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廿三，雪后初晴。北镇城外的官道上，三辆蒙着帆布的卡车碾过尚未融化的积雪，缓缓驶来。车轮在冻土上留下深深的辙印，像三道新鲜的伤口划破洁白的大地。
于凤至站在城墙上，举着望远镜观察。卡车上没有明显的标识，但帆布下隐约可见箱子的轮廓。车斗里坐着十几个穿苏式军大衣的人，领头的那个正举着地图和司机说着什么——是格罗莫夫中将，虽然只见过照片，但于凤至一眼就认出了那头标志性的灰白头发。
“来了。”她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徐建业说。
“按您吩咐，接待安排在县衙前院，不进城防工事区域。伙食按咱们战士的标准，加两个菜。住宿……就安排在原来的驿馆，已经打扫过了。”
于凤至点点头，转身下城墙。她没有换正式的军装，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制服，只是把头发仔细盘好，别上了一枚简单的木簪——那是张汉卿多年前送的，檀木质地，簪头雕着一只简朴的凤凰。
县衙前院已经摆好了桌椅。没有铺桌布，就用原木桌板，擦得干干净净。茶碗是粗瓷的，茶叶是北镇本地的山茶。几个文宣队的小姑娘正在往桌上摆放冻梨、炒瓜子——都是根据地自产的，不值钱，但诚意足。
格罗莫夫一行进城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老百姓没见过这么多高鼻深目的外国人，都躲在门后、窗后偷偷看。孩子们胆子大，追着车队跑，被大人拽了回去。
车在县衙门口停下。格罗莫夫第一个跳下车，他身材高大，裹着厚重的将校呢大衣，肩章上的将星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跟在他后面的有七八个军官，还有一个穿便装、戴眼镜的中年人，手里拎着个皮箱。
“于副总司令！”格罗莫夫用生硬的中文打招呼，伸出手。
于凤至和他握手。对方的手掌宽厚有力，握得很实。“格罗莫夫将军，欢迎来到北镇。路上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格罗莫夫打量着眼前这个女人——比他想象中年轻，也比他想象中……朴素。没有华丽的军装，没有前呼后拥的卫兵，甚至连个像样的指挥部都没有。但那双眼睛很亮，像北满冬天结冰的湖面，平静下透着冷冽。
众人落座。简单的寒暄后，格罗莫夫切入正题：“于副总司令，我这次来，一是代表苏联远东军区，向英勇的东北抗日联军表示敬意；二是想实地考察你们的作战能力和根据地建设情况。”
他说的是俄语，旁边的翻译官迅速译成中文。
于凤至微微一笑：“感谢苏联同志的关心。考察可以，但我们有几个条件。”
“请讲。”
“第一，军事禁区不能进——具体哪些是禁区，我们的参谋会告知。”
“第二，和老百姓接触，必须有我们的人陪同。”
“第三，”她顿了顿，看向格罗莫夫身后那个拎皮箱的便装男子，“这位同志是……”
“这位是伊万诺夫同志，军工专家。”格罗莫夫介绍，“他负责评估你们的军工生产能力，以便……提供适当的援助。”
伊万诺夫站起身，微微鞠躬。他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稀疏，眼镜片很厚，一副学者的样子。
于凤至点头致意，继续说：“第三，所有技术交流、物资援助，都必须通过正式渠道，签订书面协议。我们不接受私下交易，不接受附加政治条件。”
话说得很直白。格罗莫夫身后的几个军官交换了一下眼神，有些意外。
“于副总司令，”格罗莫夫笑了，“您很谨慎。”
“不是谨慎，是规矩。”于凤至说，“我们和日本人打仗，靠的是规矩——官兵平等、军民一家、缴获归公。和友军打交道，也得有规矩。没有规矩，容易产生误会，容易出乱子。”
格罗莫夫沉思片刻，点了点头：“我接受您的条件。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考察？”
“今天下午就可以。”于凤至站起身，“先看看我们的荣军工厂、野战医院，还有……新办的老百姓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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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军工厂设在城东的废弃榨油坊里。工棚是临时搭建的，四面透风，但里面热气腾腾。十几个伤残战士正在工作——有的用独臂编筐，有的坐在轮椅上修理枪械，还有几个盲人在编织草鞋，手速快得让人眼花。
格罗莫夫走进去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他见过太多战争伤残者——在苏联，在欧洲，那些失去肢体的人大多眼神空洞，等待救济。但这里的每一个人，眼睛里都有光。
“这是孙铁柱，”于凤至介绍那个独臂编筐的年轻人，“北镇战役时炸断了胳膊，现在是我们编织组的组长。他编的背篓、筐篮，老百姓抢着要。”
孙铁柱抬起头，看见于凤至，想站起来，被她用手势制止。
“继续干活。”她说，“让苏联同志看看咱们的手艺。”
伊万诺夫蹲下来，仔细看孙铁柱手里的半成品。柳条编得密实均匀，接头处处理得干净利落。“这个……能负重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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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斤没问题。”孙铁柱咧嘴笑了，“咱们编的时候，中间加了藤条，结实。”
格罗莫夫问：“你们的产品，销路怎么样？”
“供不应求。”于凤至回答，“老百姓要，部队也要。挣的钱，一半归工厂发展，一半分给工人。残疾重的多分，残疾轻的少分，但每个人都能养活自己。”
她走到一个盲人面前：“这是老李，原先是矿工，眼睛被鬼子打瞎了。现在编草鞋，一天能编三双。他说，虽然看不见了，但手还能动，就不能白吃饭。”
老李听见说话声，抬起头，空洞的眼睛“望”向声音的方向：“是于司令来了？”
“是我，老李。苏联同志来看你了。”
“苏联同志好！”老李大声说，“谢谢你们帮咱们打鬼子！等仗打完了，我编双最好的草鞋送给你们！”
翻译把话译过去。格罗莫夫沉默了很久，最后对老李说：“谢谢你，同志。你的礼物，我一定收下。”
从荣军工厂出来，格罗莫夫问：“像这样的伤残战士，你们有多少？”
“北镇有三百多，整个根据地……大概五千。”于凤至说，“我们正在筹备更多的荣军工厂，让每个伤残兄弟都能自食其力。”
“这需要很多资源。”
“所以我们自己种地，自己开矿，自己生产。”于凤至指了指远处山上的岗哨，“看见了吗？那座山里有铁矿，品位不高，但够我们用。山下有煤矿，虽然是小矿，但能炼焦、烧砖。我们还在试着自己造机床，造子弹，造炮弹——虽然质量不如日本货，更不如苏联货，但能用。”
她说得很平静，但格罗莫夫听出了话里的分量。这不是在诉苦，是在宣告：我们能活下去，能打下去，不需要施舍。
下一站是野战医院。条件比荣军工厂更简陋——教室改的病房，课桌拼的病床，药品稀缺到要用煮沸的盐水代替消毒水。但病房里很干净，伤员的精神状态出乎意料的好。
白院长正在给一个伤员换药，看见于凤至，点点头：“副总司令。”
“这位是苏联的格罗莫夫将军，来考察的。”
白院长用俄语打了招呼——他年轻时在哈尔滨的俄国医院工作过。格罗莫夫很惊讶：“您会俄语？”
“会一点。”白院长继续手里的工作，“将军，您看这个伤员，左腿截肢，伤口感染，我们只有最基本的消炎药。如果是在苏联的医院，他活下来的概率有多大？”
格罗莫夫看了看伤员的状况，低声对伊万诺夫说了几句。伊万诺夫打开皮箱，取出一份清单：“我们带来了一批药品，包括盘尼西林、磺胺、手术器械。可以……捐赠给医院。”
白院长的眼睛亮了，但没接话，看向于凤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