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镇的地图在于凤至桌上摊了三天。不是一张，是七张——不同比例、不同年份、不同来源的地图拼接在一起，边缘用浆糊粘得歪歪扭扭，上面密密麻麻的标记已经盖住了原本的地形线。
她在这张“拼图”前坐了太久，久到徐建业送来的晚饭都凉透了。油灯的光晕在图纸上晃动，那些代表日军碉堡的三角符号、代表铁丝网的虚线、代表雷区的阴影，在她眼里渐渐活过来，组合成一道立体的、狰狞的防御体系。
北镇不大，只是个县城。但它卡在辽西走廊的咽喉位置，西接锦州，东连沈阳，南面是渤海湾。日军在这里经营了十年，城墙加高加厚，城外挖了三道反坦克壕——虽然他们根本没有坦克可反。城墙上每隔五十米就有一座机枪巢，四个角楼改造成了永备火力点，配有重机枪和掷弹筒。
最棘手的是城北那片丘陵。日军在上面修了六个相互呼应的碉堡群，控制着通往城内的唯一公路。想要攻城，必须先拔掉这些钉子。
于凤至的手指在丘陵区域反复摩挲。她想起许亨植的侦察报告：那些碉堡不是简单的砖石结构，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墙厚半米，普通山炮打上去就是个白点。每个碉堡驻守一个小队，配有三天以上的粮食弹药，还有独立的水源——一口深井。
强攻的代价，她算过。即使把第一军全部压上去，至少也要付出一千五百人的伤亡，还不一定能拿下来。
但不打不行。华北的压力已经传递过来，延安的电报一封比一封急。重庆的冷眼、美援的断绝，这些都可以不在乎，但华北的同志正在流血，她不能坐视。
门外传来轻轻的叩门声。
“进。”
进来的是冯仲云。他手里拿着一叠纸，脸色有些疲惫，但眼睛很亮。
“副总司令，冬季政治整训的方案拟好了。您看看。”
于凤至接过方案，快速浏览。厚厚几十页，从连队士兵委员会的选举细则，到“诉苦大会”的组织流程，到“为谁打仗、靠谁打仗”的大讨论提纲，写得详细而具体。
“很好。”她抬起头，“但要加一条：所有干部必须参加。从连长开始，到军长，每个人都要在士兵面前讲自己的经历——怎么参加的队伍，打过哪些仗，犯过哪些错误，怎么改正的。讲完，让士兵评议。”
冯仲云怔了怔：“这……会不会削弱指挥员的威信？”
“真正的威信，不是摆架子摆出来的。”于凤至放下方案，“咱们的队伍为什么能打赢？不是因为指挥员多厉害，是因为每个战士都知道为什么打仗。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军长、师长也是穷苦人出身，也挨过饿、受过欺，也迷茫过、害怕过，他们会更信任这支队伍。”
她顿了顿：“告诉干部们，脱了军装，大家都是老百姓。穿上军装，是为老百姓扛枪。这个道理，要天天讲，月月讲。”
冯仲云认真记下，又问：“整训什么时候开始？”
“等打下北镇。”于凤至的目光回到地图上，“仗打完了，人心最容易散。那时候整训，效果最好。”
冯仲云离开后，夜更深了。于凤至没有继续看地图，而是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带着初冬特有的干冽气息。远处的营房大多已经熄灯，只有哨塔上还有微弱的光。
她想起白天在兵工厂看到的情景——山本清带着几个学徒，正在尝试用土法提炼硝石。那些年轻人手被腐蚀得通红，但眼睛里的专注让人动容。老赵师傅则带着另一批人，在修复一门缴获的日军野炮。炮管有细微的裂纹，他们用烧红的铁箍一点点箍紧，像给重伤的战友做手术。
根据地的每个人都在拼命。战士在训练，工人在生产，农民在储粮，学生在识字。他们不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活着，但他们相信一件事：跟着于司令，有盼头。
这份信任，重如千钧。
于凤至关上窗户，重新坐回桌前。这次她没有看地图，而是摊开一张白纸，开始写作战计划。
不是通常那种条条框框的作战命令，而是一封信。一封写给所有参战官兵的信。
她的笔尖在纸上沙沙移动：
“同志们：”
“我们又要打仗了。这次打北镇，不是因为它多重要，是因为必须打。华北的同志在流血，延安在看着我们，重庆在等着看我们笑话。这一仗，我们必须赢。”
“但我不想骗你们。北镇不好打。鬼子修了十年的工事，城墙厚，碉堡硬，火力猛。强攻，会死很多人。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可能是我们身边的战友。”
“所以我要求你们：既要勇敢，更要聪明。不要蛮干，不要送死。每一个冲锋，都要想好怎么撤回来；每一个阵地，都要修得能扛住炮击；每一个战友倒下，都要想办法抢回来。”
“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死，是为了活——让我们活，让爹娘活，让子孙后代活。所以，能少死一个人，就少死一个人。能用计谋拿下的，就不要用命去填。”
“记住：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支队伍的宝贝。少一个，我心痛一天。少十个，我睡不着觉。”
“等打完这一仗，我给你们请功。活着的，戴大红花；牺牲的，立纪念碑。我保证，你们的名字，会被刻在石头上，被写进书里，被子孙后代记住。”
“因为你们不是为了某个人打仗，是为了这片土地，为了三千万东北父老，为了一个堂堂正正活着的权利。”
“此致”
“于凤至，民国三十二年冬月初三夜”
写完后，她仔细折好信纸，装进信封。想了想，又抽出来，在末尾加了一行小字：
“另：仗打完，我请你们喝酒。地瓜烧，管够。”
第二天一早，这封信被抄写成数百份，分发到各连队。没有正式的动员大会，指导员就在训练间隙，站在队列前念。念到“少一个，我心痛一天”时，很多战士低下头，偷偷抹眼睛。念到“地瓜烧，管够”时，队伍里响起低低的笑声。
但训练时，所有人都更拼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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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会议是在一个废弃的煤矿调度室里开的。墙上挂着北镇的巨幅地图，比于凤至桌上那张更详细——连每条小巷、每口水井都标出来了。
赵永胜、王栓柱、陈望都到了。许亨植也从前线侦察回来，满脸风尘，但眼神锐利。
“先说坏消息。”许亨植开门见山，“北镇的防御，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强。除了已知的六个碉堡群，城东又发现了两个隐蔽的暗堡，位置刁钻，可以交叉封锁整个东门。另外，城墙下埋了地雷——不是普通的步兵雷，是反坦克雷，估计是从南洋战场运回来的剩余物资。”
“好消息呢？”于凤至问。
“好消息是，守军兵力不足。”许亨植的教鞭点在地图上，“原来驻守的一个联队，上周调走了一半去增援锦州。现在城里只有一千五百日军，加上伪军，总兵力不到三千。而且，伪军里有我们的人。”
他指向城西一个区域：“伪军第三营营长，姓韩，辽宁本溪人。他母亲和妹妹在我们根据地，上个月他托人捎信，说愿意反正，条件是保证他家人的安全。”
“可信吗？”陈望皱眉。
“我派人核实了。”许亨植说，“他母亲确实在我们这儿，妹妹在女兵连当卫生员。另外，他营里三个连长，两个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
于凤至沉默地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这是她的思考习惯——每次重大决策前，都会这样敲击，像在敲打自己头脑中的每一处关节。
“强攻的计划不变。”她终于开口，“但打法要变。韩营长这条线，不能用得太早。让他按兵不动，等总攻开始后，再临阵倒戈——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她站起身，走到地图前：“六个碉堡群，咱们一个一个啃。但不是硬啃，是智取。”
教鞭点在最外围的1号碉堡：“这里离公路最近，鬼子警戒最严。但不远处有片坟地，地势略高。咱们趁夜把一门山炮运上去，黎明时突然开火，打掉它的射击孔。”
移到2号碉堡：“这个碉堡背靠悬崖，正面难攻，但悬崖可以爬。组织一个突击队，夜里从悬崖摸上去，用手榴弹和炸药包解决。”
3号、4号碉堡……
她一个一个说过去，每个碉堡都有针对性的打法。有些是利用地形，有些是声东击西，有些是里应外合。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冲上去”。
说到最后一个6号碉堡时，她停顿了一下：“这个，交给工兵连。挖地道，一直挖到碉堡底下，然后埋炸药。不要炸塌，只要震塌——让鬼子以为是地震，等他们跑出来，机枪伺候。”
王栓柱忍不住问：“挖地道……来得及吗？”
“来得及。”于凤至看了眼日历，“现在是冬月初五。我给你二十天时间，挖通一条两百米的地道。土往哪里运、怎么伪装、怎么保持通风，许副参谋长会帮你。”
许亨植点头：“我已经选好了位置。地道入口在一片荒坟后面，出口正好在碉堡的厕所下面——那里是防御死角。”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赵永胜拍了下桌子：“好！就这么打！让鬼子尝尝咱们的厉害！”
“但有一点。”于凤至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个人，“所有计划，必须严格保密。参与行动的部队，从现在起单独驻扎，断绝一切对外联系。许亨植，你负责反谍报工作——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控制。”
“明白！”
散会后，于凤至留下许亨植。
“那个韩营长，”她低声说，“派人告诉他：反正的时机，由我们定。如果他擅自行动，或者走漏风声，他母亲和妹妹的安全，我无法保证。”
这话说得很冷。许亨植怔了怔，但随即点头：“是。我会把话传到。”
“还有，”于凤至的声音更低了，“准备一个备用方案。万一韩营长是诈降，或者被鬼子发现了，我们怎么补救？”
许亨植想了想：“那就强攻。用炮火覆盖城墙，然后步兵冲锋。代价会很大，但……”
“但必须打。”于凤至接上他的话，“因为这一仗，关系到整个东北战局的走向。赢了，辽西门户洞开，我们可以威胁沈阳。输了，士气受损，重庆更会看轻我们。”
她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飘起的细雪。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不大，但很冷。
“去准备吧。”她说，“二十天后，我要看到北镇城头，插上我们的红旗。”
许亨植敬礼离开。于凤至独自站在窗前，很久很久。
雪越下越大了。
但炉火已经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