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领导的电话在凌晨五点响起，像丧钟。
沈墨接起时，窗外天还黑着。电话那头的声音苍老但威严：“沈墨，我是你父亲的战友，孙振国。听说你在查永昌建材？下午三点，来北京，我家。一个人。”
说完就挂了，没给沈墨说话的机会。
孙振国。这个名字沈墨太熟了——省部级退休老干部，经常在新闻联播里出现，讲话永远正气凛然。去年还给永川的希望工程捐了五百万，媒体称他“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而永昌建材的实际控制人，法人信息显示是“孙小军”，孙振国的独子。
沈墨放下电话，看向床头柜上父亲的老照片。1979年玉泉水库建设指挥部的合影里，年轻帅气的父亲站在中间，左边是岳川，右边就是孙振国。
三个人都笑着，眼神清澈，对未来充满希望。
四十年后，岳川隐姓埋名当县志办主任，父亲跳楼身亡，孙振国成了“园丁长”的第一任联络人。
命运开的玩笑，太过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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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沈墨还是按计划去了永川钢铁厂。转型基金的第一批试点企业，他要亲自看。
厂区比想象中还糟。设备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车间里弥漫着铁锈和机油的气味。工人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眼神麻木地操作着老旧的机床。
赵厂长指着正在运行的轧钢机：“沈省长您看，这台设备1988年投产的，早该淘汰了。但我们没钱换，一台新的要八千万。”
“技改项目不是批了吗？”沈墨问。
“批是批了，但附加条件”赵厂长苦笑，“必须用永昌建材的钢材。格比市场价高30，而且质量您看这个。”
他递过来一块钢板样本。沈墨接过来，手感就不对——太轻。敲击声音发闷，明显杂质多。
“这种钢材用在技改项目上，设备寿命至少要缩短一半。”赵厂长压低声音，“但我们不敢说，说了项目就黄了。”
车间深处传来争吵声。沈墨走过去，看见几个年轻工人围着一个老师傅，情绪激动。
“刘师傅，厂子都要倒了，您还让我们省着用润滑油？”一个年轻人脸涨得通红，“机器坏了谁修？我们下个月就失业了！”
被围住的老师傅六十多岁，背很驼，但眼睛很亮：“小张，这台轧机我修了三十年。它就像人，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润滑油用多了反而伤机器，这个道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可厂子都要没了！还在乎机器？”
“只要机器还在转，厂子就在。”老师傅的声音很平静，“你们年轻人不懂——咱们永钢最困难的时候是1998年，半年发不出工资，所有人都觉得要倒了。但机器没停，人没散，最后挺过来了。”
他转身，看见沈墨，愣了一下，然后深深鞠了一躬：“沈省长。”
沈墨扶住他：“老师傅，您贵姓？”
“免贵姓刘，刘大锤。在这厂子干了四十二年，从学徒干到总工。”老人直起身，“沈省长，我斗胆说一句——厂子能救，但救法不对。”
“您说。”
“现在上头整天说‘转型’，要搞自动化、智能化。但咱们这些老工人，连电脑开关在哪都不知道，怎么转？”刘大锤指着车间，“您看这台轧机，德国货，当年全国就三台。，要淘汰。但它的精度，现在很多新设备都比不上！”
他走到控制台前，熟练地操作着那些老式仪表：“问题不是设备老，是维护跟不上。这三十年，厂里没招过一个正经的维修工。设备坏了，要么是我这样的老家伙硬撑着修，要么就花大钱请外头的人。”
沈墨明白了：“所以‘不敢转’，是因为没人会转？”
“对。”刘大锤点头，“您让厂子买新设备，好，我们买。但谁会用？谁会给设备升级？谁会在它出毛病的时候修？没有懂技术的人，再好的设备也是一堆废铁。”
车间里安静下来。年轻的工人们低下头，年老的工人们眼里有泪光。
沈墨环视四周，这些朴实的面孔，这些为永川贡献了一辈子的人，此刻像等待宣判的囚徒。
“刘师傅，”他开口，“如果厂子组织培训，教大家用新设备，您觉得多久能学会？”
刘大锤想了想：“年轻人，三个月。我们这些老家伙半年到一年。但关键是，要有好老师，要有真本事的人来教。”
“好。”沈墨转向赵厂长，“从今天起，永川钢铁厂成立‘技术传承班’。老师傅带年轻人，一对一教。省里会联系高校和先进企业，派人来培训。培训期间，工资照发，学费全免。”
他又看向工人们：“我知道大家怕，怕厂子倒了，怕失业。但我今天承诺——只要大家愿意学，愿意转，永钢就不会倒。不仅不倒，还要成为全省传统产业转型的标杆！”
掌声稀稀拉拉响起，然后越来越响。有年轻工人哭了，有老师傅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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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锤握住沈墨的手，握得很紧：“沈省长，您您说话算数？”
“算数。”沈墨看着他的眼睛，“刘师傅，您父亲那一代建起了这个厂，您这一代守住了这个厂。现在，我们要一起，让这个厂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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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省政府的车上，秘书递过来一份紧急报告。
“沈省长，永昌建材那边有动作了。”秘书脸色凝重，“他们刚刚宣布，所有钢材提价40，理由是‘原材料上涨’。但我们的调查显示，他们仓库里还有至少十万吨存货，是按旧价格进的。”
“针对永钢的？”
“不光是永钢。”秘书调出名单，“全省十七家转型试点企业，都收到了涨价通知。如果按这个价格，转型成本要增加至少八亿。”
沈墨冷笑。这就是孙振国的手段——用市场行为掩盖权力寻租。你查，他说是正常经营；你不查，他就吸干企业的血。
“通知所有试点企业，”沈墨说，“暂时不要采购永昌的货。省里会协调其他钢厂供货，价格按市场价。”
“那就打破垄断。”沈墨看向窗外，“联系江东、西山两省，组建‘三省钢材采购联盟’，集中采购，降低价格。同时，扶持省内其他钢厂，提升产能。”
他想了想，补充道：“还有，把永昌建材这些年所有中标项目的清单整理出来。我要看看，哪些领导批的项目，必须用他们的钢材。”
“您这是要”
“查账。”沈墨眼神冷峻，“四十年的账，一笔一笔算清楚。”
车驶入省委大院时，许半夏打来电话。
“墨，我找到了一样东西。”她的声音很轻，像怕人听见，“在爸爸的遗物里，有一本1979年的工作笔记。里面夹着一张收据——孙振国当年收了你父亲三百块钱，说是‘帮忙疏通关系，让水库项目尽快开工’。”
沈墨的心跳漏了一拍。
“但后面还有一行小字，”许半夏继续，“是你父亲写的：‘振国兄把钱退回来了，说不用。他说，这是为了永川百姓，不是为了钱。’”
所以孙振国曾经清廉过。曾经是父亲信任的战友，曾经说过“为了永川百姓”。
是什么让他变了？
“笔记里还提到一件事。”许半夏说，“1980年春天，孙振国的妻子得了怪病，全身溃烂，医院治不好。后来突然就好了，说是找到了‘民间偏方’。但你父亲怀疑是有人用这个要挟了他。”
沈墨明白了。妻子是软肋。就像霍夫曼用顾晓梦的母亲要挟她，用沈墨的家人要挟他。
“园丁长”系统最恶毒的地方，不是腐蚀好人，是找到好人的软肋，逼他们变成坏人。
“半夏，你把这些证据保管好。”沈墨说，“下午我要去见孙振国。”
“太危险了！他既然约你单独见面”
“正因为他约我单独见面，才说明他不想把事情闹大。”沈墨安慰她，“放心，我有分寸。”
挂了电话，车也停了。
沈墨看着眼前的省委大楼，这座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座他如今执掌的地方。
下午三点，北京。
他要面对的，不仅是父亲的战友，不仅是“园丁长”的联络人。
是一个被逼成恶魔的好人。
是一个用四十年时间，从理想主义者变成利益集团保护伞的，活生生的悲剧。
沈墨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
他知道，今天下午的会面，可能会改变一切。
也可能会，让他看到人性最黑暗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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