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国东北，松嫩平原，第七红星机械化农场，春耕前夕。
天刚蒙蒙亮，农场家属区的红砖平房上空已升起袅袅炊烟。空气里混合着黑土苏醒的气息和柴火灶的烟火味。张老汉蹲在自家小院门口，吧嗒着旱烟袋，眉头拧成个疙瘩，盯着正从屋里出来、挺着明显隆起肚子的儿媳妇，又瞪向旁边憨笑着搓手的儿子张喜贵。
“你个混小子，又来了！”张老汉把烟锅子在门槛上磕得梆梆响，压着嗓子低吼，“都给你说多少回了！你俩口子能不能消停点？啊？结婚满打满算四年，这肚子就没见瘪下去的时候！这都第五个了！属兔子的也没你们这么能生！”
张喜贵挠了挠刺猬似的短头发，嘿嘿笑：“爹，您看您说的，多子多福嘛！咱老张家开枝散叶，人丁兴旺，不挺好？”
“好个屁！”张老汉“腾”地站起来，烟袋杆差点戳到儿子鼻尖，“你是没长耳朵，还是没长心？场部大喇叭天天广播，农闲时候政工干部来讲课，说得嗓子都哑了！‘国家资源有限，人口要有计划’，‘一对夫妇，两个孩子正合适’！这话你当是耳边风？”
他越说越气，手指头点着儿子：“人多了，张嘴吃饭的就多！咱们农场是搞得好，亩产高，猪养得肥，可那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科学种田，精心伺候出来的！资源就那么多，你生五个，他生五个，大家都敞开了生，到时候白面馒头够分不？猪肉炖粉条还能管够不？啊？你是不是想让大家再回去啃野菜窝头，过那缺衣少食的苦日子？”
张老汉是农场里有名的“老积极”，年轻时吃过不识字的亏，如今对北方军派来的政工干部组织的学习班、扫盲班、政策宣讲会，那是场场不落。干部们不仅讲国家大事、国际形势（虽然有些他听不太懂），还讲农场新技术、新政策，有时也说说历史故事，甚至来段《三国》评书，最重要的是，真教认字！张老汉现在不仅能看明白《农垦报》上的大标题，还能给老伴读读农场通知，心里头亮堂得很，自觉跟上了“新时代”。
张喜贵被老爹劈头盖脸一顿训，脸上那点憨笑挂不住了，露出些惭愧的神色。他嗫嚅着：“爹，我也不是没听就是觉着，咱家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嘛农场分红年年有，咱家劳力多，挣的工分也多，养几个娃应该应该养得起吧？”
“眼光短浅！”张老汉恨铁不成钢，“养得起是一回事，合不合规矩、应不应该又是另一回事！咱们龙国跟北边那老毛子不一样！他们的集体农庄听说赔得底掉，咱们的农场可是实打实盈利，年年给国家交粮交猪，自家分红也不少。为啥？就是因为讲科学、讲计划！地里种啥、养多少猪、用多少肥、安排多少劳力，那都是有算盘的！这人，就是最重要的‘资源’，也得有计划！”
他叹了口气，语气稍微缓和，但依旧严肃：“咱们这儿，北方军管得是松，只要你不犯法，不荒了地，不碰那掉脑袋的违禁东西，你爱干啥干啥。搞点家庭副业，养点鸡鸭，编个筐子拿去集上卖，甚至农闲时进城打几个月零工，都没人拦你。市场上东西也多，只要你有钱有票，三轮‘蹦蹦车’，自行车，听说还有人攒钱想买小汽车呢！可你看谁家自己买拖拉机了？没有！为啥？地是农场的，大机器也是农场统一买、统一用、统一保养，效率才高！你买台拖拉机放自家院里，除了哄孩子玩有啥用？咱家自留地那两分菜畦，用得着那铁牛吗？”
这番连珠炮似的话，既有大道理，又有身边实实在在的例子，说得张喜贵彻底蔫了，低着头：“爹，我知道了下次下次注意。”
“注意个球！这个都快生了，还说下次！”张老汉瞪了他一眼，终究还是心疼儿媳妇，“行了，赶紧扶你媳妇回屋歇着！回头去场部计生办公室报告一下，看看人家有啥指导。生都生了，还能塞回去？以后给老子记住了，脑子要跟上好日子！”
张喜贵忙不迭地搀着媳妇进屋了。张老汉重新蹲回门槛，装上一锅新烟叶，望着远处农场仓库前停放的一排排崭新拖拉机，在晨曦中泛着金属冷光。大喇叭开始播放晨间新闻和农业科技讲座，声音洪亮地回荡在整齐的田垄和红瓦房上空。
这里的生活，有集体的规划，也有个人的奔头；有必须遵守的底线，也有广阔的自由度。张老汉觉得，这就挺好。只要大家都守规矩、讲道理、肯干活，这日子，就有奔头。至于儿子唉，慢慢教吧，总比那些啥也不听的老古板强。他眯起眼睛，听着广播里关于国际局势和春耕准备的报道，心里盘算着今年自家承包的那片玉米地，该怎么应用新技术，再多打点粮。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943年3月下旬。
办公室内弥漫着浓重的烟斗丝气味，厚重的窗帘半掩着，光线有些昏暗。维萨里奥诺维奇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一份刚刚送来的、标注着“最新”的考察报告摘要，眉头紧锁。他对面站着农业人民委员安德烈耶夫和主管国内商业的委员米高扬，两人都有些紧张，尤其是安德烈耶夫。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安德烈耶夫同志，”斯大林的声音不高，但带着惯有的、令人压力倍增的平缓，“现在，我们和远东那个龙国的关系，算是‘正常化’了。你们农业人民委员会派去他们集体农场考察的代表团，回来也有一段时间了。报告我粗略看了，现在，你亲自告诉我：他们的农场，为什么能盈利？而我们的集体农庄”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但那双锐利的眼睛透过烟斗的烟雾，紧紧盯着农业人民委员。
安德烈耶夫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总书记同志，经过我亲自带队进行的为期一个多月的深入考察，走访了从东北到华北的多个不同类型的‘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我得出了一个可能有些令人惊讶的初步结论。”
“哦？结论是什么？”斯大林将烟斗从嘴边拿开。
安德烈耶夫深吸一口气，仿佛在给自己鼓劲：“我认为赵振，或者说他主导的北方军政权的核心经济治理模式，在本质上是一个实践中的共产主义者的思路，尽管他可能从未宣称过这一点。”
办公室里出现了几秒钟诡异的寂静。斯大林拿着烟斗的手停在半空，脸上的肌肉似乎抽动了一下。然后，他缓缓地、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开口，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和即将爆发的怒火：“你踏马的在扯什么淡？安德烈耶夫同志，你的脑子是被门挤了，还是被远东的伏特加泡坏了？赵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阀！一个可以和伦敦的资本家、柏林的法西斯分子把酒言欢、称兄道弟的实用主义者！你告诉我，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说到最后，几乎是从鼻腔里发出一声短促的、气极反笑般的嗤声。
米高扬见状，连忙谨慎地补充道：“总书记同志，安德烈耶夫同志的意思可能是指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在形式和效果上，与我们追求的目标有令人困惑的相似性。赵振本人或许没有意识形态宣称，但他构建的那套体系”
“相似性？好，很好。”斯大林把烟斗重重磕在烟灰缸旁，身体前倾，目光如鹰隼般在两位委员脸上扫过，“那你们就给我好好说说，哪里相似？怎么个相似法？要是说不清楚，我看你们的考察报告和结论，都需要重新‘评估’了！”
安德烈耶夫稳住心神，知道必须用最具体的事实来说话：“总书记同志，请允许我列举我们观察到的最核心的几点：
第一，土地终极所有权。 龙国的土地，无论是耕地、林地还是牧场，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自由买卖。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任何私人，包括农民自己，只有使用权、承包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这和我们土地国有化的原则，在根基上是一致的。
第二，生产资料所有制与资本结构。 龙国的经济命脉，明确是国有资本为主体，民营资本为辅助和补充。重工业（钢铁、军工、能源、大型机械）、交通运输主干线、金融核心、以及我们考察的重点——大规模农业和畜牧业，几乎全部是国有国营或国家绝对控股的集体所有制。民营资本被严格限制在轻工业、部分服务业、小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而且份额被控制在一定比例以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国有资本可以控股、参股民营企业，但民营企业绝对不允许反向控股国有资本。这确保了经济命脉和剩余价值的最终流向。
第三，分配制度。 在他们的国营农场和大型集体企业里，实行的基本上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他们有复杂的工分制、计件工资加绩效奖励制度，虽然形式和我们不同，但核心精神同样是反对不劳而获，将收入与劳动贡献直接挂钩。这极大地刺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我们亲眼看到他们的农民工作劲头很高，因为干得多确实拿得多，农场盈利了，个人分红也实实在在。
第四，也是他们农业盈利最关键的一点：国家干预与保护体系。 龙国拥有一个强大的、自上而下的农业部、商业部、物资储备总局协同体系。他们对主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实行‘保护性收购’政策。国家设定一个保底收购价，无论市场如何波动，农民生产的合格粮食都能以此价格卖给国家粮库。同时，他们建立了遍布全国的、规模惊人的战略粮食储备仓库。这套体系的直接效果就是：龙国的粮食价格极其稳定。根据我们得到的数据，在过去三年战争和国际市场剧烈动荡的背景下，龙国国内主要粮食品种的零售价格，累计只上涨了大约百分之一（一分钱）。农民没有‘谷贱伤农’的后顾之忧，敢投入敢生产；城市居民也没有恐慌性抢购，社会稳定。”
米高扬适时接话，补充商业和市场方面的观察：“是的，总书记同志。他们确实存在市场经济，有私人商店、集市贸易，价格有浮动。但是，国家通过强大的国有商业系统、物资储备和精准的宏观调控，牢牢把握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商品（粮、油、棉、肉、基础药品）的价格和供应渠道。当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国家储备会立刻投放市场平抑物价。所以，他们的市场是一个受到国家有力调控和平衡的市场，既保留了竞争和活力，又避免了资本主义市场那种盲目的、破坏性的波动。一切都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斯大林沉默了。他重新拿起烟斗，慢慢地往里填着烟丝，但动作显得有些迟缓。他锐利的目光变得深邃，似乎在消化这些与他原有认知截然不同的信息。办公室里只剩下火柴划燃的细微声响和他沉重的呼吸声。
许久，他才喃喃自语般说道：“土地国有（集体所有）、资本以国营为主体、按劳分配、国家计划调控市场、保护生产者利益、维持基本物价稳定这这套组合起来” 他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向两位委员，“听起来，确实和我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一些经济特征非常相似。”
安德烈耶夫和米高扬对视一眼，谨慎地点头：“是的，总书记同志。从经济基础架构上看，确实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我们感到最困惑的地方。一个政治上与我们截然不同、甚至经常对立的力量，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在部分领域比我们当前更有效率、更受民众接受的路径。”
斯大林深深吸了一口烟，让辛辣的烟雾在肺里停留片刻，才缓缓吐出。他没有再发怒，只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重的思索。窗外，莫斯科的早春依然寒冷，但某种更为深刻和令人不安的“寒意”，似乎正伴随着这份远东的考察报告，悄然潜入这间象征着苏维埃最高权力的办公室。对手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坦克和飞机，更在于这种难以简单归类的、行之有效的治理逻辑。这比单纯的军事威胁，更加棘手。
斯大林那句下意识的疑问——“那怎么办，我们也学吗？”——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激起了更微妙的涟漪，也让他自己立刻感到了某种不妥。这近乎承认了对手在某些领域的“先进性”，对于他这样一位习惯于定义路线和发号施令的领袖而言，是一种罕见的、近乎软弱的流露。
农业人民委员安德烈耶夫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丝松动，也察觉到了总书记瞬间的懊恼。他必须极其谨慎地推进自己的观点，既要指出问题所在，又不能触怒权威。他斟酌着词句，声音压得更低，却更加清晰：
“总书记同志，我们或许不需要完全‘学’他们，但可以‘反思’我们自身。事实上，仔细分析龙国的这套做法，尤其是他们在农业和工商业关系中维持的那种‘统而不死、放而不乱’的平衡我，以及我们考察团里一些老同志，都有一种强烈的既视感。”
斯大林刚刚略显波动的脸色重新沉静下来，恢复了那种深不可测的审视表情，只是示意他继续的细微点头显得有些僵硬。
安德烈耶夫深吸一口气，决定说出那个在考察团内部讨论时都令人有些心惊肉跳的类比：“我们感觉，赵振的北方军政权的许多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待农民、市场和国家计划的关系上，仿佛是在照搬或者说，高度借鉴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个短暂时期的基本思路，然后结合了龙国自身的小农传统、家族观念和战时动员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本土化改造和制度化加固。”
“曾经经历过的一个时期？”斯大林重复了一遍，眼神锐利如刀，“具体指什么时期，安德烈耶夫同志？不要用模糊的表述。”
办公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米高扬屏住了呼吸，悄悄将目光从安德烈耶夫身上移开，投向地毯上繁复的花纹。
安德烈耶夫感到喉咙发干，但他知道话已至此，没有退路。他挺直了背，尽量让声音不带感情色彩，只陈述观察：“是列宁同志晚年所倡导并初步实施的‘新经济政策’（nep）时期的核心原则。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和私人贸易活跃农村和轻工业，通过税收和价格调控而非完全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目的是恢复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
他顿了顿，看到斯大林夹着烟斗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但总书记没有立刻打断，这让他鼓足勇气继续对比：“龙国现在做的，就像是把nep时期的某些灵活手段制度化了，而且尺度更大。他们的‘保护性收购’和国营商业主导，相当于我们当时设想但未能完全建立的有效国家调节市场体系；他们的集体农场承包到户、超产奖励，比我们nep时期鼓励个体农户发展的政策更有组织性；他们的国有资本控股民营，则是将‘制高点’理论极端化、法律化了。最重要的是，他们似乎成功避免了nep时期后期出现的‘耐普曼’（新资产阶级）过度膨胀、冲击计划的副作用，也似乎没有像我们后来转向全面集体化时那样，遭遇巨大的生产破坏和农民抵触”
“够了。”
斯大林的声音并不高，却像一块冰凌砸在地上，截断了安德烈耶夫的话。
斯大林的脸色在昏暗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难以形容的神色——最初是一闪而过的惊愕，随即被深深的阴沉覆盖，那阴沉中又夹杂着一丝被触及禁忌的恼怒，以及某种更深处的不安和疑忌。他的脸颊肌肉微微抽动，所谓的“脸都绿了”或许并非确切的颜色描述，但那种因极度压抑情绪而导致的铁青和僵硬，确实让整个面孔笼罩在一种骇人的低压中。
列宁。新经济政策。
这两个词，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尤其是经过大规模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跃进之后，早已被赋予了复杂甚至负面的历史评价。nep常常被视为一种暂时的、迫不得已的退却，而列宁晚年的某些思考（特别是关于合作社、文化革命以及对官僚主义的警告）则被有选择地阐释或搁置。如今，一个被苏联视为意识形态异端和地缘政治对手的东方军阀政权，竟然似乎在实践一种被他们认为“过时”或“不够纯粹”的方略，并且取得了令人尴尬的成功——尤其是在苏联自己付出惨重代价的农业领域。
这不仅仅是对现行政策效能的质疑，更像是一种隐晦的历史嘲讽，直接动摇了斯大林模式下“历史必然进步”的叙事。
斯大林缓缓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两位委员。窗外是克里姆林宫高墙和远处莫斯科河的景色，早春的残雪未消。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安德烈耶夫和米高扬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列宁同志，”斯大林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得可怕，仿佛在谈论一个遥远的、与当下无关的理论概念，“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总是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提出最适应形势的策略。新经济政策是针对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伟大创新，它完成了恢复经济的任务。”
他转过身，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具有压迫感，直接钉在安德烈耶夫脸上：“但是，安德烈耶夫同志，历史是发展的。我们从那个阶段前进到了更高级的、全面计划经济和集体农庄的阶段，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化的唯一道路。龙国的所谓‘成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半封建的残余？是战时特殊的管制经济？还是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产物？他们的‘平衡’能持久吗？能经受住真正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吗？”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你们的考察报告，提供了有价值的技术细节和市场操作信息，这一点值得肯定。我们可以研究他们在具体农业技术、农场管理、价格调控手段上哪些做法可以批判地借鉴。但是——”
斯大林走回办公桌后，双手按在桌面上，身体前倾，形成强大的威慑：“但是，在根本的道路和意识形态问题上，不存在任何混淆的空间。苏联的道路是历史证明正确的道路。龙国的模式，无论表面看起来如何，其本质是实用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混合体，缺乏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灵魂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清晰蓝图。这一点，必须向全党、特别是向经济战线的同志们讲清楚。”
“是，总书记同志！”安德烈耶夫和米高扬立刻立正回答。他们明白，讨论已经结束。列宁时期和nep的话题，如同一个被无意中触碰到又迅速盖上的电闸，在短暂的闪光和火花后，重新被埋入黑暗。斯大林给出的定性，就是最终的结论——可以学习“技术”，但必须否定“道路”。
“报告重新整理，”斯大林坐回椅子，恢复了往常的冷静命令口吻，“删掉所有不必要的类比和历史联想。重点放在龙国农业机械化、良种推广、仓储物流、价格调控的具体方法和数据上。形成一份技术参考简报，分发相关人民委员部研究。至于其他不是你们需要关心的。”
“明白，总书记同志！”
两人如蒙大赦，敬礼后迅速退出了办公室。
斯大林独自留在房间里，重新点燃了已经熄灭的烟斗。灰色的烟雾再次升腾，模糊了他深沉的面容。窗外的莫斯科，正在他的意志下从战争的创伤中艰难复苏，沿着一条他坚信不移的、笔直而陡峭的道路前进。而远东传来的那份报告，像一面略有扭曲的镜子，映照出某个被刻意遗忘的岔路口依稀的影子，带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关于“另一种可能”的寒意。这寒意并非源于恐惧，而是源于一种绝对权威对任何潜在对比和质疑的本能排斥与深层警惕。
他将烟斗重重放下，拿起另一份关于前线战况的报告，将思绪强行拉回熟悉的轨道——钢铁、坦克、师团、计划指标。那些关于土地、市场和农民积极性的东方故事，暂时被锁进了“技术细节”的抽屉里。然而，有些疑问的种子，一旦落下，即便不被承认，也已在某些人的心中悄然埋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