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半夏端着茶的手停在半空。
她看着电脑屏幕上那行字——“第三个名字：四十年前玉泉水库事故中，唯一活下来的那个孩子。他现在，就在你身边。”
茶杯边缘轻微颤抖，茶水晃出涟漪。
“半夏，”沈墨握住她的手，“你知道这件事吗？”
茶盘放在桌上，发出清脆的碰撞声。许半夏抽回手，转身走向窗边。夜色透过玻璃映在她脸上，让她的表情模糊不清。
“1982年3月15日，”她背对着沈墨开口，声音很轻，“玉泉水库垮塌那天，现场有二十四个工人。二十三个死了，一个被压在钢筋水泥下十四个小时后救出来——就是我父亲。”
沈墨站起身。
“但你父亲他……”
“他活下来了，但大脑受损，失去记忆。”许半夏转身，眼睛里有一层水光，“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运气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被推出去的。”
“被谁？”
许半夏走回书桌前，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面没有文件，只有一个老旧的铁皮文具盒。她打开盒子，取出一枚生锈的工牌。
工牌上写着：“玉泉水库建设指挥部，技术员，沈青山。编号007。”
沈墨的父亲的工作证。
“事故发生时，我父亲和你父亲在同一个作业面。”许半夏把工牌推过来，“你父亲先发现支撑梁开裂，他大喊让大家撤离。但已经来不及了。垮塌的瞬间，你父亲把我父亲推到了相对安全的角落，自己却被……”
她说不下去了。
沈墨拿起那枚工牌，背面用刻刀刻着一行小字：“若我遇不测，请照顾我妻儿。青山，1982314。”
那是事故发生前一天。
父亲知道自己可能会死。
“你父亲死后，”许半夏继续说，“李主任的人找上门，威胁我父亲闭嘴。他们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意外身亡’，要么装作失忆，永远不提那天的事。我父亲选了后者。”
“所以他们用药物……”
“对。他们给我父亲用了某种神经抑制剂，让他真的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症状。”许半夏的声音在颤抖，“这些年，他不是真的痴呆，是药物反应。我学法律，拼命往上爬，就是想有一天能接触到当年的医疗记录，找到证据。”
沈墨想起许大山那张永远呆滞的脸。
想起许半夏这些年拼命的模样。
想起她总是说：“我要为弱者讨公道。”
原来她心里最大的弱者是自己的父亲。
“新园丁计划为什么找你父亲？”沈墨问。
“因为他是唯一的活证人。”许半夏说，“虽然‘失忆’，但李主任不敢保证他永远不会恢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拉进自己的阵营——用一个‘核心成员’的身份，换他一辈子的沉默。”
手机震动，是加密邮箱的新邮件。
沈墨点开，附件是一段1982年的医疗记录扫描件。患者姓名：许大山。诊断：脑外伤后遗症，记忆缺失。主治医师签字：李主任（当时是省人民医院脑外科主任）。
治疗记录里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被后来者用钢笔描黑覆盖，但还能辨认：“患者记忆功能完整，建议保守观察。但李主任指示：使用编号cx-7药物进行干预。”
cx-7。沈墨查过这个编号——1980年代军方研发的神经控制药物，因副作用太大被禁用。
“这段记录哪来的？”他问。
“秦衡给我的。”许半夏说，“今天下午，他来找过我。他说李主任倒台后，很多被封存的档案都解密了。其中就包括这个。”
沈墨盯着屏幕。
原来秦衡早就知道。
原来这场戏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本。
“明晚西山的会议，”许半夏走过来，手搭在他肩上，“你去吗？”
“去。”沈墨关掉邮件，“但我需要先见一个人。”
“谁？”
“岳川。”
话音刚落，门铃响了。
凌晨一点，谁会来？
沈墨透过猫眼看去——门外站着快递员，手里捧着一个包裹。很旧，用牛皮纸包着，缠着麻绳。
“沈墨先生吗？”快递员喊，“有您的加急件，寄件人要求当面签收。”
沈墨开门。
包裹很轻，但很大。签收时他看了眼寄件人信息——姓名：岳川。地址：玉泉县县志办。日期：三天前。
岳川三天前就寄出了这个包裹。
他算准了沈墨今天会需要它。
“谢谢。”沈墨关上门，把包裹放在餐桌上。
许半夏拿来剪刀。麻绳剪断，牛皮纸剥开，露出里面的东西——
一本厚得像砖头的《玉泉县志》，1950-1985年合订本。封面已经磨损，书页泛黄。
还有一张折叠的字条。
沈墨先打开字条。岳川的笔迹，很工整，像刻出来的：
“沈墨：县志第三卷第七章第四节，看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记录。重点看当年玉泉县新建的十二座小高炉名单，特别是第三座高炉的技术负责人。然后翻到1982年卷，看水库事故调查报告的附录三，对比笔迹。你父亲留给你的，不只是真相，还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门，关系到这个国家未来三十年的产业安全。慎用。岳川。”
许半夏已经翻开县志第三卷。
1958年，大炼钢铁。玉泉县当年建了十二座土法炼钢的小高炉，三个月后全部废弃。名单上，第三座高炉的技术负责人叫：李国栋。
“李国栋……”许半夏抬头，“是李主任的父亲？”
沈墨快速翻到1982年卷。
事故调查报告附录三，是当时调查组七名成员的签名样本。其中一份签名，和1958年那份高炉建设文件上的“李国栋”迹鉴定相似度92。
“李主任的父亲当年参与了玉泉县的大炼钢铁。”沈墨说，“然后三十年后，他儿子成了省计委副主任，主导玉泉水库建设……”
“用了当年那些不合格的钢材。”许半夏接上。
两人对视。
一切都连起来了。
1958年大炼钢铁，李国栋负责的高炉生产的钢材质量不合格，但为了完成任务，这批钢材被用于当地的基础建设。1982年玉泉水库，李主任“建议”使用本地钢厂生产的钢材——那家钢厂的前身，就是1958年那十二座小高炉合并成立的。
所以垮塌不是意外。
是两代人的错误叠加。
“你父亲当年发现钢材有问题，”许半夏说，“但李主任用他父亲的旧账威胁他——如果捅出去，不仅李主任要完，整个玉泉县几十年来用那批钢材建的所有工程都要重新检测。那会引发多大的动荡？”
沈墨明白了。
父亲当年面临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
是一个时代的病灶。
他选择沉默，不是懦弱，是知道以当时的力量，动不了那么深的根。
所以他留下证据，等将来有人能连根拔起。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姜云帆。
“沈墨，”他的声音很急，“我刚查到个事——岳川今天凌晨在县志办突发脑溢血，送医院了。昏迷前，他让人转告你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县志里夹着的东西，是给你父亲的交代，也是给我父亲的交代。’”
沈墨一愣：“他父亲？”
“岳川的父亲，叫岳峰。”姜云帆说，“1958年玉泉县工业局局长，负责大炼钢铁运动。因为坚持上报钢材质量问题，被李国栋陷害，1960年死在劳改农场。”
沈墨翻开县志，在编委会名单里找到了“岳峰”的名字——排在最后一位，括号里写着：“已故”。
原来岳川这些年躲在县志办，不是逃避。
是在等。
等一个能为他父亲平反的人。
等一个能揭开那段历史真相的人。
“岳川现在怎么样？”沈墨问。
“还在抢救。”姜云帆顿了顿，“但医生说不乐观。沈墨，我们得加快速度了。李主任虽然倒了，但他那条线上的人还在活动。我收到消息，明晚西山的会议，他们准备了一份‘新园丁计划’的人员名单——上面没有你，也没有秦衡。”
“那有谁？”
“全是李主任那条线的旧人。”姜云帆说，“他们想用‘改革’的名义，把旧势力洗白，重新上位。”
沈墨看着桌上的县志。
1958年的错误，1982年的悲剧，2023年的斗争。
四十年一个循环。
“明晚的会议，”他说，“我去。但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
“你说。”
“查清楚当年那批不合格钢材的去向。”沈墨翻着县志里泛黄的照片，“1958年到1982年，二十四年间，玉泉县用那批钢材建了多少工程？水库、桥梁、厂房、甚至居民楼。把这些全部找出来，做成数据库。”
“你要干什么？”
“如果他们要洗白，”沈墨合上县志，“我就让所有人都看清楚，白布下面是什么颜色。”
电话挂了。
许半夏看着他：“你真要去西山？”
“得去。”沈墨说，“不去，怎么知道对手的底牌？”
“那我跟你一起。”
“不行。”沈墨握住她的手，“你得留在永川。如果我在西山出事了，你是唯一知道全部真相的人。你得……”
“我得活着，把真相说出来。”许半夏笑了，笑里有泪，“我懂。我父亲装傻二十四年，就是为了这一天。”
她抱了抱沈墨。
很轻，但很用力。
“去吧。”她说，“做你该做的事。”
凌晨三点，沈墨出发去北京。
车里，他翻开那本县志。在1982年事故调查报告那一页，夹着一份折叠的图纸——玉泉水库原始结构图的手绘副本，关键位置用红笔标注，旁边是父亲的字迹。
而在图纸背面，岳川用钢笔写了一段话：
“沈墨，你父亲当年把这份图纸交给我时，说：‘如果有一天我儿子走到你面前，就把这个给他。但前提是，他已经准备好了。’我问：‘准备好什么？’他说：‘准备好承受真相的重量，准备好面对一个时代的错误，准备好——成为那个纠正错误的人。’”
“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车窗外，夜色深重。
高速公路上的灯光连成一条流淌的河，通向北方，通向那座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城市。
沈墨收起图纸。
手机里，加密邮箱又收到新邮件——明晚西山会议的详细议程。最后一项议题是：“讨论永川省转型模式在全国推广的可行性评估报告”。
报告起草人：秦衡。
而报告的结论栏，还是空白。
沈墨知道，那个空白，等着他去填。
用永川的数据，用父亲和岳川父亲用生命换来的真相，用这一路走来的所有代价。
车在夜色中疾驰。
而一场决定这个国家产业未来的会议，正在前方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