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北镇城东的打谷场上，积雪被清扫出一片空地。没有搭台子，没有挂横幅，只有几百个从各家各户搬来的条凳、木墩、甚至砖头，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天色阴沉，北风卷着细雪沫子，打在脸上生疼，但场子上已经黑压压坐满了人——有穿军装的战士，有裹着破棉袄的老百姓，还有那些从荣军巷被搀扶来的伤残兵。
于凤至站在圆圈中央。她今天连棉袄都没穿，就一件洗得发白的单军装，袖口还打着补丁。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也没管，只是用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脸。
“今天这个会，”她开口，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咱们不叫开会，叫唠嗑。唠唠这些年，咱们是怎么过来的，唠唠以后，咱们想怎么过。”
场子里很安静，只有风声。
“我先唠。”她顿了顿，“我老家在关里，具体哪就不说了。九一八那年，我正在北平念书。听见东北丢了，三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我心里憋得慌。那时候就想，读书有什么用？国都亡了，书念得再好，也是给人当奴才。”
她走到一个老大娘身边，在条凳上坐下：“后来我来了东北。第一站是锦州，看见的是什么？是日本人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走，中国人见了就得鞠躬；是日本兵随意闯进民宅，看上什么拿什么；是咱们的姑娘媳妇，大白天不敢出门，怕被掳走。”
老大娘抹了抹眼睛，低声说：“可不咋的……我那二闺女，就是被鬼子……”
于凤至握住大娘的手，继续往下说：“再后来，我跟着队伍进了山。冬天零下四十度，咱们住地窨子，啃冻窝头。有时候断粮了，就吃树皮、吃草根。很多同志没死在战场上，死在冻饿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枪不行，炮不行，只能拿命去换。”
她站起身，走到一个独臂的伤员面前：“这位兄弟，你叫什么？”
“报、报告副总司令，我叫孙铁柱。”
“铁柱，你这条胳膊，怎么没的？”
孙铁柱挺起胸膛，声音有些发颤：“打北镇的时候，鬼子机枪封锁了突破口。咱们连冲了三次，死了十几个弟兄。我看不行，就抱着炸药包往上冲，想炸了那挺机枪。离着还有二十米，鬼子的炮弹来了……”
他没说完，但所有人都懂了。
于凤至拍拍他的肩膀，又走到王小虎面前。王小虎脸上的纱布拆了，露出狰狞的伤疤，左眼几乎睁不开。
“小虎，你呢？”
王小虎站起来，声音很哑：“我是爆破手。炸六号碉堡的时候，导火索烧得太快，我没来得及跑远……脸烧了，但碉堡炸了，值。”
场子里响起低低的抽泣声。有些老兵想起了死去的战友，把脸埋在手掌里。
于凤至重新走回中央，这次她的声音提高了：“同志们，乡亲们，咱们为什么遭这些罪？因为咱们的国家弱，因为咱们的政府无能，因为咱们的军队不争气！九一八，三十万东北军，一枪不放撤进关内。七七事变，几百万国军，一退再退，丢了半个中国！”
她猛地一挥手：“可咱们屈服了吗？没有！咱们在山里打，在林子里打，在冰天雪地里打！没有枪，从鬼子手里夺；没有粮，自己开荒种；没有后方，老百姓就是咱们的后方！为什么？因为咱们知道，跪着活，不如站着死！”
风更大了，把她的声音吹得有些飘忽，但每个字都砸进人心里。
“现在，北镇打下来了。可咱们能松口气吗？不能！”她指向荣军巷的方向，“那边躺着的几百个弟兄，他们的血还没干！城外埋着的一千多个烈士，他们的眼睛还看着咱们！咱们要是现在松了劲，忘了本，他们的血就白流了，他们的命就白丢了！”
一个老汉忽然站起来，颤巍巍地说：“于司令，您说吧，咱们该咋办？俺们都听您的！”
“对！听于司令的！”场子里响起一片附和声。
于凤至摇摇头：“不是听我的，是听咱们自己的。听那些牺牲的弟兄的，听那些受苦的百姓的，听咱们心里那口还没咽下的气！”
她顿了顿，声音缓和下来：“今天咱们唠这些苦，不是为了哭，是为了记住。记住咱们为什么打仗，记住咱们为谁打仗。等仗打完了，咱们要建一个什么样的世道？”
她走到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面前，蹲下身：“孩子，你长大了想干啥？”
男孩怯生生地说：“我想……我想当兵，打鬼子。”
“为什么？”
“因为我爹让鬼子打死了。”
于凤至摸摸他的头，站起身，对着所有人说：“咱们打仗，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将来能说：‘我想当老师’，‘我想当医生’，‘我想当工人’——而不是只能说：‘我想当兵，给我爹报仇’！”
场子里彻底安静了。只有风声，和压抑的呼吸声。
“等打跑了鬼子，”于凤至继续说，“咱们要办学校，让所有孩子都能念书；要开工厂，让所有人都有活干；要分土地，让种地的人能吃上自己种的粮；要建医院，让生病的人能看得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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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到那个被王二狗糟蹋过的姑娘面前——姑娘今天也来了，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还有，”于凤至握住她的手，“咱们要立规矩。男人不能欺负女人，当官的不能欺负老百姓，有钱的不能欺负穷苦人。谁要是敢犯，军法处置，国法严惩！”
姑娘抬起头，眼泪唰地流下来。
于凤至最后走回中央，声音像锤子一样敲在每个人心上：“这些话，不是我于凤至一个人说的，是咱们千千万万牺牲的弟兄用命换来的，是咱们三千万东北父老用血泪哭出来的！谁要是忘了，谁就是对不住那些死去的人，对不住那些还活着的人！”
她停了一下，深吸一口气：“从今天起，咱们的队伍要立三条新规矩：第一，一切缴获要归公，统一分配；第二，官兵平等，干部不能搞特殊；第三，老百姓的事最大，谁欺压百姓，就是咱们全军的敌人！”
场子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是礼节性的，是从胸腔里吼出来的，混杂着眼泪和呐喊。
大会散了，但人没散。老百姓围着战士们问长问短，战士们帮着老百姓扛东西、修房子。那些伤残兵被搀扶着走在街上，第一次挺直了腰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再是废人，是功臣，是这个新世道的建设者。
于凤至站在打谷场边，看着这一幕。徐建业走过来，低声说：“副总司令，您今天这番话……传出去后，恐怕……”
“恐怕有人会说我收买人心？说我蛊惑群众？”于凤至笑了笑，“让他们说去。我只知道，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坏，他们清楚得很。”
她转身往县衙走，脚步很稳。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什么：“对了，荣军工厂的事，筹备得怎么样了？”
“已经选好址了，就在城东那家废弃的榨油坊。工具、原料正在筹措，就是……缺技术工人。”
“从沈阳找。”于凤至说，“让许亨植去办。花钱请，讲道理请，实在不行……绑也要绑几个来。告诉那些师傅，来了之后，待遇从优，家属安置，干满三年，来去自由。”
徐建业笑了：“您这招……跟鬼子抢人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于凤至正色道，“鬼子是强迫，咱们是请。来了之后，是当人，不是当奴隶。”
回到县衙，张兰生和冯仲云已经在等她了。两人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色。
“副总司令，”张兰生递过来一叠纸，“这是今天大会后，各连队自发写的决心书、保证书。有些战士不识字，就按手印。您看看。”
于凤至翻看着那些粗糙的纸张。有些字歪歪扭扭，有些话前言不搭后语，但那股劲儿，那股要把命都豁出去的劲儿，透过纸张扑面而来。
“保存好。”她说，“等将来，这些都是历史。”
冯仲云接话：“还有件事。今天大会后，老百姓主动来找我们，要求成立‘支前委员会’。他们说，以前是被迫支前，现在是自愿。要人出人，要粮出粮。”
“好事。”于凤至点头，“但要定规矩。支前不能影响生产，不能饿着肚子干。咱们要的是细水长流，不是一锤子买卖。”
正说着，报务员匆匆进来，手里拿着刚译出的电报。
“副总司令，延安急电。毛主席亲笔。”
于凤至接过电报。电文很短，只有一句话：“北镇做法甚好，可在各根据地推广。另，苏联观察组三日后抵北镇，望妥善接待。”
她把电报递给张兰生和冯仲云看。
“苏联人这时候来……”冯仲云皱眉，“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管他什么意，”于凤至说，“来了就是客。但记住三点：第一，该看的让他们看，不该看的不能看；第二，他们提的要求，能答应的答应，不能答应的坚决拒绝；第三，他们带来的‘礼物’，全部登记造册，统一分配。”
她走到地图前，手指在北镇的位置敲了敲：“苏联人也好，重庆人也罢，他们看到的北镇，不只是一座城，是咱们这三年苦熬硬打出来的样板。这个样板立住了，咱们才有底气跟他们谈；立不住，说什么都是空话。”
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但打谷场那边还亮着火把——是老百姓自发组织的夜校开课了。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老兵教新兵，一片灯火通明。
于凤至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炉火已经烧旺了。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不断添柴，不断鼓风。
让这火烧得更旺，更红。
红到能照亮整个东北。
红到能烧出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