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帝国总理府，1940年秋日的午后。
阳光透过高大的拱形窗户斜射进来，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壁炉里，橡木柴火发出轻微的噼啪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雪茄和旧纸张气味。
“罗马被轰炸了？”
小胡子的声音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平静。但这句平静的问话却让宽大办公室里的空气骤然凝固。他站在巨大的橡木办公桌后，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按在桌面上刚刚送抵的急电上。手指的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是的，元首。”戈林的声音比平时低沉，每一个字都吐得很慢，仿佛他自己也无法完全相信正在说的话，“三十六架重型轰炸机。根据意大利方面的观测报告单机翼展超过五十米，四发动力，在罗马上空约一万米高度投弹。”。但那些飞机——包括我们提供给他们的bf 109e——实用升限都在一万米以下。他们只能在地面高射炮火的最高射程之外，眼睁睁看着那些轰炸机在头顶飞过。”
小胡子缓缓直起身。他没有立即回应，而是绕过办公桌，走向那幅覆盖整面墙壁的巨幅欧洲地图。他的脚步很轻，踩在厚地毯上几乎无声。房间里只剩下壁炉木柴的噼啪声和远处柏林街头的隐约车声。
“一万米。”希特勒重复道，声音平静得可怕，“戈林，告诉我，我们现在能飞到一万米高空并保持稳定飞行的飞机，有多少？”
戈林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我们的高空实验型号，经过特殊改装的ju 86p，在测试中达到过一万两千米。但那是侦察机，元首，没有武装，载重几乎为零。至于轰炸机”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新的he 177，实用升限八千五百米，而且在那个高度几乎没有任何机动能力，更不要说精确投弹。”
“航程呢？”希特勒没有转身，背对着房间，目光盯着地图上从柏林到罗马的那条线，“从波斯湾到罗马，单程超过四千公里。返航再加四千公里。”
办公室里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里的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将军下意识地摘下了眼镜，用衣角擦拭镜片——这是他极度困惑时的习惯动作。
“这不可能。”施佩尔，帝国的建筑师兼军备部长，他对数字有着近乎偏执的敏感，“以现有的航空技术，要携带足够的燃油飞越八千公里航程，还要保持一万米升限和足以自卫的载弹量这违反了基本物理定律。”
施佩尔快步走到挂在侧墙上的黑板前——小胡子喜欢在讨论时进行图解。他抓起粉笔，迅速写下几个公式和数字：
“让我们估算一下。假设这种轰炸机最大起飞重量为八十吨，这已经是现有技术的极限了。燃油占比至少要达到百分之四十才能完成这样的航程，也就是三十二吨燃油。载弹量如果按意大利报告的五吨计算，那么机身、发动机、装甲、机组成员重量”
粉笔在黑板上吱吱作响，数字迅速累积。施佩尔写完后，后退一步，盯着自己的计算结果，摇了摇头：“剩下的重量分配给机体结构，意味着这种飞机要么是用纸糊的，要么”他顿了顿，“要么他们掌握了某种我们完全不知道的、革命性的材料和动力技术。”
戈林接过话头，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挫败的困惑：“而且元首，意大利人的报告里提到了一个细节——那些轰炸机的发动机声音。不是我们熟悉的活塞发动机的轰鸣，也不是喷气发动机的尖啸。目击者描述说，那是一种‘低沉有力的咆哮’，像是巨大的螺旋桨，但转速又慢得反常。”
他走到希特勒身边，指向地图上的波斯湾：“我们的技术部门分析了一整夜。以现有技术，要实现这样的航程、高度和载重组合，只有一种理论可能——他们可能使用了某种涡桨发动机。但元首，那只是我们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几个教授论文里的概念设想！连原理样机都没有！”
“涡桨”小胡子重复这个陌生的词汇，眉头紧锁。
“简单说，就是用喷气发动机驱动螺旋桨。”戈林试图解释，但显然他自己也不太理解这个概念，“效率理论上比纯活塞发动机高得多，但传动系统、叶片材料、控制系统每一个环节都是目前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如果北方军真的实现了”
他没有说完。但房间里每个人都听懂了未尽之言：如果东方人真的掌握了这种领先世界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航空技术，那么所有基于现有航空认知建立的战略，都将成为废纸。
，！
长时间的沉默。小胡子终于转过身，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那双着名的蓝灰色眼睛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剧烈闪烁——那是困惑、警惕，以及一种面对未知威胁时本能的、尖锐的戒备。
“隆美尔。”他突然说。
“隆美尔在非洲。”小胡子的声音恢复了那种斩钉截铁的腔调，但细听之下，能察觉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他的非洲军团，距离波斯湾前线有多远？”
凯特尔迅速从副官手中接过一份文件夹，翻开：“根据昨天上午的汇报，第21装甲师的前沿侦察单位，距离波斯湾北方军防线最近处约三百二十公里。但是”他抬头看了一眼小胡子，“隆美尔将军在三天前就主动下令，将整个北非军团的战线整体后撤了五十公里，并在两军实际控制线之间，建立了一个宽达三十公里的非军事缓冲区。”
小胡子的眉毛微微扬起：“理由？”
凯特尔翻阅报告：“他在电报中说‘基于对敌方技术能力的重新评估，建议保持战略距离以待进一步观察’。”
又是一阵沉默。里宾特洛甫——那位一向以夸张言辞着称的外交部长——罕见地没有插话。他只是站在窗边，望着外面的柏林街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中的象牙手杖。
“他看得比我们远。”小胡子终于说，声音很轻，几乎像是自言自语，“他一直都有种野兽般的直觉。”
房间里没有人敢接话。他们很少听到元首用这种语气评价一位将领——那里面混杂着赞赏、庆幸，以及一丝难以察觉的后怕。
小胡子走回办公桌后，双手撑在桌面上。他的目光扫过房间里的每一张脸——戈林的困惑，施佩尔的怀疑，哈尔德的凝重，凯特尔的紧张。
“给隆美尔发电。”小胡子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坚定，恢复了往常那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以我的个人名义。第一，表彰他迄今为止的判断力和克制。第二，绝对禁止——我重复，绝对禁止——与北方军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包括但不限于侦察、火力试探、空中巡逻航线重叠、甚至无线电侦听。”
他顿了顿，补充了第三点，而这一点让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第三，让他以最谨慎、最隐蔽的方式，评估一个问题：如果北方军决定从波斯湾向西推进，以他们目前展现出的技术能力我们需要多少兵力，才能在利比亚挡住他们？”
戈林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发出声音。他只是看着小胡子，看着元首那双盯着地图上非洲大陆的、深不可测的眼睛。
办公室的时钟敲响四下。午后的阳光开始偏移，阴影逐渐拉长。远处，柏林街头的车马声依旧，咖啡馆里的人们还在谈论着法国战役的胜利、不列颠空战的进展、以及帝国光辉的未来。
但在这个房间里，在这个温暖的秋日午后，一群决定世界命运的人第一次感觉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种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力量正在崛起。那不是军队数量的差距，不是战术水平的优劣，而是一种更根本、更可怕的东西：技术的代差。
而他们甚至不知道，这种代差究竟有多深。
小胡子最后看了一眼地图上那个遥远的波斯湾，然后转身，走向办公室的侧门——那里通向他的私人书房。
“会议结束。”他说，没有回头。
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房间里，一群帝国最高层的男人们面面相觑，许久没有人说话。
窗外，柏林的天空湛蓝如洗。而在那片蓝天之上——至少在理论上——某种翼展超过五十米的、来自东方的钢铁巨鸟，也许正静静悬浮在一万米高空，凝视着这座古老的城市。
这个念头让戈林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他拉了拉制服的衣领，第一次觉得，帝国空军引以为傲的“空中优势”，在某个未知的维度上，可能早已不复存在。
沙漠的清晨寒意未消，战俘营广播喇叭里传出的意大利语通告，却让整个营区瞬间炸开了锅。
“注意！注意！所有战俘注意！根据罗马与北方军达成的协议，意大利王国政府已正式道歉并支付赔偿。遣返程序将于三日后开始。请各营区按名单整理个人物品，准备接受体检及身份核查”
广播重复了三遍。但预想中的欢呼雀跃并没有出现。
三号营区，原意军第132步兵团的上尉马里奥·科斯塔放下手中的木工刨——他正在给战俘营小学做一张新课桌。他身边的几个士兵面面相觑，脸上没有回家的喜悦，反而是一种混杂着茫然和不安的表情。
“回家？”年轻的下士乔瓦尼挠了挠头，“回哪儿去？”
“回意大利啊，笨蛋。”中士罗西拍了他后脑勺一下，但自己的动作也有些僵硬。
“我知道是回意大利。”乔瓦尼嘟囔，“问题是回去之后呢？重新编入部队，然后被送到别的战场？阿尔巴尼亚？希腊？还是又送回这片该死的沙漠？”
，！
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水面。周围的士兵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有在修补帐篷的，有在整理菜畦的，有在给北方军看守缝补军装的——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至少”一个士兵小声说，“至少这里有红烧肉吃。”
“每周两次。”另一个士兵补充，“虽然通心粉供应不如预期，但那个豆瓣酱其实挺上瘾的。”
“而且不会被莫名其妙地轰炸。”有人低声道，声音里带着挥之不去的后怕，“你们还记得在的黎波里上船前，司令部说的什么吗？‘东方军队不堪一击’、‘沙漠行军只是一次武装游行’”
营区陷入了沉默。只有远处炊事班准备早餐的叮当声，和沙漠风吹过帆布帐篷的呼啦声。
同一时间，战俘营管理办公室。
北方军驻战俘营管理主任，少校王铁柱盯着手里刚收到的正式文件，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身边的几个参谋也都一脸古怪。
“正式道歉，赔偿三百万美元，接回全部战俘”王铁柱念着文件上的字，抬起头看向窗外。营区里，意大利战俘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交谈着，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笑容。
“主任，这不对劲啊。”年轻的干事小李凑过来，“按说战俘听到能回家，不该是这反应。你看三营那几个，昨天还高高兴兴跟咱们炊事班学包饺子呢，今天脸都垮了。”
王铁柱没说话。他想起这三个月来的点点滴滴——
那个原意军后勤少校，主动帮他们重新规划了战俘营的排水系统，现在营区再也不会一下雨就变成沼泽；
那个会拉手风琴的年轻列兵，组织了战俘乐队，每周六晚上在营区空地上开音乐会，连北方军士兵都会围过来听；
那些原本整天嚷嚷要通心粉的家伙，现在最期待的反而是周三的红烧肉和周五的羊肉包子；
还有上周，两个营的战俘自发组织了一场“战俘营卫生评比”，甚至做了流动红旗
“他们在这儿，”王铁柱慢慢地说，“过得比在意大利军队里还像个人。”
门外传来报告声。王铁柱抬头，看见几个意大利战俘代表站在门口——是各营区自己选出来的“管理委员”后勤少校，卢卡·费拉里。
“少校先生。”费拉里少校的汉语已经带点山东口音了——他跟炊事班老王学的，“我们想谈谈遣返的事。”
王铁柱示意他们进来：“坐。有什么问题？”
几个意大利军官互相看了看。最后，一个原工兵上尉开口，语气小心翼翼：“少校，遣返是强制性的吗？”
办公室里所有北方军军官都愣住了。
“什么意思？”王铁柱问。
费拉里少校深吸一口气：“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想留下来呢？”
“留下来？”王铁柱重复道，“作为战俘？”
“不，不是作为战俘。”费拉里少校急忙解释，“我的几个士兵问，能不能申请移民？或者，劳务输出？他们在国内只是农民或者工人，回去之后可能又被征召入伍。而在这里”他顿了顿，“他们学会了汉语，学会了种沙漠作物，有些人甚至跟你们的机械连学了修车技术。”
另一个原炮兵中尉补充道：“而且说实话，少校，我们在战俘营这三个月，吃得比在意大利军队里好，住得不比军营差，干的活至少有意义——我们修的路、挖的井、建的房子，都实实在在地留在这里。这比在希腊的山里或者北非的沙漠里为了一些我们不懂的理由打仗感觉好多了。”
王铁柱和参谋们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荒谬感。
战俘不想回家，想留在敌国当移民？
“这个”王铁柱揉了揉太阳穴，“我需要向上级请示。但你们要知道，遣返是两国政府的正式协议。我们无权扣留战俘。”
“我们明白。”费拉里少校点头，“但至少能否帮我们问问？哪怕只是延迟遣返？或者，以‘自愿劳工’的身份？”
遣返前一晚，战俘营举办了一场“告别晚会”。
意大利战俘们用自制的手风琴、吉他和几把从北方军那里借来的二胡，组成了奇怪的乐队。他们演奏了意大利民歌，也演奏了这三个月来学会的中国曲子——《茉莉花》、《夜来香》。
北方军士兵们围坐在周围，不少人手里还拿着意大利战俘送的小礼物——手工雕刻的木骆驼、用弹壳做的打火机、写着中意双语感谢信的简易相册。
晚会高潮时，费拉里少校站起来，用中意混杂的语言说：
“这三个月很奇怪。我们本来是敌人。但现在，我们要走了，心里却很难过。”他顿了顿，“我们知道，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回国后，可能还会被要求拿起枪。但至少在这里的这段时间，我们没有被当作敌人对待，而是被当作人。”
他看向王铁柱：“少校，请告诉你的士兵们。如果有一天，这场愚蠢的战争结束了，如果我们都还活着欢迎来意大利。我们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战俘营里响起掌声，混杂着口哨和叫好声。不少意大利士兵在抹眼睛。
晚会快结束时，乔瓦尼下士——那个曾经嚷嚷“没有通心粉就活不下去”的年轻人——偷偷找到北方军炊事班长老王，塞给他一个小布包。
“王班长，这是我妈妈的照片。”乔瓦尼的汉语磕磕绊绊，“如果我回不去了至少，您留着。告诉她，我在这里吃得很好。”
老王接过照片，看着上面微笑的意大利老妇人，张了张嘴，最后只是拍了拍乔瓦尼的肩膀：“回家去，自己跟你妈说。”
遣返当天清晨，一百多辆卡车在战俘营外排成长龙。
意大利战俘们背着简单的行囊，在北方军士兵的注视下，按营区顺序登车。气氛沉重得不像遣返，更像送葬。
费拉里少校最后一个上车。他站在卡车踏板上，回望这座他们亲手参与修建的战俘营——整齐的营房、菜畦里绿油油的作物、晾衣绳上飘动的衣物、还有那些站在营门口送行的北方军面孔。
王铁柱走上前，递给他一个牛皮纸袋。
“这是什么？”
“你们的档案副本，还有”王铁柱压低声音，“我们兵团后勤部开的证明，说你们这三个月接受了‘职业技能培训’。也许回国后能用上。”
费拉里少校打开纸袋，里面除了档案，还有一封信——北方军第九兵团司令部出具的正式文件，证明这些战俘在羁押期间“表现良好，积极配合管理工作”。
“另外，”王铁柱的声音更低了，“我们司令让我转告：如果将来你们在国内遇到麻烦，可以尝试联系我们在瑞士的办事处。虽然不能保证什么，但总是一条路。”
费拉里少校盯着那封信，手指微微发抖。他抬头，眼眶有些发红：“为什么？我们是敌人。”
王铁柱沉默了几秒：“因为我们司令说，战争是政治家的游戏，但打仗和死掉的，都是普通人。”他顿了顿，“上车吧。路还长。”
车队缓缓驶离时，许多意大利士兵从车厢里探出身子，朝后方挥手。北方军士兵们也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是军人之间的送别。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