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的照片在手机屏幕上慢慢放大。
沈墨能看清厂房外墙剥落的墙皮，裂缝像蛛网一样从三楼窗户延伸下来。那是母亲工作了十年的车间——二纺细纱车间，她在那台细纱机前站了十年，直到1998年夏天，厂房横梁突然断裂，三台机器倒下。
母亲是唯一没能跑出来的人。
事故调查报告他看过无数遍：“建筑结构老化，属意外事故”。抚恤金八千块，厂里给了个“因公殉职”的名义。
但现在照片下面这行字，像一把刀，剖开了二十三年的谎言。
手机震动了，是许半夏的电话。
“沈墨，你在哪？”她的声音很急，“我查到了！你母亲当年的医疗记录——根本不是什么意外！她送医院时还有呼吸，但病历上被改了死亡时间！改病历的人……”
她顿了顿。
“是李主任。那时候他还是省人民医院脑外科主任，那天晚上正好他值班。”
沈墨的手指捏紧了手机。
“还有，”许半夏的声音在颤抖，“当年纺织厂那批建材的供应商，是永昌建材的前身——永昌货栈。负责人是李国栋，李主任的父亲。那批钢材的批号，和你父亲名单上的一样。”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
远处传来施工车辆的轰鸣声——玉泉县第三小学的师生已经全部转移，危楼正在拆除。操场上，孩子们暂时在帐篷里上课，朗朗读书声随风飘来。
“半夏，”沈墨说，“帮我做件事。”
“你说。”
“把我母亲的所有档案，全部调出来。从出生证明到死亡证明，所有经手人，所有签字，全部查清楚。”
“好。但你……”
“我没事。”沈墨挂断电话，看向那栋正在拆除的教学楼。
工人们正在搭设新的活动板房，教育局的人在现场指挥，孩子们趴在帐篷窗户上好奇地看着。一个老师拿着课本，就在操场边的老槐树下开始讲课。
“沈省长，”姜云帆走过来，手里拿着平板，“全省排查的进展出来了。一百七十四项工程中，危房等级的有三十七处，需要加固的八十九处，暂时安全的四十八处。全部处理完，预计需要资金……十五个亿。”
“钱我来想办法。”沈墨接过平板，“人员疏散呢？”
“危房的已经全部疏散了，三千七百多人。但问题是——”姜云帆压低声音，“这些工程背后牵扯的利益方开始反扑了。刚才有三个人给我打电话，暗示我‘适可而止’。”
“谁？”
“一个是你认识的，省住建厅副厅长。一个是玉泉县的县委书记——你提拔的那个。还有一个……”姜云帆看着沈墨，“是秦衡的秘书。”
沈墨抬眼。
“秦衡现在还在被控制？”
“名义上是。”姜云帆调出一段监控，“但你看这个。”
监控画面里，秦衡的“隔离审查”房间，更像一个临时办公室。他正在电脑前写材料，旁边站着两个人——不是纪委的，是中央政研室的人。
“他在写什么？”沈墨问。
“‘新园丁计划’改组方案。”姜云帆说，“我托人打听了，副总理亲自点的将，让秦衡负责设计新系统的框架。条件是——他要戴罪立功，把李主任那条线的所有人都交代清楚。”
沈墨盯着屏幕。
秦衡的脸在屏幕光下显得很专注。这个曾经是他导师，后来疑似是敌人，现在又成为“戴罪立功者”的人，到底在想什么？
“他想用这份改组方案，”姜云帆说，“换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且他提出，要你做他的副手。”
“我？”
“对。他说，只有你能镇住那些老狐狸。”
正说着，沈墨的手机响了。是副总理办公室的号码。
“沈墨同志，”秘书的声音传来，“领导让你现在来一趟北京。秦衡同志提交了一份方案，需要你一起讨论。”
“什么方案？”
“‘清理隐性壁垒二期’的全国推广方案。”秘书顿了顿，“秦衡在方案里提了个建议——由你牵头，成立一个跨部委的专项工作组，用半年时间，在全国范围清理那些阻碍企业发展的‘隐性规则’。”
沈墨愣住了。
清理隐性壁垒，这是他一直在永川做的事。但现在要推向全国？
“领导同意了？”他问。
“领导说，要先听听你的意见。”秘书说，“但沈墨，我提醒你——这件事一旦接手，你就真的没有退路了。全国有多少既得利益者，有多少张看不见的网，你比我清楚。”
通话结束。
姜云帆看着他：“去吗？”
“去。”沈墨收起手机，“但去之前，我得先做一件事。”
“什么？”
“把母亲的事，彻底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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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省档案馆。
许半夏调出了所有能调到的档案。从母亲1970年进厂的登记表，到1998年的事故报告，整整三大箱。
沈墨一份一份地翻。
进厂登记表上，母亲的照片很年轻，扎着两条麻花辫，笑得很甜。家庭成分栏写着：“贫农”。推荐人签字：沈青山。
原来当年是父亲把母亲招进厂的。
然后是历年考核表：先进工作者五次，三八红旗手三次，细纱操作技术标兵……母亲是个优秀的工人。
翻到最后一本——1998年的事故档案。
现场照片触目惊心：断裂的横梁，倒塌的机器，散落一地的纱锭。母亲倒下的位置被红线圈了出来。
然后是医院的急救记录：
“患者：王秀兰，女，48岁。入院时间：1998年7月23日15:47。，呼吸微弱。初步诊断：重型颅脑损伤，多发性肋骨骨折，内脏破裂。”
下面有值班医生的签名：李主任。
然后是抢救记录：
“15:50，气管插管。”
“15:55，心肺复苏。”
“16:03，心跳恢复。”
“16:30，患者意识短暂恢复，能眨眼。”
沈墨的手停在这里。
母亲当时还活着？还能眨眼？
他快速往后翻。
下一页就是死亡证明：
“死亡时间：1998年7月23日16:05。死亡原因：重型颅脑损伤，抢救无效。”
签字医生：李主任。
时间对不上。
抢救记录显示16:30母亲还有意识，但死亡证明上写16:05已经死亡。
“这是篡改。”许半夏指着记录，“你看这里，墨迹不一样。死亡时间的‘16:05’，是用另一种钢笔后填上去的。原数字被涂改液盖住了。”
她用紫外线灯照了照。
被遮盖的原数字慢慢显形：18:25。
晚了两个多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许半夏声音发冷，“发生了什么？”
沈墨继续翻。
后面是事故调查组询问李主任的笔录：
问：“王秀兰同志送到医院时，情况怎么样？”
李主任答：“送到时已经死亡。我们做了象征性抢救。”
问：“死亡时间确定吗？”
李主任答：“确定。16:05。”
签字，盖章。
一份完整的、天衣无缝的谎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沈墨喃喃。
许半夏又从箱子里抽出一份文件——是那批问题钢材的采购合同。签订日期：1997年10月。采购方：玉泉纺织厂。供应方：永昌货栈。
合同最后一页，审批人签字栏：王秀兰（车间主任）。
母亲签的字。
“你母亲当时是细纱车间主任，”许半夏说，“这批设备更新的采购，是她负责的。李主任用这份合同威胁她——如果她不死，就把合同公开，说她收受贿赂，采购劣质钢材，导致厂房危险。那样的话，不仅她会坐牢，你父亲的名誉也会被牵连。”
沈墨闭上眼睛。
所以母亲不是意外。
是李主任用父亲的前程，用所谓的“受贿”污名，逼她“被意外”。
所以父亲后来一蹶不振，所以父亲在1999年抑郁而终。
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
是一个家庭，被系统性摧毁的故事。
“这份合同，”沈墨睁开眼睛，“是伪造的。”
“你怎么知道？”
“你看签字。”沈墨指着母亲的名字，“最后一笔，我母亲习惯性上扬。但这个签名是平的。和我父亲那份假报告上的签名，同一个破绽。”
他站起来。
“李主任伪造合同，逼死我母亲。然后伪造医疗记录，掩盖真相。最后用我父亲的愧疚，控制了他余下的生命。”
档案室的门被推开了。
秦衡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个中央纪委的人。
“沈墨，”秦衡说，“这些证据，够判李主任死刑了。”
“你来干什么？”沈墨问。
“来告诉你真相的另一部分。”秦衡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泛黄的日记本，“这是你父亲1998年到1999年写的日记。他察觉到了你母亲的死有问题，开始暗中调查。但1999年，李主任用你——当时你刚考上大学——来威胁他。”
日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1999年12月24日。云帆的父亲今天来找我，说李主任要对我儿子下手。我不能再查了。对不起，秀兰。对不起，墨墨。我只能带着真相，进坟墓了。”
沈墨接过日记本。
父亲的字迹，潦草，颤抖，充满了绝望。
“李主任的控制，”秦衡说，“从来不只是金钱和权力。他最喜欢用的，是亲情。用你在乎的人，逼你放弃你在乎的事。你父亲是这样，姜建国是这样，许大山是这样，岳川是这样——现在，轮到你了。”
他顿了顿。
“但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现在手里有足够的力量，有中央的支持，有全国人民的眼睛。你可以选择——是继续追查，让李主任付出代价，但可能还要失去更多你在乎的人。还是……”
“还是什么？”
“还是放下个人恩怨，去做更大的事。”秦衡看着他，“清理隐性壁垒，让全国千千万万个企业不再受这种‘规则’的压迫。让千千万万个家庭，不再经历你经历过的悲剧。”
档案室里安静极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沈墨合上父亲的日记本。
“我选第三个。”
秦衡皱眉：“第三个？”
“既要李主任付出代价，”沈墨说，“也要清理全国的隐性壁垒。这两件事，不矛盾。”
他看向许半夏：“把这些证据整理好，提交给最高检。李主任的案子，要办成铁案。”
又看向秦衡：“‘清理隐性壁垒二期’的方案，我参加。但我有一个条件——工作组的第一站，不是去发达地区，是去玉泉县。从那些被问题钢材毒害的工程开始，从那些被‘规则’压迫了四十年的企业开始。”
秦衡沉默了很久。
然后笑了。
“沈墨，”他说，“你比你父亲狠。”
“不，”沈墨摇头，“我只是比他幸运。他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人和他站在一起。”
手机响起，是副总理秘书的催促。
沈墨最后看了一眼母亲的档案，轻轻合上箱子。
“走吧。”他对秦衡说，“去北京。”
“不改主意了？”
“不改了。”沈墨走出档案室，“但我得先去个地方。”
“哪？”
“纺织厂旧址。去看看我母亲倒下的地方。”
车开到纺织厂时，厂区已经荒废了。但细纱车间的那栋楼还在——那是历史建筑，不能拆，但也不能用，就那么荒着，像个巨大的墓碑。
沈墨站在楼前。
二十三年前，母亲在这里倒下。
二十三年后，他站在这里，手里握着真相。
风吹过空荡荡的窗户，发出呜呜的声响，像在哭泣，也像在诉说。
“妈，”他轻声说，“我会让这一切，都有个交代。”
转身离开时，手机震动。
是全省营商环境会议的日程提醒：下午两点，部署“清理隐性壁垒二期”。
而明天上午，他要去北京，参加那个可能改变全国企业命运的会议。
一场战役结束了。
另一场更大的战役，正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