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开进一个老旧的家属院时，天刚蒙蒙亮。
院子很安静，只有晨起遛鸟的老人，和赶早市的脚步声。但赵主任带沈墨走进的那栋楼，三层，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有人影。他们没开灯，就站在黑暗里，看着沈墨。
“四十年了。”赵主任上楼梯，脚步很轻，“这栋楼里住的，都是当年玉泉水库事故遇难者的家属。二十三个人，二十三个家庭。当年李主任用钱封口，用工作安置封口，用子女前途封口——但他们从没忘记。”
楼梯拐角处挂着褪色的光荣榜，玻璃后面是1981年的先进工作者名单。沈青山、姜建国、许大山……还有另外二十个名字，都用黑框框着。
“你父亲的名字在这里挂了四十年。”赵主任停下，“每天，他们的家属上下楼都能看到。每天，都在提醒他们，真相还没来。”
三楼，最里面的房间。
门开着，里面挤了二十多个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中年男人女人，还有几个年轻人——应该是遇难者的孙辈。所有人看着沈墨，眼神复杂：有期盼，有怀疑，有愤怒，也有泪光。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先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你就是沈青山的儿子？”
“我是。”沈墨说。
“你爸当年……”老太太顿了顿，“推了我老头子一把。我老头子本来能跑掉的，但你爸把他推到安全的地方，自己没来得及……”
她说不下去了，旁边一个中年女人扶住她的肩。
“我妈的意思是，”女人替她说，“我们恨了你爸四十年。恨他为什么活下来的是他，不是我爹。恨他为什么事后不说出真相。”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但三个月前，”女人继续说，“有个叫岳川的人来找我们。他带来了这个——”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沓发黄的纸。最上面是一封信，沈青山的笔迹，日期是1982年3月16日——他“自杀”前一天。
沈墨接过信。
“亲爱的工友们：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了。对不起，我不能亲口告诉你们真相。因为如果我说了，李主任会杀了我们所有人。他会让你们的家人‘意外’死亡，会让你们的子女‘意外’失踪。所以我选择用我的死，换你们活。”
信很长。
沈青山详细记录了事故当天发生的一切：他如何发现钢材问题，如何上报，如何被李主任威胁，如何在垮塌瞬间拼死救人，又如何被逼着在假报告上签字。
信的最后一句话：“但我留下了证据。总有一天，会有人带着证据回来。到时候，请你们相信他——就像当年相信我一样。”
信在沈墨手里颤抖。
“岳川说，”轮椅上的老太太抹了把眼泪，“你爹把证据分成了三份。一份给了他，一份给了姜建国，一份……给了许大山。说只有这三份凑齐，才能扳倒李主任。”
“但姜建国死了，”一个中年男人说，“许大山傻了，岳川现在也昏迷了。证据链断了。”
沈墨抬起头。
“没断。”
他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那本《玉泉县志》，翻开夹着图纸的那一页。图纸展开，是一张手绘的玉泉水库结构图，但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二十三个遇难者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一句话：
“王建国，瓦工，救出两人后返回救人，遇难。遗言：‘帮我照顾老娘。’”
“李红军，钢筋工，用身体撑住倒塌的梁，为身后五人争取逃生时间。遗言：‘告诉我儿子，他爹不是孬种。’”
……
二十三条记录。
是沈青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凭记忆写下的。
他想让这些人被记住，想让他们的牺牲有意义。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沈墨把图纸举起来，“他说，真相不只是谁犯了错，是谁该负责。真相还是——这些人为什么死，他们的死应该换来什么。”
房间里有人开始抽泣。
一个年轻人站出来，二十多岁，穿着快递员的工作服：“我叫王勇，王建国的孙子。我奶奶等了四十年，去年去世了。临终前她说：‘如果有一天真相大白，告诉我，我儿子没白死。’”
他看向沈墨：“现在，你能告诉我吗？我爷爷没白死吗？”
所有人看着沈墨。
窗外的晨光照进来，照亮空气中的尘埃，照亮那些布满皱纹的脸，照亮那些年轻眼睛里压抑的愤怒和悲伤。
沈墨深吸一口气。
“我能。”他说，“因为你们亲人的死，换来了四十年后永川的转型。换来了全省一百家企业重生，几万工人有饭吃。换来了国家开始清理那些藏在暗处的蛀虫。换来了——”
他顿了顿。
“换来了一个承诺：从今往后，不会再有人因为领导的错误，因为贪官的私利，因为不合格的钢材，白白死在工地上。这个国家，正在改变。”
房间里一片死寂。
然后，轮椅上的老太太第一个鼓掌。
很轻，但坚定。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所有人都开始鼓掌。不是欢呼，是一种沉重的、压抑了四十年的释放。
“够了。”老太太说，“有你这句话，够了。”
离开家属院时，天已经大亮。
赵主任站在车边抽烟，看沈墨出来，递过一支烟：“抽吗？”
沈墨接了。
“秦衡那份名单上的签字，”赵主任说，“是许大山在药物控制状态下写的。那种药叫cx-9，cx-7的升级版，能让人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简单指令。李主任的人控制许大山二十四年，就是为了关键时刻用他这张牌。”
“现在呢？”
“药停了。”赵主任弹了弹烟灰，“许大山正在恢复。但二十四年的药物损伤不可逆，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想见你。”
沈墨掐灭烟：“现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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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病房里，许大山靠坐在床头。
他瘦得脱了形，但眼睛很亮，那种清醒的、锐利的亮。看到沈墨进来，他笑了，笑容很淡：“像，真像你爹。”
许半夏坐在床边，眼睛红肿，但没哭。
“沈墨，”许大山的声音很虚弱，“你爹当年……把最后一份证据，缝在了我的棉袄里。在我的后背上。”
他让许半夏扶他转身，撩起病号服。
后背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缝得很粗糙，像战场上紧急处理的那种。
“事故那天，我后背被钢筋划开，你爹给我包扎时，把东西缝进去了。”许大山喘了口气，“他说：‘大山，这东西比你的命重要。你得活着，把它带出去。’”
“是什么？”沈墨问。
“一份名单。”许大山说，“1958年到1982年，所有用过那批不合格钢材的工程清单。一共一百七十四项，从水库到桥梁到学校。你爹用了四年时间，一个一个查出来的。”
沈墨的手在颤抖。
父亲不仅查了玉泉水库。
他查了整个玉泉县，查了二十四年间的所有工程。
“名单在哪？”他问。
“还在我背上。”许大山说，“用特殊墨水写在油纸上，缝在皮肉下面。需要……需要取出来。”
手术室准备好了。
局部麻醉，医生切开那道旧疤痕时，许大山全程清醒。他看着沈墨：“孩子，你爹当年说，这份名单交出去的那天，就是玉泉县重生的时候。我等着看这一天，等了四十年。”
油纸取出来了。
很小，折叠成指甲盖大小，但展开后是一张a4纸大小，密密麻麻的手写清单。每一个工程后面，都有时间、地点、负责人、使用钢材的批次编号。
最后一行，是沈青山的签名和日期：1982314。
还有一句话：“若此名单公开，请务必确保所有工程重新检测加固。否则，会害更多人。”
医生缝合伤口时，许大山睡着了。
麻药的作用，也是四十年的疲惫终于可以放下了。
许半夏握着父亲的手，眼泪终于掉下来。
“他会没事的，”沈墨说，“名单找到了，他可以安心了。”
“不。”许半夏摇头，“他等的不是名单找到，是名单起作用的那天。沈墨，答应我——让这份名单，真的能救一些人。”
沈墨看着那份泛黄的油纸。
一百七十四项工程。
有些可能已经拆了，有些还在用，有些……可能随时会垮。
“我答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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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医院时，手机震动。
是秦衡发来的信息——他被控制期间，用特殊渠道发出来的：
“沈墨，李主任系统的核心不是李主任本人，是他建立的那套‘利益捆绑机制’。四十年来，每个进入这个系统的人，都会被要求做一件违规的事，留下把柄。然后用这些把柄互相控制，形成一张无人能逃脱的网。我现在把网的结构图发给你，但你要小心——这张网上，可能也有你在乎的人。”
附件是一张复杂的网络图。
最中心是李主任，辐射出七条线，每条线又分出无数分支。沈墨看到了熟悉的名字：赵立春（已倒）、邵玉明（已倒）、孙伟（已辞职）、周正（已配合）……
还有三个名字，让他瞳孔收缩：
一个是永川某银行的副行长——顾晓梦的父亲。
一个是省高院的审判员——许半夏的导师。
还有一个……是姜云帆的母亲，十年前去世，但在世时曾接受过李主任控制的基金会的大额“医疗捐赠”。
原来没有人能真正干净。
原来这张网，早就笼罩了所有人。
沈墨关掉手机。
晨光照在脸上，温暖而刺眼。
他想起岳川字条上那句话：“为山河重写‘注释’。”
四十年前，父亲那一代人，用生命为这片山河写下了血色的注释。
现在，轮到他了。
用真相，用责任，用那些还没完成的工程，那些还没救的人，那些还没实现的承诺——
重写。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副总理的秘书。
“沈墨同志，领导看了你提交的永川转型报告。他批示：‘可在全国有条件地区推广，但需注意节奏，避免一刀切。’另外，领导让我问你一句话——”
秘书顿了顿。
“你愿意接手‘新园丁计划’的改组工作吗？把那个系统，变成真正为国家服务的东西。”
沈墨看向远方。
城市正在苏醒，车流开始涌动，人们开始新的一天。
而四十年的债务，等着他去偿还。
“我愿意。”他说。
“但有个条件。”
“你说。”
“我要姜云帆做我的副手。”沈墨说，“还有顾晓梦、许半夏、李文博、刘大锤……所有为这场转型流过血汗的人，都要在这个新系统里，有一席之地。”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我需要请示领导。”
“我等你答复。”
通话结束。
沈墨坐进车里，打开那份油纸名单。
第一项工程：玉泉水库，1958年第一期工程。
最后一项工程：玉泉县第三小学教学楼，1982年建成，现在还在用，有八百个孩子在里面上课。
他拨通了姜云帆的电话。
“云帆，”他说，“有件事，需要我们一起做。”
“什么事？”
“救人。”沈墨看着名单，“救很多很多人。”
车启动，驶向新的一天。
而一场新的、更艰巨的战斗，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