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托首都圣何塞的“初步接触”对“联合研制+技术转移”合作模式的详细建议，通过加密渠道，连夜发回了北京。
清晨，李振华的办公桌上，就摆上了这份带着南美洲干燥气息的报告。他没有立刻翻阅，而是先泡了杯浓茶，站在窗前，看着研究院里行色匆匆、开始新一天忙碌的人们。深秋的晨雾正在散去，远处“鲲鹏”平台巨大的、覆盖着防雨布的轮廓，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柴油机的安装已经接近尾声，但燃机的振动问题，象一块顽石，沉甸甸地压在他心里。此刻，陈向东的报告，就象从远方飘来的一丝新鲜空气，带着不同的温度和味道。
他坐回桌前，拿起报告，逐字逐句地看。陈向东的文本平实而精准，没有夸张的修饰，但字里行间透出的信息，却让李振华的手指不自觉地轻轻敲击着桌面。科林托的谨慎、对自主的渴求、对成本的敏感、对“联合研制”模式的浓厚兴趣，以及那位陆军上校对“技术参与深度”和“后续自主”的尖锐提问……一幅充满机遇但也布满雷区的合作画卷，清淅地展现在眼前。
“联合研制……技术转移……本土化运营……”李振华低声重复着这几个关键词。这比他最初设想的、单纯的卫星“交钥匙”工程，要复杂得多，风险也大得多。这意味着，不仅要输出产品，更要输出技术、标准、流程，乃至一部分研发能力。就象教人捕鱼，而不是仅仅卖鱼给他们。
风险显而易见：技术泄露、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方技术能力不足导致项目拖延甚至失败、国际政治风险……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让好事变坏事，甚至影响“朝阳计划”的整体声誉。
但机遇也同样巨大。如果成功，这将不仅仅是卖出一颗卫星，而是在拉美航天市场，树立一个全新的合作范式——一个平等、互惠、赋能的范式。它将彻底区别于西方那种“我卖你买、我控制你依赖”的模式，也不同于苏联过去那种“家长式”的输出。这恰恰是“朝阳计划”的内核精髓，也是最能打动人、最具长期战略价值的地方。
“他们想要的不只是鱼，是渔。”李振华放下报告，喃喃自语。他想起了叶菲莫夫、格里戈里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图纸和技术，更是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系统性的方法论。这才是“灯塔计划”、“星火计划”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真正原因——因为我们不满足于“拿来”，我们渴望“学会”，最终目标是“创造”。
“种子再好，也得找到适合的土壤。”李振华自语道。科林托的“土壤”看起来是合适的——有强烈的自主意愿，有一定的人才基础（从他们派出的技术代表团成员就能看出），有明确的战略须求（矿业开发）。但土壤的肥力如何？政治环境是否稳定？合作方的决心有多大？这都需要更深入的考察。
他拿起红色保密电话，拨通了外事部门和商务部门的联合办公点。
“是我，李振华。关于科林托的‘联合研制’方案，我有几点意见。第一，方案要做实，要细化。从任务须求分析、初步设计、关键技术培训、联合评审、到本土化集成测试、发射测控支持、地面站建设、运营培训……形成完整的、可执行的、可量化的路线图。不要笼统的概念，要具体的里程碑、交付物、责任矩阵。”
“第二，风险评估要前置，要坦诚。在方案里，就要把可能遇到的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外部环境风险，以及我们的应对预案，明确地提出来。合作，要创建在相互了解、相互坦诚的基础上，把丑话说在前面，比事后扯皮强。”
“第三，知识产权划分要清淅、公平。内核算法、设计工具、关键元器件，这些是我们的‘家底’，必须保护。但接口标准、通用技术、培训教材，可以适度共享。要设计一个分阶段、有条件的‘技术解锁’机制，对方达到什么水平，我们就开放到什么程度，形成正向激励。”
“第四，价格模式要创新。服务的简单打包。长期服务费+数据分成’的混合模式，把我们的利益与合作方的长远发展绑定在一起。他们用得好，发展得好，我们才能持续获益。这叫利益共同体。”
电话那头传来快速记录的沙沙声。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李振华的声音放慢，加重，“安排科方代表团访问，行程要精心设计。不仅要让他们看我们最先进的总装车间、测试中心，也要让他们看我们的历史陈列馆，看我们创业初期的老厂房、老设备，看我们航天员训练中心里那些仿真失重的水槽、离心机。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航天事业，是怎么从一穷二白、用算盘珠子打出来的。要让他们明白，我们能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卫星，更是一条从无到有、自力更生、符合自身国情的航天发展路径的可能性。这条路，我们走过，我们知道哪里有坑，哪里需要架桥。”
“明白！李总，我们马上组织人手，按照您的指示完善方案，并着手设计访问路线。”
“好。尽快拿出东西，我要先过目。另外，通知战略研究室的宋主任，让他准备一份关于拉美地区航天合作态势、特别是主要竞争对手（美、欧、俄）在科林托及周边国家活动情况的评估报告，一并报我。”
放下电话，李振华感觉思路清淅了很多。他重新拿起陈向东的报告，目光落在最后那句“要让科林托人看到，我们理解他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不易，也相信他们有能力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们不是施舍者，是同行者。”
“同行者……”李振华咀嚼着这个词，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个词，比“合作者”更近，比“盟友”更轻，却道尽了“朝阳计划”的内核精神——并肩而行，相互扶持，共同成长。
他拿起笔，在报告的扉页上，写下一行字：
“播下一颗种子，培育一片土壤。不急于收获，但求生根发芽。信任，是最好肥料；诚意，是最佳灌溉。此行，不为短利，而为长友。慎之，重之。”
这行字，既是给陈向东的回电摘要，也是对他自己，对整个“朝阳计划”下一步行动的提醒。
同一座城市的另一边，北航校园深处，航天学院的一间普通会议室里，气氛与李振华办公室的沉思与运筹截然不同，显得更加具体、热烈，甚至有些火药味。
会议室的黑板上密密麻麻画满了示意图、公式和参数表，空气中弥漫着粉笔灰和激烈争论后的馀温。萨勒曼正站在黑板前，手里捏着半截粉笔，脸色微微涨红，而他对面，几个中国同学也神情激动，显然刚刚结束了一场关于课程设计的激烈辩论。
“阿米尔，你的这个‘极限设计’方案，成本是压下来了，但可靠性冗馀度太低！热控系统只用被动散热，在极端轨道条件下，万一某个节点过热……”一个戴着厚厚眼镜、外号“博士”的中国学生指着黑板上的热控部分，语气急促。
“还有电源系统，你大量使用商用级（ts）元器件，辐射环境下的单粒子翻转（seu）风险怎么控制？难道用软件纠错全复盖？那星载计算机的负担和复杂度……”另一个精瘦的、擅长电路的男生也皱着眉头。
阿米尔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质疑了。自从他彻底转变思路，从追求“高性能、高指标”转向追求“在极端成本约束下的最优化、可靠实现”后，他的设计方案在小组内就引发了持续的争论。支持者欣赏他的务实和大胆，反对者则担忧他过于冒险，牺牲了航天器最宝贵的可靠性。
“我计算过，”阿米尔用流利但带着口音的中文回应，手指点着黑板上的数据，“被动散热方案，在考虑了最坏工况叠加的情况下，关键部件温度仍在允许上限的85以下。我们选用的商用器件，都经过了加速寿命试验和抗辐射加固筛选，虽然等级不如军品，但在我们设计的1年期任务寿命内，综合失效率计算是可以接受的。软件纠错会增加复杂度，但相比使用昂贵的抗辐射专用器件，总体成本、重量和功耗的节省是巨大的，而且，”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同学，“这让我们有了冗馀设计的空间。我们可以用省下的钱和重量，给关键系统做硬件备份，或者增加燃料携带量，延长任务寿命。这是系统级的权衡！”
“但风险呢？万一筛选不严，万一软件有漏洞……”“博士”仍不放弃。
“没有任何方案是零风险的！”阿米尔的声音提高了一些，眼中闪铄着这段时间以来被反复锤炼出的、近乎执拗的光芒，“航天本身就是风险管理！我们以前总想着用最贵的、最好的部件去把风险降到最低，但那是创建在资源无限的前提下！现在我们的前提是资源极端有限！那么风险管理的方式就要变！从追求单个部件的超高可靠，转向通过系统设计、冗馀备份、和智能管理，在整体上实现可靠！用低成本器件的‘数量冗馀’和‘功能冗馀’，去对抗单个器件可能存在的‘质量风险’！这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他想起李建国和小赵带他逛中关村电子市场，在堆积如山的二手元器件里“淘宝”的经历；想起叶菲莫夫院士用树枝在地上画图，讲解如何在极端条件下用“土办法”保证系统鲁棒性的情景；更想起陈教授那句振聋发聩的点评——“你学会了取舍”。
“我知道这有风险，”阿米尔语气缓和下来，但更加坚定，“但我们的任务书是什么？是一颗用于技术验证和教育的立方星，预算只有那么一点！我们要做的，不是造一颗能用十年的‘完美’卫星，而是在有限条件下，造一颗‘足够好、能用、能完成任务’的卫星！然后，用省下来的资源，去迭代，去改进，去发射第二颗、第三颗！这才是我们这样的国家……”他忽然停住，意识到自己差点说漏嘴，改口道，“……才是我们这种预算有限的团队，该走的路！”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几个中国同学面面相觑，他们从阿米尔的话里，听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课程设计中“对标国际先进”的思路，那是一种更接地气、更务实、甚至带着点“野路子”的智慧，却又有着严密的逻辑和计算作为支撑。
一直旁听的设计课老师，一位两鬓斑白的老教授，轻轻鼓了鼓掌。
“说得好，阿米尔同学。”老教授走上前，看着黑板上的方案，“‘系统级的权衡’，‘用冗馀和管理对抗质量风险’，‘在有限条件下追求够用和迭代’……这些思路，听起来不那么‘高大上’，但恰恰是工程实践中，尤其是在资源受限条件下，最宝贵、也最考验功力的地方。”
他转向其他同学：“你们质疑的都有道理，可靠性是航天的生命线。但阿米尔同学提出了另一个维度——成本也是生命线，尤其是对很多志在航天却又家底不厚的国家和机构来说。如何在这两条生命线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是比单纯追求高性能更难，也更有价值的课题。”
老教授指着阿米尔方案中那个用廉价cu和分立组件搭起来的电源管理模块：“这个东西，如果单独拿出来评测，性能指标可能不及格。但放在他整个系统里，考虑了备份、考虑了软件容错、考虑了降级模式，它就能工作，就能以十分之一的成本完成八成以上的功能。这叫什么？这叫工程实现能力，叫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事。这种本事，很多时候，比单纯会选用高端器件更难得。”
阿米尔感觉眼框有些发热。他这段时间所有的挣扎、思考、甚至与同伴的争吵，在这一刻似乎都有了意义。他不是在简单地“省钱”或“妥协”，他是在尝试创建一套新的、适用于“非顶级玩家”的航天工程哲学。
“当然，”老教授话锋一转，看向阿米尔，“你的方案在细节上还需要大量打磨。热控的边界条件要再复核，商用器件的筛选标准要极端严格，软件容错算法要经过最严苛的测试。但方向，我认为是有价值的。这次课程设计，我允许你们小组，按照阿米尔的这个思路，继续深化下去。我要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方案，更是一份完整的、包括风险管理计划、测试验证大纲、以及降级预案在内的工程设计报告。能不能做到？”
“能！”阿米尔和小组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眼中都燃起了斗志。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作业，更象是一次真实的工程挑战。
下课铃声响起，同学们陆续离开。阿米尔收拾着东西，老教授走了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说：“阿米尔，你的祖国……‘萨勒曼一号’很成功。但未来的路还长。也许有一天，你会需要为你自己的国家，设计卫星。到那时，记住你今天争论的这些东西。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而知道什么是‘最合适’，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
阿米尔重重地点头，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知道，在这所校园里，他学到的不仅仅是公式和图纸，更是一种如何在现实约束下追逐梦想的智慧。这种智慧，或许比任何先进技术，都更能帮助象他祖国那样的国家，真正触摸到星空。
他走出教程楼，秋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远处，研究院的方向，巨大的“鲲鹏”平台在阳光下闪铄着金属的光泽。那里，有最前沿的攻关；而在这里，在这间普通的教室里，一种更基础、更广泛、也许对未来影响更深远的“种子”，正在一群年轻人的心中，悄然发芽。
李振华在思考如何为科林托培育合作的“土壤”；而在这里，在北航的课堂里，另一种“土壤”——一种务实、创新、敢于在限制中查找突破的工程文化土壤，也正在被开垦、被灌溉。它们看似相距不远，却又遥相呼应，共同孕育着未来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