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廿五，化冻了。
屋檐下的冰溜子开始滴滴答答地滴水，在青石板上敲出细密的节奏。城外的田野里，积雪消融处露出黑油油的土地，有些心急的农人已经扛着锄头在地头转悠，弯腰捏起一把土，在手里搓捻着，看墒情。
于凤至却站在县衙后院的空地上，看着面前摊开的一堆东西——不是农具，是武器。十几支不同型号的步枪，两挺歪把子机枪，甚至还有一门小口径的迫击炮，都锈迹斑斑，有的枪栓都拉不开了。
“这些都是从反正伪军手里收缴上来的。”许亨植蹲在旁边，拿起一支枪，“您看，汉阳造，民国初年的老货，膛线都磨平了。还有这挺机枪，缺零件，打一发卡一发。”
于凤至没说话，只是接过那支汉阳造，拉开枪栓看了看，又合上。“有多少这样的？”
“初步统计，新补充的反正人员里，有三分之一用着这种破烂。”许亨植站起身，拍拍手上的铁锈，“有些人甚至没枪，就拎把大刀片子。副总司令，这么下去，春季攻势……”
“春季攻势照打。”于凤至打断他，把枪放回地上，“但打法要变。这些人的枪不行，可他们对日军的据点、工事、布防，比咱们熟。他们是活地图，是带路党。”
她转身往屋里走：“通知各军，把所有反正人员单独编队，成立‘向导教导队’。不指望他们冲锋陷阵，就负责带路、侦察、喊话——用日本话、朝鲜话喊，动摇敌军军心。”
许亨植眼睛一亮：“这法子好！可装备……”
“装备从主力部队调拨。”于凤至在桌前坐下，摊开纸笔，“每个向导队配两挺好机枪，五支新步枪，够自卫就行。剩下的破烂……送到兵工厂，能修的修，不能修的拆零件。”
她开始写命令，笔尖沙沙作响：“另外，从主力部队抽调一批老兵，和向导队混编。政治上教育，军事上帮带，生活上关心。三个月，我要看到他们脱胎换骨。”
命令刚写完，张兰生就匆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名册：“副总司令，朝鲜方面来人了。崔庸健派了个代表团，已经到了城外。”
于凤至抬起头：“多少人？”
“二十几个。带队的是崔庸健的参谋长，姓朴，中文说得很好。还带来……三百多个朝鲜青年，都是自愿过江来参军的。”
三百人。不多，但这是个信号——朝鲜抗日力量开始向东北根据地靠拢了。
“安排见面。”于凤至起身，“就在县衙前院，简单些。告诉炊事班，加两个菜，有泡菜的话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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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参谋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朝鲜式短袄，但腰板挺得很直。见到于凤至，他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用的是抗联的礼节。
“于副总司令，崔司令让我向您问好。他说，松花江的水连着鸭绿江，中国的抗日连着朝鲜的抗日。”
话说得很得体。于凤至回礼，请他坐下：“朴参谋长一路辛苦。崔司令那边，情况怎么样？”
“不太好。”朴参谋长开门见山，“日军在朝鲜实行‘治安强化’，大量征兵征粮。我们原来的根据地被迫收缩，很多同志……牺牲了。所以崔司令决定，把一部分力量转移到东北，和你们并肩作战。”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带来的三百青年，都是好样的。有学生，有工人，有农民，还有……从日军里逃出来的朝鲜籍士兵。他们只有一个要求：打回朝鲜去，解放自己的祖国。”
于凤至静静听着。等他说完，才问：“你们需要什么？”
“枪，粮，训练。”朴参谋长说，“还有……一块根据地，能休整，能发展。”
要求很实在，没有虚头巴脑的东西。于凤至点点头：“枪和粮，我们可以提供一部分。但根据地……得你们自己打。”
她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北岸的一片区域：“这里，临江、抚松一带，山高林密，日军控制薄弱。我们的第三军在这一带活动，可以配合你们开辟新的游击区。”
朴参谋长凑过去看地图，眼睛亮了：“这里……离我的老家惠山很近！”
“那就更好了。”于凤至说，“熟悉地形，有群众基础。你们过去后，先站稳脚跟，再图发展。等时机成熟，咱们两边夹击，把朝鲜北部的日军吃掉。”
她转身，看着朴参谋长：“但有句话要说在前头：到了东北，就得守东北的规矩。官兵平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能做到吗？”
“能！”朴参谋长挺起胸膛，“崔司令交代过，要向抗联学习。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也是人民的军队。”
“好。”于凤至伸出手，“那咱们就是同志了。等打完鬼子，我送你们过鸭绿江。”
两只手握在一起。一只是女性的手，纤细但有力；一只是男性的手，粗糙而坚定。
午饭吃得很简单，但气氛热烈。朝鲜青年们大多不会说中文，但通过朴参谋长的翻译，和抗联战士们比划着交流。有个小伙子拿出一个口琴，吹起了朝鲜民歌《阿里郎》，曲调哀婉悠长，听得不少人都红了眼眶。
于凤至坐在主桌，静静看着这一幕。她想起历史上，朝鲜抗日力量确实和东北抗联有过密切合作，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分道扬镳。现在，她有机会改变这段历史——不是控制，是合作；不是利用，是互助。
正想着，徐建业悄悄过来，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
于凤至的脸色微微变了变，但很快恢复平静。她起身，对朴参谋长说：“抱歉，有点急事要处理。你们先吃，晚上咱们再详谈。”
走出饭堂，她的脚步加快了：“人在哪？”
“在书房。是军统的人，拿着戴笠的亲笔信。”徐建业声音压得很低，“来者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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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坐着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但眼神锐利得像刀子。见于凤至进来，他站起身，微微躬身：“于副总司令，久仰。鄙人姓郑，郑介民，军统东北区特别代表。”
“郑代表请坐。”于凤至在主位坐下，没有寒暄，“戴局长有何指教？”
郑介民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上：“戴局长亲笔信，请于副总司令过目。”
信很短，措辞客气，但意思很硬：要求东北战区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扩军”行为，接受中央整编；所有反正伪军、收编土匪，必须移交军统审查；苏联援助物资，须经中央验收分配。最后一句是：“若执迷不悟，恐伤和气。”
于凤至看完，把信轻轻放在桌上：“郑代表，戴局长的意思我明白了。但东北战区的情况特殊，有些事情……恐怕不能照办。”
“哦？”郑介民推了推眼镜，“于副总司令有何难处？”
“第一，所谓‘非法扩军’，扩的都是打鬼子的兵。鬼子还没赶走，先自断臂膀，这道理说不通。”
“第二，反正伪军经过教育改造，已成为抗日力量。移交军统审查，寒了他们的心，万一再倒向日本人，谁来负责？”
“第三，”于凤至顿了顿，“苏联援助是我们用粮食、矿石换来的，公平交易，中央无权过问。”
郑介民笑了，笑容很冷：“于副总司令，您这些话，放在三年前说，情有可原。但现在……北镇光复，辽西门户已开，东北战局即将明朗。这个时候还搞拥兵自重，恐怕会让人误会您的用心。”
话说得很重，几乎是赤裸裸的威胁。书房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于凤至没有动怒，反而笑了：“郑代表，您知道我们拿下北镇，牺牲了多少人吗？”
郑介民愣了一下。
“一千二百四十七人。”于凤至一字一句地说，“他们死的时候，中央在哪？军统在哪？现在北镇打下来了，你们来了，来了就要收编、要审查、要接管。您说，老百姓会怎么想？死去的弟兄会怎么想？”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回去告诉戴局长：东北的鬼子，是我们用命打跑的；东北的根据地，是我们用血浇灌的。谁想摘桃子，先问问我们手里的枪，问问地底下那一千多个英魂答不答应。”
郑介民脸色变了变，但很快又恢复平静：“于副总司令，您这是……要跟中央对抗到底了？”
“不是对抗，是讲道理。”于凤至转过身，“道理很简单：谁流血，谁做主。中央如果真想管东北，那就派人来打鬼子，来流血。光坐在重庆发命令，对不起，我们不听。”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没了转圜余地。郑介民深深看了她一眼，起身告辞：“于副总司令的话，我会一字不漏地带到。但愿……您不会后悔。”
“后悔？”于凤至送他到门口，声音很轻，“我只后悔一件事——后悔没早几年回东北，让老百姓多受了几年罪。”
郑介民走了。徐建业从外面进来，脸色凝重：“副总司令，这下……彻底撕破脸了。”
“早就该撕了。”于凤至重新坐下，揉了揉太阳穴，“温水煮青蛙，煮到最后，咱们连跳出来的力气都没有。现在撕破脸，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底线，反而能争取空间。”
她顿了顿：“给延安发电，通报情况。另外，通知各根据地：从今天起，所有与重庆的联系，一律通过正式渠道，不接受任何私下接触。军统的人再出现，按特务论处。”
“是。”徐建业记录，又问，“那苏联那边……”
“苏联是苏联，重庆是重庆。”于凤至说，“咱们现在是在夹缝里求生存，但不能因为夹缝窄，就什么条件都答应。记住：枪杆子要硬，腰杆子也要硬。缺了哪一样，都站不稳。”
窗外传来号声，是下午训练的集合号。于凤至走到窗前，看见朝鲜青年们正在操场上列队，跟着抗联的教官学走正步。虽然动作还生疏，但那股认真劲儿，让人动容。
更远处，田野里已经有农人在翻地了。化冻的土地被犁开，露出深褐色的土壤，散发着泥土特有的腥甜气息。
春天真的来了。
但春天不只是播种的季节，也是万物竞争生长的季节。杂草要和庄稼抢养分，害虫要啃食嫩苗，一场倒春寒可能让所有希望夭折。
于凤至深深吸了一口气，那气息里有泥土味，有硝烟味，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杂着希望和危险的味道。
她转身，对徐建业说：“备马，我去兵工厂看看。听说山本清搞出了新玩意儿，我得亲眼瞧瞧。”
马蹄声再次响起，踏过化冻的泥泞街道，向北镇城外驶去。
路边的田野里，一个老农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汗，看着马背上那个远去的背影，对身边的小孙子说：
“看见没？那就是于司令。有她在，咱们今年这地，能种踏实了。”
孙子仰起脸：“爷爷，于司令会一直保护咱们吗？”
老农望着远方，许久，才说：
“只要咱们不忘了本，她就会。”
风吹过田野，带来远处兵工厂叮叮当当的敲打声。
像春雷。
闷闷的，但很有力。
正在唤醒这片沉睡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