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两人走出荣军巷。雪又下起来了，细密的雪粒在夜色里飞舞，像无数白色的飞蛾扑向大地。
“建业，”于凤至忽然问，“你说，咱们现在最难的是什么？”
徐建业想了想：“是……是怎么在重庆、延安、苏联之间周旋，还能保持独立。”
“不对。”于凤至摇头，“最难的是，怎么让这二十万大军、这三千万百姓，拧成一股绳，往一个方向走。”
她停下脚步，望着远处县衙的灯火：“打仗的时候，敌人明确，目标清晰。现在仗打完了，或者暂时打完了，问题就来了——有人想升官，有人想发财，有人想回家种地，还有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想要什么。”
“所以您才要搞政治整训？才要成立士兵委员会？”
“嗯。”于凤至继续往前走，“但光靠说教没用，得让他们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明天开始，我要在北镇搞一场‘忆苦思甜’运动。”
徐建业没听懂：“忆苦思甜？”
“就是让老百姓来讲，鬼子来了之后，他们过得是什么日子；让战士们来讲，他们为什么参军，看见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于凤至的声音在风雪里很清晰，“然后让所有人一起想：等打跑了鬼子，咱们要建一个什么样的世道？”
她顿了顿：“这个运动，先从荣军巷开始。让铁蛋他们讲，让孙铁柱、王小虎讲。讲完了，让老百姓讲。讲完了，让干部讲。最后，我讲。”
徐建业忽然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思想教育，是要重新锻造这支军队的灵魂——用鲜血、眼泪、苦难，还有那一点点微弱的希望，像打铁一样，把二十万颗心锻造成一块铁板。
“我这就去安排。”他的声音有些激动。
“不急。”于凤至说，“先去县衙。重庆的人快到了，咱们得准备几道硬菜，招待招待。”
她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但那笑意没到眼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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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八，刘斐的“整编小组”到了北镇。
来的阵仗很大——三辆吉普车，两辆卡车，前后还有摩托车护卫。刘斐本人穿着笔挺的黄呢军装，披着将官大氅，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视着破败的街道和两旁肃立的抗联士兵。
张兰生和冯仲云在县衙门口迎接。两人都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没戴军衔，但腰板挺得笔直。
“刘次长远道而来，辛苦了。”张兰生伸手。
刘斐和他握了握手，手很软，但握得很用力。“张主任客气。委员长一直挂念东北将士，特命我前来慰问。”
寒暄过后，众人进了县衙。会议室已经布置好了，长条桌上铺着蓝布，摆着茶碗——是普通的粗瓷碗，茶水是北镇本地的野山茶，有点涩。
刘斐坐下后，没急着谈正事，而是环视了一圈：“于副总司令……不在？”
“副总司令军务繁忙，委托我们全权接待。”冯仲云不卑不亢地说，“刘次长有什么指示，尽管说。”
刘斐笑了笑，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军委会的命令。鉴于东北战区战功卓着，特予扩编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张汉卿上将任总司令，于凤至中将任副总司令，辖五个军又三个独立旅。所需粮饷、装备，由中央统一拨付。”
文件推到桌子中央。张兰生拿起来看了看，又轻轻放下。
“感谢委员长厚爱。不过……”他顿了顿，“东北战区的编制、人事，一直由战区自行决定。中央突然插手，恐怕……不妥。”
刘斐的笑容淡了些：“张主任此言差矣。国军乃国家军队，自然要受中央统一指挥。此前你们孤悬敌后，情有可原。现在既然光复了北镇，与后方联系已通，理应回归建制。”
“回归建制可以。”冯仲云接话，“但有几个条件。”
“请讲。”
“第一，东北战区现有编制、人事不变，中央可以派联络官，但不能直接指挥部队。”
“第二，粮饷装备，我们可以自己解决，不需要中央拨付。但中央须承认我们自行发行的‘流通券’为法定货币，在控制区流通。”
“第三，战后东北的行政、经济重建，由东北各界代表协商决定，中央不得强行委派官员。”
刘斐听完，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冯政委，你们这是要搞独立王国？”
“不是独立，是自治。”张兰生纠正，“抗战六年，中央给过东北一粒粮、一颗子弹吗？是我们自己种地吃饭，自己造枪造炮，从鬼子手里一寸一寸夺回土地。现在仗快打完了，中央想来摘桃子，天下没这个道理。”
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刘斐带来的几个参谋手按在枪套上，张兰生和冯仲云身后的警卫员也上前一步。
就在这时，门开了。
于凤至走进来。她没穿军装，就一件普通的蓝布棉袄，头发挽在脑后，看起来像个乡村女教师。但她一进来，整个房间的气场就变了。
“刘次长，”她走到主位坐下，声音很平静，“一路辛苦。”
刘斐有些意外，但还是站起身：“于副总司令，久仰。”
“坐。”于凤至摆摆手，“刚才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这样吧，我说个方案。”
所有人都看着她。
“编制、番号，我们接受。但部队指挥权，必须在我们手里——具体说，在我和张总司令手里。中央可以派观察组，可以提建议，但不能下命令。”
“粮饷装备，我们自己解决。但中央要承认我们在东北的一切法令、政策。战后重建，东北人自己说了算。”
她顿了顿，看着刘斐的眼睛：“如果同意，咱们就是一家人。如果不同意……”
“不同意怎样？”刘斐问。
于凤至笑了：“不同意，咱们就还是友军。你们打你们的，我们打我们的。等把鬼子赶出东北了，再坐下来谈，到时候——谁拳头硬，谁说话算数。”
话说得很直白，甚至有些粗鲁。刘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但他知道，眼前这个女人有这个底气——二十万大军，半个东北的根据地，还有老百姓死心塌地的支持。
“于副总司令，”他深吸一口气，“您这是……要跟中央对抗？”
“不是对抗，是讲道理。”于凤至站起身，“道理很简单：谁在这片土地上流血牺牲，谁就有资格决定它的未来。刘次长在重庆高堂坐，我们在东北冰天雪地里拼命。你说，谁更懂这片土地？谁更该为它负责？”
她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也带来了远处荣军巷隐隐约约的歌声——是战士们新编的《北镇光复歌》，调子很粗犷，但很响亮。
“听见了吗？”于凤至没回头，“那是老百姓的声音，是战士的声音。他们唱的不是重庆，不是延安，是他们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生活。”
她转过身：“刘次长，回去告诉委员长：东北的事，东北人自己办。等办好了，自然会给中央一个交代。但现在——请他把手收回去。”
刘斐盯着她看了很久，最后慢慢站起身：“于副总司令，您的话，我会一字不漏地带到。但我也要提醒您：政治，不是打仗。有些线，跨过去了，就回不了头。”
“我知道。”于凤至点头，“但我更知道：如果为了不跨线，就任由这片土地继续受苦受难，那才是真正的回不了头。”
谈判就这样结束了。没有协议，没有共识，只有各自立场分明的表态。
送走刘斐一行后，于凤至站在县衙门口，看着车队消失在风雪里。
“副总司令，”张兰生小声问，“这样……会不会太强硬了？”
“不强硬，他们就会得寸进尺。”于凤至收回目光，“记住，跟重庆打交道，不能露怯。你退一步，他们就会进十步。只有让他们知道，咱们有掀桌子的本事，也有掀桌子的决心，他们才会坐下来，好好谈。”
她转身往里走，走到一半又停下：“对了，忆苦思甜运动，明天就开始。先从县衙开始，我第一个讲。”
“您讲什么？”
“讲我为什么来东北，讲我看见了什么，讲我……想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道。”
于凤至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听者的心上。
风雪更大了。
但熔炉已经烧起来了。
再大的风雪，也浇不灭这团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