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苦笑，“所以我得动用自己的‘储备’。”
林雪晴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她握住我的手：“浩哥，那些东西……安全吗？”
“放心，放在路老师家，很安全。”
路老师是我和林雪晴共同尊敬的老师，为人正直，值得信任。更重要的是，他住的老师宿舍区，平时很少有人打扰。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路老师家。
路老师看到我，他很高兴：“小韩回来了？雪晴昨天还打电话说你要来。”
“路老师，打扰您了。”我递上从香港带的点心。
寒暄过后，我说明了来意。路老师点点头，带我走进里屋。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码放整齐的金条——二根大黄鱼和十五根小黄鱼，每根一两（约3125克）。还有一卷美钞，总共两千美元。
重生后，我用了两年时间，通过不同渠道，陆续把这些东西换出来，存放在路老师这里。
“小韩，”路老师看着我，“这些东西，要用在正道上。”
“路老师放心，”我郑重地说，“我要在香港开便利店，建食品工业园，把中国的商品卖到海外，为国家赚外汇。这些钱，是启动资金。”
路老师点点头：“那就好。需要我帮忙做什么？”
“路老师，我还需要一辆车，最好是吉普车，要可靠。”
“我想想办法。”
一天后，一辆半旧的军绿色吉普车停在了路老师家门口。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退伍军人，姓周，是路老师以前的学生。
“周师傅，这车……”
“路老师交代了，这车借给你用一个月。”周师傅话不多，但很实在，“车况我检查过了，没问题。油加满了，备用轮胎、工具都在后面。”
“谢谢周师傅！”
拿到车和“储备”后，我没有立刻离开北京。
而是开着车，在京郊转了两天，找到一家偏僻的汽车修理厂。厂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技师，姓吴，技术过硬，嘴也很严。
“吴师傅，我想改装一下这辆车。”
“怎么改？”
我拿出事先画好的图纸——那是根据前世记忆，设计的几个隐蔽储物空间：座椅底下的暗格，车门夹层的空隙，备用轮胎里的夹层……
吴师傅看完图纸，抬头看我，眼神复杂：“同志，你这是……”
“吴师傅，我不干违法的事。”我认真地说，“我是国家干部，这些东西要带到香港，用于国家建设。但过关检查严格，只能想点办法。”
我掏出华润的工作证和丁老签批的文件。吴师傅仔细看了，神色缓和下来。
“既然是公事……行，我帮你弄。但丑话说在前头，万一出了事，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您放心，出了事我一人承担。”
接下来的三天，吴师傅带着两个徒弟，按照我的图纸，对吉普车进行了全面改装。改装得很巧妙，不仔细检查根本发现不了。
改装完成后，我把金条和美钞分别藏进不同的暗格。金条用油布包好，塞进座椅底下的暗格；美钞分成三份，一份在车门夹层，一份在备用轮胎里，还有一份在工具箱的夹层。
藏好东西后，我又在车上堆满了“掩护品”——山西的老陈醋、平遥牛肉、太谷饼，还有几袋面粉、大米。看起来就像一辆普通的物资运输车。
一切准备就绪，我告别路老师，告别北京，开车返回山西。
再次回到太原时，山西方面的支援已经准备就绪。
星火工业园的基建队二百人，由副队长王大壮带队；韩家村的五个技术员，领头的是柱子叔的儿子小柱子；茶煮匠的三个人，带队的赵经理的侄子小赵。
设备也到位了：山西机械厂生产的副食品加工机械，星火工业园的十台小型拖拉机、两台老式推土机、四辆解放牌卡车，还有一台五吨的压路机。这些设备虽然旧，但保养得很好，都能正常使用。
刘永好厂长看着这支“远征军”，感慨道：“韩浩兄弟，咱们山西的家底，可都交给你了。”
“刘厂长放心，我一定带好这支队伍，把园区建起来！”
出发那天，太原火车站广场上聚满了人。除了出征的队伍，还有来送行的家属、同事。场面很壮观，也很感人。
陈专员、宋专员、王技术员站在队伍最前面，看着这些山西同志，眼眶都湿了。
“同志们！”我站到高处，大声说，“我们这次去宝安，不是去打工，是去建设！我们要在深圳湾边，建起一座现代化的食品工业园！这座园子，将来要生产最好的食品，卖到香港，卖到海外，为国家赚取外汇！”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吼声震天。
火车鸣笛，队伍登车。二百多人的队伍，加上设备、工具、行李，足足占了两节车厢。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从太原到广州，三天两夜。火车上，大家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聊在一起。山西同志讲山西的风土人情，宝安同志讲广东的气候物产。虽然口音不同，但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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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广州后，设备从火车上卸下，装上来接应的卡车。队伍休整一天，然后继续南下。
从广州到宝安，路况很差。拖拉机、推土机、卡车组成的车队，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前行。遇到大雨，道路泥泞，车队不得不停下来，等雨停了再走。
这一路，走了整整四天。
到达宝安县时，是第二十一天的下午。夕阳西下，深圳湾的海面泛着金光。陈专员指着远处一片滩涂地：“韩浩同志，就是那里，我们规划的第一期五十亩！”
我看着那片荒地，心里涌起一股豪情。这里，将崛起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园。
但我没有时间感慨。第二天，就是和黄督察约定的日子。
第二十一天晚上，我开着借来的吉普车，独自前往罗湖口岸。
车上装满了“特产”——宝安县的荔枝干、蚝油、鱼露，还有山西同志硬塞给我的几箱老陈醋。这些都是掩护。
过关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大陆这边，边防战士照例检查。看到满车的特产，战士笑了：“同志，带这么多东西啊？”
“给香港同事带的，尝尝鲜。”我递上两包香烟，“同志辛苦了。”
战士推辞了一下，还是接了。检查比上次更宽松，很快就放行了。
走过罗湖桥，香港这边，我看到了黄督察的朋友。他穿着制服，站在检查岗旁。
我把证件递过去，里面夹着那枚铜钱。
黄督察看了一眼，不动声色地收起铜钱，快速检查了证件，然后示意手下检查车辆。
“黄sir，都是些吃的，给同事带的。”我主动打开车厢。
几个警员看了看，没发现异常。黄督察点点头：“放行。”
“谢谢黄sir！”
车子驶离口岸时，我浑身都被汗湿透了。但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我没有直接回铜锣湾宿舍，而是开着车，直奔中环的花旗银行香港分行。
深夜十一点，银行早已关门。但我有预约——是通过陈律师的关系提前约好的，花旗银行的一位高级经理专门等我。
“韩先生？”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在侧门迎接我，“我是david陈，花旗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经理。”
“陈经理，打扰了。”
我们进入一间私密的会客室。我打开随身带的皮包，取出所有的金条和两千美元现钞。
陈经理专业地戴上手套，拿起放大镜，仔细检查金条。又用验钞机验了美钞。整个过程花了大约二十分钟。
“金条成色很好，是标准的99金。”陈经理放下放大镜，“按照今天的金价，每盎司（约311克）35美元，您这四十两（约3125克），价值大约1400美元。加上两千美元现钞，总共3400美元。”
“兑换成港币呢？”
“今天美元兑港币汇率是565，3400美元，可以兑换港币。”
一万二千多。加上我原本还剩的五千一，总共一万七千多港币。
够了。开第一家店够了，甚至还能留出充足的周转资金。
“陈经理，我想开一个不记名账户，把这些钱存进去。”
“不记名账户？”陈经理有些为难，“这不符合规定……”
“我知道。”我递上一个信封，里面是五百港币，“陈经理帮帮忙。这些钱是用于正当生意的启动资金，只是暂时不想用真名。”
陈经理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接过了信封：“好吧，但只能开一个临时账户，有效期三个月。三个月后，要么转为正式账户，要么销户。”
“可以。”
手续很快办完。我拿到一本深蓝色的存折，封面没有名字，只有一串账号。翻开第一页，存款金额：3400美金。
加上我原有的存款，现在总资金是： + 5100 = 港币。
按最新核算的开店成本五千五百港币计算，可以开三家店，还能留出近一千港币的周转资金。
走出花旗银行时，已是凌晨一点。中环的街道空旷安静，只有霓虹灯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烁。
我站在皇后像广场，看着手中的存折，心里百感交集。
从山西到香港，从八百元启动资金到星火工业园，从八千港币积蓄到如今一万七千港币的“巨款”，这条路，我走了四年。
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便利店要开，工业园要建，借据要用，我要面对……前面的路，还很长。
但至少现在，资金问题解决了。我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明天，要去找陈律师，确定第一家店的选址，启动装修，招聘员工……
还要去华润，向丁老汇报宝安之行的成果，申请供货合同……
第二天清晨，我换上了那套在香港新买的灰色中山装——料子比内地的确富有弹性，做工精细，贴身舒适，但款式依然保持着干部装的朴素。
临出门前，我对着宿舍那面斑驳的镜子仔细检查，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衣襟平整，裤线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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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要去见丁老，必须郑重。
华润大厦四楼，丁总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我敲了三下，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
“进。”
推门进去，丁老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看文件。半个多月不见，他鬓角的白发似乎又多了一些，但眼神依然锐利如鹰。见我进来，他摘下老花镜，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
“回来了？坐。”
我依言在对面那把硬木椅子上坐下，脊背挺得笔直。
“丁老，我销假，顺便汇报这次北上的情况。”
“不忙。”丁老摆摆手，从抽屉里拿出一盒茶叶，“先喝口茶。这是福建的新茶，你尝尝。”
他亲自泡茶。滚水冲入紫砂壶，茶叶在壶中舒展，清雅的香气顿时弥漫开来。1965年的香港，能喝到内地新茶的人不多，这本身就是一种待遇。
我双手接过茶杯，茶汤清亮，入口微苦回甘。
“说吧，这一趟，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做了什么。”丁老靠在椅背上，语气平和，但我知道，这将是全面的检验。
我放下茶杯，从公文包里取出三份文件——一份是宝安县食品工业园合作协议，一份是山西支援队伍的名单和装备清单，一份是我手写的项目可行性报告。
“第一站是宝安。”我开始汇报，“陈专员接待了我，他们对食品工业园项目很感兴趣，但缺乏经验和资金……”
丁老打断我:“等等。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选宝安？”
这是第一问。
我早有准备:“三个原因。第一，地理位置。宝安与香港一河之隔，原材料从内地运过来成本最低，成品运到香港最便捷。第二，政策优势。宝安是边境县，有特殊政策，搞工业试点比内地更灵活。第三，劳动力成本。宝安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元，如果我们按香港工人工资的二成支付，一个月就是二百元，对他们是天文数字，对我们则是巨大成本优势。”
丁老点点头，示意我继续。
“我向陈专员提出了合作方案，华润牵头，联合山西企业共同投资。，具体比例可谈。土地由县里以上地入股，园区建成后优先招用本地劳动力。”
“山西那边什么态度？”丁老第二问。
“非常支持。”我翻开第二份文件，“刘永好厂长答应出资十万，占食品厂49股份，设备采购、厂房建设先垫付。韩家村出五个技术员，茶煮匠出三个人帮建中央厨房和养鸡场。星火工业园派一支二百人的基建队过去，工资他们发。”
丁老的眼睛亮了一下:“十万？山西这么大方？”
“刘厂长说，钱从工业园的发展基金里出，不会影响生产。”我顿了顿，“他还说，山西人懂得知恩图报——没有国家，没有……我，就没有星火工业园的今天。”
我没说“你”，但丁老听懂了。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叶，缓缓喝了一口。
“第三站去了北京？”
“是。见了雪晴，也取了之前存放在老师那里的……一些东西。”我斟酌着用词，“启动资金不够，需要动用个人储备。”
丁老放下茶杯，眼神变得深邃:“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