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初春，通县的早晨还带着冬末的寒意。何承平推着自行车走出运输公司家属院时，天刚蒙蒙亮。
车把上挂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里面塞满了书和笔记本——距离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考试，只剩不到八个月了。
“承平，这么早？”邻居赵叔也推着车出来。
“去学校上早自习。”何承平笑了笑。他今年二十一岁了，个子蹿到了一米七八，肩宽背阔，但眉眼间还留着少年人的清秀。
五年前父亲被举报停职的阴影早已淡去，如今他是郊县财政局的一个小科员。目前被送去市里培训。
“好好学！”赵叔拍拍他的肩，“给咱们家属院争光！”
何承平点点头，骑上车走了。晨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但他心里热乎乎的，自从1974年，他毕业分配回郊县财政局，努力三年多逐渐站稳脚跟。
表哥李毅（大舅李卫国大儿子，目前在首都军区）前不久来信，得知首都方面的消息，估计高考就要恢复了，他一直以来就打算考大学的。如今有了希望，就私下悄悄准备起来了。
那天晚上，他躺在宿舍床上，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给家里写了信：“爸，妈，我要考大学。”
李秀兰接到信时，手抖得差点拿不住。她连夜收拾东西，第二天就坐车去了郊县，借口家中有事给儿子请假，把儿子接了回来。
“妈，局里不一定放人……”何承平犹豫。
“不放也得放！”李秀兰难得强硬，“这事咱们悄悄的进行，再说你奶奶天天闹事，说她病了，你回去照顾老人，凭什么不放？”
她找到何承平的上司，拿出病危通知书，一张张看了。上司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开了证明，放了人。
回到县城，何承平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复习。初中高中的课本早就不全了，李秀兰托遍了关系，从废品站、从老教师家、从图书馆仓库，一本一本凑齐。何天能跑长途时，每到一地就去书店、去学校打听，买参考书，抄复习资料。
“承平，别太累。”每天晚上，李秀兰都会端一碗鸡蛋羹进屋，“身体要紧。”
“妈，我不累。”何承平总是这样说。但他眼里的血丝，一天比一天重。
他知道，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错过了，可能就再也没有了。
二房的变化不止这些。何启平前年医药中专毕业了，本来要下乡，但何天能托了关系，让他在钢厂卫生院当了临时工——先跟着学几手，得知高考有可能恢复，也跟着哥哥和妹妹一起学习。何虹平今年十五岁，上初三，成绩拔尖。
“虹平，你想考什么学校？”有天晚饭时，李秀兰问。
何虹平放下筷子：“妈，我想学农业。”
“农业？”何天能一愣，“女孩子学农业？”
“女孩子怎么了？”何虹平说，“爸，咱们国家要发展，农业是基础。我想学育种，让庄稼长得更好，让更多人吃饱饭。”
她说这话时，眼睛亮晶晶的。其实她心里想的是更多——前世的她是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专攻植物育种。这一世，她要走得更远。
何天能看着女儿，忽然觉得这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
“行，你想学就学。”他说，“爸支持你。”
罐头厂家属院这边，变化也不小。
何福平三年前结婚了，娶的就是王秀英。婚礼办得简单，但热闹。水双凤把攒了多年的钱拿出来，给儿子买了“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新媳妇进门那天，她笑得合不拢嘴。
第二年，王秀英生了个儿子，取名何建军。水双凤当上奶奶了，整天抱着孙子不撒手。
“妈，您歇会儿，我来抱。”王秀英说。
“不累不累。”水双凤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建军乖，奶奶抱。”
何福平在罐头厂干得不错，去年提了车间主任。何禄平中专毕业后，分到了市机械厂，成了技术员。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禄平，有把握吗？”何天培问。
“有。”何禄平点头，“这几年我没落下学习，一直在看书。”
他是真没落下。在中专时就是学霸，工作了也坚持自学。机械制图、力学、材料学……厚厚的笔记本攒了十几本。
“好好考。”何天培拍拍儿子的肩，“考上了，爸供你。”
水双凤在旁边抹眼泪：“我儿子都要考大学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是啊，真快。一转眼，五年过去了。
市钢厂宿舍这边，何天良家的日子也渐渐好起来。
叶春燕的身体恢复得慢，但总归在恢复。肚子上的刀疤淡了些，但心里的伤疤还在。夜里做梦，她还是会梦见小七和小六还有小五招儿——那三个没了的孩子。
“春燕，睡吧。”何天良总是轻轻拍着她的背。
“嗯。”叶春燕闭着眼，可眼泪还是会流出来。
来儿今年十九岁了，在钢厂附属的服装厂当工人。她长得像叶春燕，但更高挑，两条辫子又黑又粗，干活利索，人又勤快，厂里不少小伙子喜欢她。
“来儿，有对象了吗？”工友问。
来儿脸红：“没有。”
其实是有的。厂技术科的小张，中专毕业，戴眼镜，斯斯文文的。两人一起吃过几次饭，看过电影，但还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来儿不敢。她心里有阴影——小叔何天佑的事，像块石头压在家里。她怕别人知道了，看不起她。
念儿十七岁，去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现在在家复习，准备再考一次。盼儿十五岁，上高一。迎儿十二岁，上初一。
四个女儿，四个负担。但何天良不觉得苦。他工资涨到了四十五块，叶春燕接了糊纸盒的活，一个月能挣十来块。日子紧巴，但过得去。
“爸，我想考师范。”念儿有天说，“当老师。”
“好。”何天良说，“考上了爸供你。”
“爸，”盼儿插嘴，“我想当医生。”
“好，都考，都考。”何天良笑。
看着女儿们，他觉得日子有盼头。过去的苦难，就让它过去吧。
柳家湾这边，变化最大。
蒋大刚杀猪的手艺好，这几年政策松了，他除了给公社食品站杀猪，自己也偷偷接私活——谁家要杀猪，找他，他收点辛苦费，还能得点猪下水。
日子越过越红火。去年，他把土坯房推了，盖了三间砖瓦房。青砖红瓦，亮堂堂的。
刘玉兰——现在该叫蒋刘氏了，但她还是习惯别人叫她玉兰——这几年胖了些，脸上有了血色。蒋大刚对她不错，不打不骂，钱也交给她管。
蒋旭平十五岁，上初三。蒋阳平十二岁，上初一。两个孩子都随了蒋大刚的姓，在村里小学读书。蒋大刚对他们视如己出，每天杀猪回来，总会带点好吃的。
“旭平，阳平，吃饭了！”蒋大刚嗓门大，一喊半条街都听得见。
两个孩子跑过来，一个接书包，一个递毛巾。蒋大刚咧着嘴笑，满脸横肉都舒展开。
只有蒋青萍——何青萍，是个例外。
她十六岁了，出落得亭亭玉立。皮肤白，眼睛大，两条辫子又黑又长。在村里，她是公认的俊闺女。可性子冷，不爱说话，看人的眼神总是凉飕飕的。
她在镇上的中学读初三，成绩中等，不拔尖也不垫底。老师找她谈话：“青萍，你聪明，多用点心，能考县重点。”
她点头：“嗯。”
可回去该怎样还怎样。上课听一半，作业写一半，剩下的时间，她就盯着窗外发呆。
她在想什么？没人知道。
刘玉兰有时会看着她，心里发毛。这个女儿，她越来越看不懂了。十六岁的孩子，眼神却像六十岁，深不见底。
“青萍，”有天晚上，刘玉兰试探着问，“你想考高中吗？”
“想。”蒋青萍说。
“那得用功啊。”
“嗯。”
对话到此为止。刘玉兰想再说点什么，可看着女儿平静的脸，话又咽了回去。
算了，随她去吧。只要不惹事就行。
何家村这边，变化最小，也最大。
老宅修好后，张翠花搬了回去。但她不是一个人住——村里给她安排了个五保户待遇，每月有八块钱补助，三十斤粮票。何天培和何天能每月给的赡养费照旧，加起来也有十块钱。
钱不少，可张翠花的日子不好过。
她的疯病越来越重了。整天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见人就骂。
“何天培！你个不孝子！你爹怎么死的？你心里清楚！”
“何天能！你跑长途撞死人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何天良！你媳妇偷人！你戴绿帽子！”
骂得越来越难听，越来越离谱。村里人从同情到厌烦，现在干脆绕着她走。
只有村支书王保国还管她。每月送补助款时，会去看她一眼。
“张婶子，吃饭了吗？”
“吃个屁！”张翠花啐一口，“我儿子不给我饭吃！要饿死我！”
其实她柜子里有米有面，锅里还有剩菜。可她就是觉得，所有人都要害她。
何天培和何天能偶尔回村，给她送钱送东西。她收下，但转头就骂。
“假惺惺！装什么好人！”
何天培站在老宅门口，听着里面的骂声，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大哥，走吧。”何天能拉他。
两人默默离开。走到村口时，何天培回头看了一眼。
老宅的烟囱冒着炊烟，可那烟冷冷的，没有温度。
这个家，真的散了。
1977年的春天，就在这样的变化中，悄悄来临。
何承平在题海里奋战，何禄平在车间里复习，何虹平在准备中考。来儿在服装厂踩缝纫机，念儿在灯下啃书本。蒋旭平在写作业，蒋阳平在玩弹珠。蒋青萍在看着窗外发呆。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向着未知的未来，缓缓前行。
而历史的车轮，已经悄然转动。
恢复高考，只是开始。
更大的变革，还在后面。
何家的故事，也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