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寒走进法庭的那一刻，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阳光从高高的窗户斜射进来，在他深蓝色的制服肩章上跳跃。他抱着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步伐稳健，目光平视前方。从法庭入口到证人席，不过二十多步的距离，但他走得很慢——不是犹豫，而是庄重。每一声皮鞋落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回响，都像在敲击着这个空间里每个人的心跳。
他站上证人席，面向审判席，举起右手：“我宣誓：以我的人格及良知担保，我将忠实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保证如实陈述，毫无隐瞒。如违誓言，愿接受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
声音清晰，一字一顿。
“请坐。”审判长示意，“证人，请陈述你的姓名、职业以及与本案的关系。”
“林寒，龙城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赵立春、钱卫东、孙明德系列案件专案组副组长，负责案件具体调查工作。”林寒回答。
“公诉人可以开始询问。”
刘志刚站起身，走到证人席前，与林寒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们曾在无数个深夜讨论案情，此刻却要在这个庄严的场合，完成一场形式上的问答——为了把那些他们共同见证的黑暗，摊开在阳光下。
“林寒同志，”刘志刚的称呼很正式，“请向法庭说明，你是何时、以何种身份介入本案调查的？”
“去年8月17日，根据省纪委指示，成立赵立春、钱卫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专案组，我担任副组长，配合组长郑国锋同志开展工作。”
“在调查过程中，你是否接触过本案的关键证据——也就是刚才公诉人出示的、赵立春亲笔记录的账本？”
“是的。”林寒打开档案袋，取出账本的复印件，“去年12月3日，我们在赵立春早年居住的龙城老城区筒子楼宿舍内，发现了这本账本的原始件。当时它被藏在灯座后的电线洞里，用防水油布包裹。”
“发现过程是否合法合规？”
“完全合法。我们依法办理了搜查手续，全程有见证人在场，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所有程序都记录在案卷中。”
刘志刚点点头，转向审判席：“审判长，鉴于该账本是本案核心证据，公诉人请求允许证人就账本的发现过程、鉴定情况做详细说明。”
“准许。”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林寒用平静而准确的语言，描述了那个冬日下午在老筒子楼里的发现。他描述了墙角的刻痕、松动的灯座、包裹严实的油布，以及翻开账本第一页时，看到那行“1987年3月12日”字迹时的心情。
“账本内容是否经过鉴定？”刘志刚问。
“是。我们第一时间委托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了笔迹鉴定、纸张鉴定、墨迹鉴定。鉴定结论显示：账本纸张生产于1980年代，墨迹年代跨度超过三十年，笔迹与赵立春在不同时期的工作笔记、批示等样本完全吻合。鉴定报告已附在案卷第七册。”
刘志刚转向被告席：“被告人赵立春，你对这份鉴定结论是否有异议？”
赵立春抬起头，嘴唇动了动，还没说话，他身旁的辩护律师站了起来。
“审判长，辩护人请求发言。”
说话的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的老律师，约莫六十岁，名叫沈钧儒——这个名字在省内法律界颇有分量。他曾是省高院的法官，退休后做了执业律师，以精通程序、善于辩护着称。
“准许。”审判长说。
沈钧儒整理了一下律师袍，缓步走到法庭中央。他没有立刻质问林寒，而是先向审判席微微躬身，姿态恭敬但自信。
“审判长、审判员，首先我要说明，辩护人尊重法庭，尊重法律，也尊重公诉人和证人。”他的声音温和而富有磁性，“但正因为尊重法律，我们必须严格审查每一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尤其是——当这份证据将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罪有多重的时候。”
他转向林寒，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林副组长，刚才你描述账本发现过程时，提到‘依法办理了搜查手续’。请问，搜查令上记载的搜查地点是什么？”
林寒翻开手边的材料：“龙城市老城区建设路37号4单元401室，即赵立春早年居住的宿舍。”
“搜查令上是否明确记载了‘搜查灯座后方电线洞’这一具体位置？”
“没有。搜查令授权对‘该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搜查。”
沈钧儒的笑容加深了：“也就是说，搜查令并没有授权你们拆开灯座、检查电线洞。那么，你们擅自破坏房屋结构、检查非正常储物空间的行为，是否超出了搜查令的授权范围？这样的取证程序，是否合法？”
法庭里一阵轻微的骚动。
林寒神色不变：“辩护人，灯座是房屋的附属设施。我们发现灯座松动、有被拆卸痕迹，属于合理怀疑。检查过程全程录像，没有破坏房屋主体结构。我们认为这完全在搜查令的授权范围内。”
“合理怀疑？”沈钧儒推了推眼镜，“根据什么合理怀疑？就因为墙角有几个可能是小孩涂鸦的刻痕？林副组长，你是资深纪检干部，应该知道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因为‘合理怀疑’就拆灯座，明天是不是可以因为‘合理怀疑’就拆墙壁、挖地板？法律的边界在哪里？”
刘志刚立即起身：“反对！辩护人在进行与案件事实无关的假设性质疑。”
“反对有效。”审判长看向沈钧儒，“辩护人，请围绕证据本身发问。”
沈钧儒微微欠身：“好的，审判长。”他重新转向林寒，“那么，我们谈谈账本本身。你说笔迹鉴定显示是赵立春的字迹。但我想问：一个人三十年前的笔迹，和三十年后的笔迹，可能完全一样吗？赵立春同志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文件大多由秘书代笔，他本人亲笔书写的材料很少。你们用来比对的样本，是否充分？是否能排除他人模仿笔迹的可能？”
“我们提取了赵立春从1980年代到2018年期间，共计两百七十三份亲笔书写的材料作为样本。”林寒回答，“包括工作笔记、会议记录、批示、私人信件等。鉴定机构采用了特征比对、运笔规律分析、书写习惯比对等多种方法，结论是高度确信。”
“高度确信？”沈钧儒轻轻摇头，“林副组长，我是学法律出身的，但我对鉴定也略知一二。笔迹鉴定不是精确科学，它有主观判断的成分。‘高度确信’是多少？百分之九十？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还有百分之五的不确定性，在关系到一个人是否要被判处重刑甚至死刑的案件中，这百分之五难道可以忽略不计吗？”
旁听席上，赵立春的妻子紧紧攥住了女儿的手。
沈钧儒不等林寒回答，继续发问：“还有一个问题。账本里记录的最早一笔交易是1987年，最后一笔是2018年。整整三十一年。请问，什么样的账本能保存三十一年不腐烂、不被虫蛀、字迹不褪色？而且，据你说，它是藏在老房子的电线洞里——那里潮湿、多尘，还有老鼠。这符合常理吗？”
“账本用防水油布包裹，密封很好。”林寒说，“而且纸张是八十年代的特制账本纸，质量较好。我们做过模拟实验，在类似条件下，这类纸张确实可以保存数十年。”
“模拟实验？”沈钧儒捕捉到了这个词，“也就是说，你们无法证明这本账本就一定是在那个环境里保存了三十一年。它完全可能是被人后来放进去的，不是吗？”
刘志刚再次起身：“反对！辩护人在进行没有根据的推测。”
“审判长，这不是推测，这是合理的怀疑。”沈钧儒转向审判席，“如果证据的来源存疑，那么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就存疑。而如果核心证据存疑，根据‘疑罪从无’原则，法庭就不能以此定案。”
审判长沉吟片刻：“公诉人，请回应辩护人的质疑。”
刘志刚走到法庭中央，与沈钧儒相对而立。两位法律人，一个代表国家公诉，一个代表被告人辩护，此刻在国徽下展开较量。
“首先，关于搜查程序。”刘志刚的声音坚定，“刑事诉讼法规定，搜查时发现可能隐藏犯罪证据的部位，侦查人员可以进行检查。灯座松动、有拆卸痕迹，这本身就是异常情况。侦查人员进行检查，完全合法。辩护人将正常的侦查行为曲解为‘破坏’，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次，关于笔迹鉴定。”他继续道，“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是国内最权威的鉴定机构之一。他们出具的鉴定报告，采用了国际通行的鉴定标准和方法，结论科学、严谨。辩护人用‘百分之五的不确定性’来否定整个鉴定结论，是对科学鉴定的误解。更何况，账本内容与大量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银行流水、证人证言、扣押物品等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不是孤证。”
“最后，关于账本保存问题。”刘志刚看向沈钧儒，“辩护人提出了一个假设：账本可能是后来放进去的。那么请问：谁放进去的？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辩护人不能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这个假设，那么它就只是假设，不能成为否定证据的理由。”
沈钧儒正要开口，审判长敲响了法槌：“双方观点法庭已经记录。现在请辩护人继续询问证人，但请围绕案件事实，不要重复已经提出的问题。”
沈钧儒微微点头，重新转向林寒时，换了一个方向：“林副组长，我们换一个话题。在调查过程中，你是否接触过被告人钱卫东？”
“是的。”
“钱卫东在接受调查期间，是否曾经表示过愿意配合、主动交代问题？”
林寒看了一眼钱卫东。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常务副市长，此刻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钱卫东在调查初期有抵触情绪，但经过政策教育，他后来主动交代了部分问题，并提供了赵立春其他犯罪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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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线索是否查实了？”
“部分查实了。”
沈钧儒转向审判席：“审判长，辩护人请求将此记录在案。这证明钱卫东有悔罪表现，有立功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钱卫东的辩护律师——一位四十多岁、面容精干的女律师立即起身：“审判长，辩护人完全同意沈律师的观点。我的当事人钱卫东在案件中处于从属地位，很多行为是在赵立春的指使或胁迫下实施的。他主动交代问题、提供线索，体现了深刻的悔罪态度。请求法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
审判长点头：“法庭已记录。”
接下来，孙明德的辩护律师——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律师也站了起来。他显然有些紧张，说话语速很快：“审判长，我的当事人孙明德虽然曾是纪检干部，但他在本案中更多是被动卷入。他收受的钱财，大部分是在赵立春、钱卫东的软硬兼施下不得已收受的。而且，他后期有主动检举揭发行为，配合调查，认罪态度良好。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三位辩护律师，三种策略：沈钧儒攻击核心证据，试图从根本上动摇案件；钱卫东的律师打“从犯+立功”德的律师则强调“被动卷入+认罪态度”。各有侧重，但目标一致——减轻刑罚。
刘志刚冷眼看着这一切。他知道，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
果然，沈钧儒再次开口：“审判长，辩护人还有一个问题要询问证人。”
“准许。”
沈钧儒走到林寒面前，这次他的表情严肃了许多：“林副组长，刚才你提到，钱卫东提供了赵立春的其他犯罪线索。我想问的是：在调查赵立春的过程中，你们是否发现他有过检举揭发他人的行为？是否发现他有过主动退赃的表现？是否发现他在某些工作领域，确实为龙城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三个问题，像三把软刀子。
林寒沉默了几秒。法庭里静得能听到呼吸声。
“赵立春在调查初期，确实试图检举过一些他人问题，但经查证，大多是为了转移视线、打击报复，或者是不实信息。”他缓缓说道，“关于退赃——在被控制前，他转移了大量资产到境外；被控制后，在确凿证据面前，他才不得不交代部分赃款去向。至于工作贡献……”
林寒抬起头，目光扫过旁听席，那里坐着许多龙城市民。
“审判长，我是一名纪检干部，我的职责是查清事实。对于赵立春在工作中的表现，我没有资格全面评价。但我想说的是：一个领导干部，无论他做过多少工作，取得过多少成绩，都不能成为他违法犯罪的理由。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这是党纪，也是国法。”
他的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更何况，赵立春所谓的‘贡献’背后，是多少违规操作？是多少国有资产流失？是多少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受损？经开区那块地，他低价出让给关系企业，导致国家损失三个亿；老城区改造，他指定亲属公司承接，工程质量不合格，到现在还有居民住在危房里；扶贫专项资金，被他挪用来搞形象工程……”
林寒越说越快，情绪有些激动，但他控制住了：“这些，账本里都有记录。每一笔交易，都对应着一份损害——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群众利益，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所以，辩护人问赵立春有没有贡献？我认为，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用自己的堕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权力一旦失去监督，一旦与私欲结合，会产生多么可怕的破坏力。”
旁听席上，有人点头，有人擦眼泪。
沈钧儒的脸色有些难看，但他很快恢复了镇定：“证人情绪激动，可以理解。但法庭审理需要理性。我的问题很简单：赵立春是否有从轻处罚的情节？”
林寒直视着他：“从轻处罚的情节，应当由法庭根据事实和法律来认定。作为调查人员，我的职责是查清全部事实——包括从重情节，也包括从轻情节。而根据我们调查，赵立春在被调查期间，有串供、销毁证据、转移资产、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这些，案卷里都有记录。”
沈钧儒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审判长敲响了法槌。
“辩护人的询问时间已到。公诉人还有其他问题要询问证人吗？”
刘志刚站起身：“没有。”
“那么，证人可以退庭。”审判长看向林寒，“林寒同志，感谢你出庭作证。”
林寒收起材料，向审判席微微鞠躬，转身走向出口。经过旁听席时，他看到了郑国锋。老书记对他点了点头，目光里有赞许，也有更深的东西——那是只有并肩走过最艰难战斗的人，才能读懂的默契。
走出法庭，走廊里的光线有些昏暗。林寒靠在墙上，长长吐出一口气。
刚才那一小时，比他连续工作三天三夜还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要时刻保持警惕，要字斟句酌，要在不违背事实的前提下，应对那些精心设计的“诡辩”。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刘志刚。
“说得很好。”刘志刚递给他一瓶水，“特别是最后那段关于‘功过不能相抵’的话。法理清晰，也有温度。”
林寒接过水，苦笑：“沈律师确实厉害，每一个问题都在挖坑。”
“他是老手了。”刘志刚也靠在墙上，“但再厉害的诡辩，在事实面前都是苍白的。账本是真的，证据链是完整的，他们翻不了天。”
“可是……”林寒欲言又止。
“可是什么？”
“沈律师最后那几个问题，让我有点担心。”林寒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他看似在问赵立春有没有从轻情节，实际上是在铺垫一种舆论：赵立春虽然有罪，但也做过贡献，是不是应该‘网开一面’？这种声音，可能会影响……”
“会影响一些人的判断。”刘志刚接上他的话，“但不会影响法律的判决。林寒，你要相信我们的司法体系。法庭上，律师可以辩护，可以提出各种观点，但最终做决定的是法官——而法官只忠于事实和法律。”
他拍了拍林寒的肩膀：“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硬仗——其他证人要出庭，特别是那些行贿人、相关企业负责人。那才是真正的考验。”
林寒点头，走向楼梯。
走廊尽头，透过窗户，能看到法院外的小广场。那里聚集了一些记者和市民，有人在接受采访，有人在静静等待。
阳光很好，照在广场中央的国旗上，那抹红色鲜艳夺目。
林寒想起刚才在法庭上，自己说的那句话：“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
是的。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功劳可以成为腐败的通行证，没有什么贡献可以抵偿对人民的背叛。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不仅是写在纸上的原则，更是要用心血和汗水去扞卫的信仰。
他走下楼梯，脚步坚定。
法庭内的较量还在继续，但真相，永远不会被诡辩所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