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89年，会稽山的风裹着草木清冽之气，漫过越国简陋的朝堂。殿内气氛凝重，那沉郁里，藏着卧薪尝胆的隐忍，藏着国破后的痛感，更藏着一股蓄势待发的蛰伏之力。
勾践身着粗布朝服，端坐案前，案上摊开的疆域图上，夫椒之战的旧痕如一道深疤，隐隐刺目。他指尖轻拂过那道痕迹，神色沉静。文种、范蠡分列两侧，身姿肃立，神色如松——自勾践归国三年，越国虽慢慢恢复元气，却终究难敌强吴，今日，正是定下复国长策的关键时刻。
“吴强越弱，非一日可逆转。”勾践开口，声音低沉却有力量，指尖攥得发白，指节重重抵在图上，似要将耻辱刻进骨血，“孤欲颁行国策，以十年为期，生聚百姓，教训士卒，必复会稽之辱！”
范蠡上前一步，躬身肃禀：“大王明鉴！‘生聚’，便是劝课农桑、奖励生育，休养生息以蓄国力；‘教训’，便是严治军纪、操练水师，厉兵秣马以强战力。臣愿亲掌军务，操练士卒；文种大夫主理内政，安抚百姓。君臣同心，必能复越雪耻！”
勾践眼中闪过一抹亮色，当即颁下政令：生男孩者，赏酒一壶、犬一只；生女孩者，赏酒一壶、豚一头；勤于耕织、粮草丰足的人家，免半年赋税；懈怠农事、荒芜田亩者，罚作苦役。
政令传至民间，百姓奔走相告，荒芜的田垄渐渐覆上青苗，村落里的婴啼声日渐稠密，炊烟袅袅间，尽是劫后复苏的生机。
勾践依旧每日躬身耕于田亩，夜晚卧薪尝胆，粗布衣衫沾着泥土，眉宇间的隐忍却愈发凝实，眼底藏着谋定天下的锋芒——他懂，今日的蛰伏，都是为了来日剑指姑苏、一雪前耻。
与越国的默默蓄力截然不同，姑苏城内的夫差，正沉迷于争霸中原的虚名。这一年，他以陈国依附楚国为由，亲率吴军伐陈，战船沿淮水北上，旌旗遮天蔽日。
陈侯惶恐，遣使向楚国求援，楚昭王率军援陈，两军对峙于城父。
夫差立于战船之上，望着对岸楚军大营，嘴角满是骄矜：“楚虽强，今孤亲至，必令其退军！”可当他见楚军阵容严整，又听闻越国在后方蠢蠢欲动，终究不敢久战，虚张声势一番后，便引兵撤回吴国。
撤军途中，夫差愈发觉得颜面无光，转头便将怒火撒在诸侯身上，而乱世中的儒者，也在此时遭遇了命运的困厄。
孔子自陈适蔡，恰逢蔡国贵族争权，师徒一行被乱兵围困于荒野，粮米断绝，已达七日。弟子们饥馁不堪，子路面带愠色，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孔子端坐于蓬草之中，弦歌不辍，缓缓答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语气间没有丝毫怨怼，唯有坚守道义的从容。
这场困厄，终因楚昭王遣使迎请而解，却也让世人见尽了乱世中儒者的无奈与风骨。
这一年的中原，亦是暗流涌动，变局丛生。
齐国大夫陈乞（田乞）不满安孺子荼即位，暗中设计离间诸大夫，联合鲍牧弑君，迎立公子阳生为齐悼公，陈氏（田氏）专权愈发稳固，田氏代齐的序幕悄然拉开。
晋国的赵鞅，则借着晋公室试图收回卿士封地的契机，联合韩、魏两家出兵镇压，铲除公室羽翼，三家分晋的格局，在血与火的博弈中愈发牢固。
这些中原纷争，虽不直接关乎吴越，却悄悄改写着天下格局，也为吴国日后北上伐齐、诸侯势力洗牌，埋下了隐秘的伏笔。
时光流转到公元前488年，越国的“十年生聚”已初见成效：粮库渐渐充盈，谷堆如山；村落愈发稠密，婴啼盈耳；田野间耕者遍野，一派劫后复苏的繁盛景象。
勾践召范蠡、文种入殿，眼底褪去往日的沉郁，闪过一丝锐利：“吴主谓我越国已诚心臣服，无有后患，便一心扑在中原争霸上。今，正是进一步麻痹他的良机。”
文种躬身献策：“臣已精选西施、郑旦二姝，皆有倾城之貌，另备奇珍异宝、金玉器皿，可遣使者送往姑苏。夫差素来耽于美色，得此二人，必愈发荒废朝政，放松对越国的戒备。我等便可趁此时机，加紧操练水师、囤积粮草，静待天时。”
勾践缓缓颔首，目光投向窗外滔滔钱塘江水，低声叹道：“辛苦二位大夫，孤忍辱负重三载，等这一天，太久了。”
当西施、郑旦身着华服，携着满车珍宝踏入姑苏城时，夫差彻底沉沦了。他见西施眉目含情、舞姿曼妙，郑旦温婉动人、顾盼生辉，当即下令修筑姑苏台，雕梁画栋，极尽奢华。此后日日与二姝饮酒作乐，笙歌不辍，朝政渐渐荒废。
伍子胥得知此事，心急如焚，佩剑披甲，手持朝笏径直闯入姑苏台，不顾侍卫阻拦，跪地叩首不止，声嘶力竭地苦谏：“大王！勾践卧薪尝胆、厉兵秣马，复国之志从未断绝！西施、郑旦入吴，必是越国的‘疲吴之计’！愿大王斥退美女、诛杀越使，先除越国这一心腹大患，再图中原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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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差正搂着西施浅酌，见伍子胥闯台谏言、言辞激烈，脸上的酒意瞬间褪去，面色骤沉如铁，眼底翻涌着不耐与怒意：“伍大夫！你屡次扫孤的兴致，动辄以越国为祸，实在可恶！勾践已送质子入吴，又献美女珍宝，分明是诚心臣服，何来隐患？再敢妄言惑众，休怪孤不念旧功，治你死罪！”
伍子胥望着夫差骄矜昏聩的面容，心中满是绝望。他鬓发斑白，却依旧脊背挺直，重重顿首，额头磕得血流不止，泣声道：“大王不听臣言，不出十年，吴国必为越国所灭，姑苏台必成废墟，大王悔之晚矣！”
夫差愈发恼怒，厉声喝令侍卫将伍子胥拖拽出姑苏台，从此对他的劝谏置若罔闻，君臣间的裂痕，深至骨髓，再难弥合。
沉溺于美色与霸权的夫差，并未停下争霸中原的脚步。他召鲁哀公赴吴会盟，席间竟蛮横索要“百牢之礼”——按周礼规制，诸侯相见最高不过十二牢，百牢之礼，无疑是对鲁国的公然羞辱。
鲁臣子服景伯据理力争：“大王，百牢之礼不合周礼，鲁国断难从命！”
夫差厉声呵斥，抬手一拍案几，杯盏震得作响：“孤乃天下霸主，欲得百牢，谁敢不从？若不遵令，便踏平鲁国！”
鲁哀公势弱，只得被迫应允，鲁国颜面尽失。
诸侯们听闻此事，都对吴国心生怨恨，悄悄与之疏离。
与此同时，夫差下令在邗地筑城，疏浚河道，征调数十万民夫昼夜劳作，为北上伐齐扫清水路障碍。吴国的人力、财力，就在这场无休止的争霸虚耗中，一点点被抽离、掏空。
而越国，却在夫差的昏聩与虚耗中，悄然崛起，步步为营。
范蠡亲赴会稽山，主持操练水师，打造的戈船劈波斩浪，士卒们皆身怀绝技，水战之术日渐精熟。
文种继续推行生聚之策，劝课农桑、奖励生育，越国的国力如春日之苗，节节攀升，日渐强盛。
勾践立于会稽山巅，衣袂临风，望着姑苏城的方向，指尖紧握腰间佩剑，剑鞘冰凉，掌心却燃着复仇的烈火。他清楚，夫差的骄横昏聩，吴国的国力虚耗，正是越国逆转乾坤、复国立业的最佳时机。
公元前488年的风，吹过越国的田野，带来了丰收的希望；也吹过姑苏的姑苏台，裹挟着吴国盛极而衰的隐忧。
吴越争霸的棋局，就在这一蓄一耗、一忍一骄、一暗一明之间，悄然扭转着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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