型项目，全部公开招标、公开评审、公开监督。任何人，包括他沈墨，不得私下干预。
他要做的，不仅是拯救那些企业。
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让四十年的罪恶循环，在他这一代终结。
文件写到凌晨三点，他按下发送键。
然后他走到窗边，看着这座沉睡的城市。
父亲，如果您在天有灵，请看着。
您没走完的路，我继续走。
您没实现的理想，我来实现。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用任何名义——
伤害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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