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解罗湖口岸的查验流程。”我尽量让语气显得自然，“有些家传的旧物，想带过来做纪念，又怕不合规。”
“旧物？什么样的旧物？”
“一些老照片，几封家信，还有……”我顿了顿，“一张光绪年间的借据，祖上留下的。”
黄督察眉头微皱：“借据？涉及财产吗？”
“应该早就失效了。”我苦笑，“就是留个念想。我爷爷临终前交代，要把这张借据找回来，说那是家族的诚信见证。”
这个理由是我反复推敲过的——既解释了物品性质（私人纪念品），又赋予了情感价值（家族传承），还隐含了道德意义（诚信见证）。
黄督察思忖片刻：“照片和信件问题不大，只要没有敏感内容。借据……如果面额不大，又是几十年前的旧物，通常也不会为难。但你要有心理准备，万一被抽检到，可能需要解释。”
“如果……如果我想确保万无一失呢？”我问得小心翼翼。
黄督察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旧式的铜钱，放在桌上。铜钱很普通，正面是“乾隆通宝”，背面是满文。
“下个月五号，晚上七点到九点，我朋友在罗湖当值。”他声音压得很低，“过关时，把这个放在护照里。”
我心脏一跳，接过铜钱：“多谢黄督察。”
“记住，只有这一次。”黄督察站起身，“陈律师是我老友，我相信他的眼光。但规矩就是规矩。”
“我懂。”
离开菜馆时，夜色已深。陈律师低声说：“黄督察这人重承诺，但只帮一次。韩老板要把握机会。”
“足够了。”我握紧那枚铜钱，冰凉的触感让我清醒。
三天后，我踏上了回大陆的旅程。
早晨八点，华润公司的深绿色吉普车把我送到罗湖口岸。我提着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一些香港特产（饼干、糖果、罐头），还有那份厚厚的考察计划书。
过关流程比我想象的顺利。
香港这边，我把护照和通行证递给边检人员时，迅速检查了证件，盖章放行。
走过罗湖桥，踏上深圳的土地，气氛陡然不同。
这边是解放军战士执勤，绿色军装，红色领章，神情严肃但纪律严明。我递上证件和介绍信——华润公司特别项目部主任的职务，让战士多看了我两眼。
“请下车接受检查。”
我配合地打开行李。战士检查得很仔细，但主要是看有没有违禁品。特产、衣物、文件……一一翻过。看到计划书时，他停顿了一下。
“这是什么？”
“工作文件，关于食品加工项目的考察计划。”我解释。
战士翻开看了看，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图纸，确实像工作文件。他点点头，把计划书还给我。
“车厢也要检查。”
我站在一旁，看着战士检查轿车的后备箱、座椅底下、甚至引擎盖。整个过程大约十五分钟，最后战士立正敬礼：“可以了，同志请慢走。”
车子驶离口岸，开上通往宝安县的土路。我靠在座椅上，长长舒了一口气。
第一次，成功了。
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在回程。
宝安县革委会的办公楼是一栋两层灰砖楼，很简陋，但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在1965年的秋阳下显得有些斑驳。
我在传达室登记后，等了大约二十分钟，一个三十多岁的干事出来接我。
“韩浩同志？陈专员在会议室等您。”
会议室里，三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主位上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皮肤黝黑，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但眼睛很亮。旁边一男一女，都四十出头，穿着类似的干部服。
“陈专员好，我是华润公司的韩浩。”我上前握手。
“韩浩同志，欢迎欢迎！”陈专员的手很有力，“丁总已经打过电话，说你要来考察。坐，坐。”
我坐下，开门见山：“陈专员，我这次来，是想探讨一个合作可能性——在宝安县，靠近香港的地方，建立一个食品加工工业园区。”
“食品加工？工业园区？”陈专员眼睛更亮了，“具体说说。”
我打开计划书，开始讲解。从香港的市场需求，到内地的原料优势；从食品加工的技术要求，到园区的规划布局。我讲得很细，也讲得很实——多少亩地，建什么厂房，需要多少工人，预计产量多少，能创造多少外汇……
陈专员听得极其认真，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旁边那位负责工业的宋专员，更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画的草图。
“韩浩同志，”等我讲完，陈专员沉吟道，“你这个想法……很大胆，但也很有吸引力。宝安县现在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全县两万五千人，耕地不多，工业基本为零。如果能建起这么一个园区，对全县都是大事。”
“正因为宝安县底子薄，才更需要这样的项目。”我说，“香港市场对食品的需求很大，但我们不能总靠进口。内地有原料，有人力，缺的是技术和设备。如果园区建起来，我们可以从香港引进设备和技术，把内地的原料加工成商品，再卖回香港。这中间的利润，相当可观。”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利润怎么分？”宋专员直接问。
“按股分红。”我早有准备，“华润可以牵头，联合内地企业共同投资。。具体比例可以再谈。”
陈专员和宋专员交换了一个眼神。
“土地呢？”陈专员问，“你要靠近香港，最好在深圳湾沿岸。那里现在大多是滩涂和荒地，但涉及到征地、补偿……”
“可以用合作的形式。”我说，“县里以上地入股，折算成股份。园区建成后，优先招用本地劳动力，工资按香港标准的七成发放——这在本地已经是高收入了。”
这个条件显然打动了他们。1965年的宝安，一个壮劳力一天挣不到一块钱，如果进工厂一个月能挣几十块，吸引力太大了。
陈专员站起身，在会议室里踱步。走了两圈，他停下脚步：“韩浩同志，你说的这些都很好，但有一个问题——我们没经验。宝安县从来没搞过这么大的工业项目，怎么建厂，怎么管理，怎么生产……我们心里没底。”
“这确实是个问题。”我点头，“所以我想建议——陈专员能不能带人去一趟山西？我在山西搞过一个星火工业园，也是从零开始，现在已经是全省的标杆。你们去看看，实地了解工业园该怎么搞。”
“去山西？”陈专员一愣，“那么远……”
“路费、食宿，全部由华润负责。”我加重语气，“陈专员，这个园区如果搞成了，不只是宝安县受益，对整个国家的创汇事业都有贡献。丁总特别交代，要全力支持。”
提到丁老，提到国家创汇，陈专员的表情严肃起来。他沉默了很久，最终一拍桌子：“好！我去！老宋，还有技术科的小王，我们三个跟你去山西！”
“什么时候能出发？”
“给我两天时间安排工作，大后天，我们跟你走！”
五天后，一支四人小队抵达太原。
除了我、陈专员、宋专员，还有宝安县的技术骨干王技术员——一个三十来岁的精瘦汉子，话不多，但眼睛看什么都仔细。
我没让他们住招待所，直接带到了星火工业园。
刘永好厂长早就接到我的电话，带着班子成员在门口迎接。看到风尘仆仆的我们，他热情地握住陈专员的手：“陈专员，欢迎欢迎！韩浩兄弟早就交代了，一定要把最好的经验都分享给你们！”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马不停蹄。
第一天，看韩家村。从村口的牌楼，到整齐的村舍；从养鸡场、蚯蚓养殖基地，到副食品深加工车间。李书记亲自当导游，讲得唾沫横飞：“……我们村1961年人均收入三百多，现在三千四！靠的是什么？就是浩娃子带我们搞的这套！”
陈专员看得眼睛发直。在1965年的中国，一个农村能有这样的面貌，几乎是奇迹。
第二天，看茶煮匠太原总部。赵经理展示了从茶叶蛋采购、加工、包装到销售的全流程。当听说茶煮匠一年净利润一百多万时，宋专员倒吸一口凉气。
第三天，重点看星火工业园。从总装车间到研发中心，从生产线到实验室。刘永好厂长不藏私，把建厂初期的困难、解决方案、管理经验，全盘托出。
晚上，在工业园的会议室，我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
参会的有我们四人，刘永好、赵经理、李书记，还有星火工业园的几位技术骨干。桌上摆着茶水，气氛却很凝重。
“陈专员，宋专员，王技术员，”我首先开口，“三天的考察，你们都看到了。山西能做到的，宝安县能不能做到？”
陈专员深吸一口气：“看到了，心里有底了。但问题是——我们没钱，没人，没技术。”
“钱，可以筹。”刘永好厂长说，“韩浩兄弟跟我们说了你们的困难。这样，星火工业园可以出资十万，占园区食品厂49的股份，设备采购、厂房建设，我们先垫着。”
“十万？”陈专员手一抖。
“对，十万。”刘永好点头，“但这钱不是白给，要从园区未来的利润里扣还。另外，我们派一支二百人的基建队过去，帮你们建厂，工资我们发。”
李书记接着说：“韩家村可以出五个技术员，都是搞食品加工的老手，过去带徒弟，包教包会。工资嘛……按山西标准发就行。”
赵经理也表态：“茶煮匠派三个人过去，帮你们建一个中央厨房和养鸡场。设备我们联系上海机械厂，钱先从茶煮匠账上走。”
陈专员眼眶红了。他站起来，朝在座的山西同志深深鞠躬：“谢谢！谢谢同志们！”
“先别急着谢。”我摆摆手，“陈专员，山西同志的支持有条件。”
“你说。”
“第一，园区必须按照现代企业标准管理，不能搞大锅饭。”
“没问题！”
“第二，产品标准必须统一，质量必须过硬。我们要卖到香港，甚至海外，不能砸了中国制造的牌子。”
“一定！”
“第三，”我看着陈专员，“园区建成后，要成为内地食品工业的培训基地。将来其他地区要搞类似项目，你们要无私传授经验。”
陈专员重重点头：“这是应该的！”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敲定了所有细节。一份厚厚的《关于合作建设宝安县食品加工工业园的协议》起草完成，刘永好、赵经理、李书记代表山西方面签字，陈专员代表宝安县签字。
签字仪式后，我单独去找了刘永好。
“刘厂长，那十万块钱……”
“韩专员，你放心。”刘永好拍拍我的肩膀，“钱从工业园的发展基金里出，不会影响正常生产。我们山西人懂得知恩图报——没有国家，没有你韩浩，哪有星火工业园的今天？”
我心里一热，没再多说。
离开太原前，我还去了一趟郭副省长家。
郭副省长听我汇报完这两个月的经历，沉默良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小韩，你在香港做的事，意义重大。但记住，无论走多远，根在山西，在中国。需要家乡支持的时候，随时说话。”
“我记住了，郭省长。”
从太原到北京，我买了最快的火车票。
这次回北京，有两个目的：一是见林雪晴，二是取一些“东西”。
林雪晴在清华大学宿舍等我。两个月不见，她瘦了些，但精神很好。看到我，她眼眶瞬间红了。
“浩哥……”
“雪晴。”
我们紧紧拥抱。没有太多话，所有的思念都在这个拥抱里。
晚上，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我把在香港的经历详细讲给她听——华润的工作，便利店的计划，深圳湾工业园的设想。她听得极其认真，不时提出问题。
“也就是说，你现在需要启动资金，但华润不能直接给，你自己的积蓄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