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二，惊蛰刚过，长白山南麓却迎来了一场罕见的暴雪。鹅毛般的雪片不是飘落，而是被狂风卷着横着飞，天地间白茫茫混沌一片，十步之外便看不清人影。
陈望趴在一处背风的山坳里，裹着缴获的日军毛毯，仍冻得牙齿打颤。望远镜的镜片糊满了雪沫，他摘下来用袖口擦了擦，重新举起——山脚下的公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在雪幕中若隐若现。此刻，那条带子上正蠕动着一条土黄色的长龙。
日军来了。
先头部队是一个机械化搜索队，三辆装甲车打头，后面跟着十几辆卡车。车轮碾过尚未完全化冻的路面，溅起黑色的泥浆，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污浊的痕迹。车队在距离山口两公里处停下，士兵鱼贯而下，迅速展开战斗队形。
“狗日的还真来了。”陈望低声骂了句，把望远镜递给身边的参谋，“记下来：装甲车三辆，型号九四式，机枪口径七点七毫米。卡车十四辆，满载兵力，每车约三十人。总共……先头部队约五百人。”
参谋趴在雪地里，用冻僵的手指在本子上记录，笔尖划在纸上发出沙沙的轻响。“军长，打不打？”
“打。”陈望吐出这个字时，嘴里呵出的白气瞬间被风吹散，“但不能在这儿打。告诉一连，放过先头部队，等主力上来再动手。二连、三连，绕到他们侧后，扒铁轨、炸桥梁——鬼子运兵靠铁路，咱们就专拆铁路。”
命令通过手语和低声传递下去。战士们像雪地里的狐狸，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林海中。陈望没动，他继续观察着日军的动向。
装甲车上的机枪手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山林，但暴雪严重影响了视线。几个日军士兵端着枪，小心翼翼地朝山口方向搜索前进，皮靴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们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要停顿几秒，显然受过严格的山地作战训练。
“关东军的精锐。”陈望喃喃自语，“山田乙三真舍得下本钱。”
一个传令兵猫着腰爬过来，嘴唇冻得发紫：“军长，第一军回电了！赵军长说，援军最迟五天后能到辉南。于副总司令命令咱们：务必坚守十天，十天后，她亲自带兵来接应！”
“十天……”陈望抬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山下越聚越多的日军，“告诉于副总司令，第三军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也给她守住这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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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刻，北镇兵工厂的试验场上，一场特殊的验收正在进行。
于凤至站在掩体后，看着五十米外的靶子。那不是通常的木制人形靶，而是用缴获的日军钢盔、胸甲和棉大衣组合成的模拟目标，尽可能还原真实战场条件。
山本清亲自操作那挺新装配完成的机枪。它外观粗糙，枪管比常见的歪把子更粗，枪身用钢板铆接而成，看起来像个笨重的铁疙瘩。但当他扣下扳机时，枪口喷出的火舌又急又密，三十发弹链在四五秒内就打空了。
枪声停止后，靶场上一片寂静。只有硝烟在寒风中迅速飘散。
“去，看看。”于凤至说。
两个战士跑过去检查靶子。片刻后，其中一人回头大喊：“副总司令，钢盔打穿了三个洞！胸甲也透了！”
于凤至走出掩体，亲自走到靶子前。钢盔上，三个弹孔呈三角形分布，边缘翻卷，透光可见。胸甲上的弹孔更大，背后的棉衣被撕开碗口大的窟窿，填充的稻草飞溅得到处都是。
“穿透力比歪把子强三成。”山本清跟过来，脸上难得露出笑容，“枪管用的是咱们自己炼的合金钢，虽然重了点，但耐高温，连续射击三百发不用换管。”
“射速呢？”
“理论射速每分钟五百发，实际……因为供弹系统还不完善，大概三百发。”山本清顿了顿，“但够用了。鬼子的九二式重机枪才每分钟四百发，咱们这个轻，还能扛着走。”
于凤至伸手摸了摸还温热的枪管。粗糙的触感，带着金属特有的坚硬和冰冷。这挺机枪从设计到制造，全部在根据地完成，用的全是自产或缴获的材料。虽然丑陋，虽然笨重，但它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武器。
“产量多少？”
“现在……一个月能产五挺。”山本清的笑容淡了些，“主要卡在枪管加工上。车床精度不够，废品率高。”
“五挺就五挺。”于凤至说，“全部配给第三军。告诉陈望，用咱们自己的枪，打咱们自己的仗。”
离开试验场时，徐建业已经在等着了。他手里拿着一份刚译出的电报，脸色比天上的阴云还沉。
“副总司令，延安急电。苏联方面……变卦了。”
于凤至接过电报。电文不长，但每个字都像冰碴子：“苏方通知，原定援助之武器装备，因‘运输困难’暂缓交付。军事顾问小组行程亦推迟，具体时间待定。”
她看完，把电文折好，塞进大衣口袋。动作很平静，但徐建业看见，她的手在口袋里握成了拳，指节发白。
“格罗莫夫呢？有没有解释？”
“有。”徐建业压低声音，“我们的人从哈尔滨传回消息，苏联远东军区最近频繁调动，部队向中苏边境集结。格罗莫夫被召回莫斯科述职，走得很急。”
于凤至望向北方。天阴沉沉的，云层低垂，仿佛要压到地面上来。这个时节，西伯利亚的寒流还未完全退去，北风里依然带着凛冽的刀锋。
“他们是在等。”她轻声说，“等咱们和鬼子拼得两败俱伤，等重庆和咱们彻底闹翻，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再下场。”
“那咱们……”
“咱们靠自己。”于凤至转身往回走，脚步踏在冻土上，发出坚实的响声，“从来都是靠自己，不是吗？三年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回到县衙，张兰生和冯仲云已经在等她了。两人面前的桌上摊着厚厚一叠文件——是最近半个月各根据地的整训报告、土地改革试点总结、还有新颁布的《军民公约》执行情况。
“副总司令，您看看这个。”张兰生递过来一份材料，“辽西七个县的土地改革试点，老百姓反应很热烈。但……也出了些问题。”
于凤至接过材料。上面用朴实的语言记录了试点中的矛盾：有些地主暗中转移土地，有些富农抗拒减租，还有些贫农不敢要分到的地，怕“变天”后被清算。更棘手的是，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引发了新的对立。
她翻看了几页，抬起头：“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步子不能太快。”冯仲云说，“现在大敌当前，稳定第一。土地改革是好事，但搞急了，可能把中间力量推向敌人那边。”
张兰生却有不同意见：“可老百姓等不起。他们为什么支持咱们？不就为了能分到地，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拖着，他们会寒心。”
两人都看向于凤至。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两个原则。第一，土地必须分，这是咱们对老百姓的承诺，不能变。第二，方法要讲究，不能一刀切。”
她站起身，在屋里踱步：“告诉各试点县，分地之前，先开‘说理会’。把地主、富农、贫农都请来，不搞批斗，就讲道理。讲日本人来了之后，大家过的什么日子；讲咱们的队伍，为什么要打鬼子；讲等打跑了鬼子，要建什么样的世道。”
“对那些愿意配合的地主，可以保留一部分好地，还可以安排他们参与地方管理。对顽固抗拒的……依法处理，但不要牵连家属。”
“另外，”她顿了顿，“组织工作队下乡，手把手教分到地的农民怎么种。种子、农具、耕牛，咱们能帮就帮。要让老百姓看到，分了地不是就完了，是新的开始。”
张兰生飞快记录着，眼睛越来越亮：“这个法子好！既推进了土改，又团结了大多数。”
“还有一件事。”于凤至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长白山的位置，“陈望那边打起来了。接下来几个月，根据地的重心要转向支前。土改要搞，但不能影响前线供应。告诉老百姓，多打一斤粮，前线就少饿一个兵；多织一尺布，伤员就少挨一分冻。”
冯仲云点头：“我这就去组织宣传队，把前线的战况、将士的牺牲，都讲给老百姓听。”
两人离开后，于凤至独自站在地图前。图上，红色的箭头和蓝色的箭头犬牙交错，像两只巨兽在搏斗。红色的代表自己的部队，虽然分散，但根扎得深；蓝色的代表日军，来势汹汹，但后劲不足。
她的目光从长白山移到北镇，再移到更远的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年了，从几千残兵到二十万大军，从深山老林到控制半个东北。每一步都踩着同志的血，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汗水。
而现在，真正的考验来了。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是两种力量、两种命运的终极对决。
窗外传来号声，是晚饭号。根据地的炊烟在暮色中袅袅升起，百姓家的灯火陆续点亮。那些光亮很微弱，在苍茫的暮色里像萤火虫，但密密麻麻，连成一片。
于凤至推开窗户。寒风灌进来，带着远处田野里新翻泥土的气息，也带着兵工厂隐约的叮当声。那些声音混杂在一起，像这片土地粗重的呼吸。
她想起穿越而来的那个夜晚，想起自己对着镜子发誓要改变历史的决心。那时候她以为，只要知道未来，就能轻易改写结局。现在她才明白，历史的洪流里，个人的力量渺小如尘。
但也正是无数渺小的尘埃，聚成了改天换地的力量。
身后传来脚步声。徐建业又来了，这次手里拿着的是陈望刚发来的战报：“第三军今日在抚松山口设伏，击毁日军装甲车一辆，歼敌六十余人。我部伤亡二十七人。日军主力已越过第一道防线，正朝根据地核心区推进。”
于凤至接过战报，看完，轻轻放在桌上。
“给陈望回电。”她说，“告诉他，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放他们进来，关起门来打。山高林密，是咱们的天下。”
她顿了顿，补了一句：“另，新造的机枪，明日启程运往长白山。让战士们用咱们自己的枪，告诉鬼子——这片山，姓中，不姓日。”
徐建业记录完，却没有立即离开。他看着于凤至站在窗前挺直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女人肩上扛着的，不只是二十万大军的生死，是三千万东北父老的命运，是一个民族在深渊边缘最后的挣扎。
“副总司令，”他轻声说，“您……累吗？”
于凤至没有回头。许久，她才说：
“累。但不敢累。因为我一累，就可能有人再也醒不过来了。”
窗外，夜幕完全降临。但北镇的灯火，比以往任何一晚都要多，都要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