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四十分，法庭重新开庭。
阳光已经爬升到更高的位置，透过法庭东侧那排高大的拱形窗，在深色木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旁听席上的人们调整着坐姿，有人悄悄活动发僵的脖颈——刚才一个多小时的证人询问和律师交锋，让每个人都精神紧绷。
审判长环视法庭，声音沉稳：“现在传唤本案其他证人出庭作证。首先，传唤证人赵淑芬。”
法警打开侧门。一个穿着深蓝色外套、头发花白的女人慢慢走进来。她是赵立春的妻子，今年五十八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她的脚步很轻，低着头，双手紧紧交握在身前，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当她经过被告席时，赵立春猛地抬头，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赵淑芬没有看他，径直走向证人席。
“请证人宣誓。”
赵淑芬举起右手，声音很轻，带着颤抖：“我宣誓……如实陈述……”
“请坐。”审判长示意，“证人，请陈述你的姓名、职业以及与被告人的关系。”
“赵淑芬……退休前是龙城市第一中学教师。”她停顿了很久，才继续说，“是被告人赵立春的妻子。”
旁听席上一阵轻微的骚动。前排，几位人大代表相互交换了眼神。媒体席的记者们纷纷调整录音设备。
“公诉人可以开始询问。”审判长说。
刘志刚站起身，走到证人席前，刻意放慢了语速，声音也温和了许多：“赵淑芬同志，我们知道这个场合对你来说很艰难。请你尽量放松，如实回答法庭的问题。”
赵淑芬点了点头，眼泪忽然掉了下来。她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手帕，但手抖得厉害，手帕掉在了地上。
旁边的工作人员弯腰捡起，递还给她。
“谢谢……”她哽咽着说。
“第一个问题，”刘志刚的声音依然温和，“你是否知道赵立春有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况？”
赵淑芬用手帕捂住嘴，许久，才放下手，声音嘶哑：“知道……后来，后来知道了。”
“具体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大概……大概是十年前。”她闭上眼睛，仿佛在回忆很痛苦的事情，“那时候，儿子要去英国留学，需要一大笔钱。老赵……赵立春说不用担心，他有办法。后来，儿子真的出去了，我问钱是哪来的，他说是朋友借的。可我知道，那不是借的……谁会借那么多钱，还不让打借条？”
旁听席上，赵立春的儿子——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低下头，双手捂住脸。
“后来呢？”刘志刚问。
“后来……越来越多。”赵淑芬的声音越来越小，像在自言自语，“家里突然多了好多东西。别人送的烟酒、茶叶，我还能理解。可后来是金条、名表、奢侈品……还有一次，一个老板直接送来一箱现金，说是‘过节费’。我吓坏了，让老赵退回去，他说退不了，退了就得罪人。”
她抬起头，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是当老师的，一辈子教学生要正直、要廉洁。可我自己家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看着那些东西，就像看着一堆火，迟早要把我们这个家烧掉。”
法庭里很安静，只有她压抑的哭泣声。
“那些财物，后来怎么处理了？”刘志刚问。
“一部分……我偷偷捐了。”赵淑芬说，“以匿名的方式，捐给贫困山区的学校。捐了大概……有两三百万吧。剩下的，老赵不让我动，说有用处。再后来，他就被……”
她没有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明白了。
刘志刚点点头，转向审判席：“审判长，公诉人询问完毕。”
“辩护人可以询问。”审判长说。
沈钧儒站起身。他走到证人席前，沉默了几秒，才开口：“赵女士，作为赵立春的妻子，你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在你眼中，赵立春是一个怎样的人？”
赵淑芬愣住了，显然没想到会问这个问题。她想了想，缓缓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刚结婚的时候，他就是个普通科员，工资不高，但很踏实。每天下班回家，还会帮我做饭、辅导孩子功课。后来……后来官越做越大，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说话的语气也变了……”
“你是说，他变了？”
“是。”赵淑芬的眼泪又流下来，“变得我不认识了。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他睡在旁边，会觉得……好陌生。”
沈钧儒点点头，语气更加温和：“那么，在他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你是否尝试过劝阻？是否向组织反映过情况？”
赵淑芬身体一颤，声音低得像蚊子：“我……我劝过。可他听不进去。他说我不懂，说这都是‘人情世故’，说大家都在这么做。至于向组织反映……”她苦笑，“我怎么反映？我是他妻子，我说的话，谁会信？而且……而且我也怕，怕影响他的前途，怕这个家散了。”
“所以你选择了沉默？”沈钧儒追问。
“是……我选择了沉默。”赵淑芬捂住脸，“我是个懦夫……我是个帮凶……”
旁听席上，传来几声叹息。
沈钧儒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的询问结束了。我想说，赵女士的证词，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赵立春的腐败，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是环境问题、制度问题。当一种不良风气形成时，连最亲近的人都难以劝阻、不敢举报。这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
刘志刚立即起身：“反对！辩护人在做与案件事实无关的总结陈词。”
“反对有效。”审判长敲响法槌，“辩护人，请回到你的席位。”
沈钧儒微微欠身，坐了回去。
赵淑芬被法警搀扶着走下证人席。经过被告席时，她终于看了赵立春一眼——那眼神里有痛苦，有怨恨，但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三十多年夫妻，爱恨早已交织成解不开的结。
赵立春低下头，肩膀开始剧烈抖动。
接下来出庭的证人，是龙城市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王建国。他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身材微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走进法庭时紧张得同手同脚。
“证人王建国，你是否曾向赵立春行贿？”刘志刚直接问道。
王建国擦着额头的汗：“是……是的。”
“具体时间、金额、事由？”
“第一次是2008年，经开区那个安置房项目。”王建国声音发干，“当时竞标很激烈，我公司资质不够，就想……就想走点关系。托人找到赵书记，送了五十万现金。后来项目真的拿到了。”
“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2012年，市里要建文化中心。”王建国的汗越擦越多，“那次竞争更激烈，我送了……送了一百万。还有……还有一块名表，说是给他儿子的生日礼物。”
“你为什么要送钱？”
“为什么？”王建国愣了愣，苦笑道，“不送就拿不到项目啊。我们这个行业，谁不知道规矩？资质、技术、报价，这些都是明面上的。真正决定谁能中标的，是……是背后的关系。”
旁听席上，几个来自企业的代表神色复杂。
刘志刚继续问：“送钱之后，赵立春是否为你提供了帮助？”
“提供了。”王建国点头，“他给招标办打过招呼，还给规划局批了条子，让我公司的方案能通过评审。但是……”他顿了顿，“但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文化中心的项目，实际造价被压得很低，根本赚不到钱。我为了回本，只能在材料上……偷工减料。”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低了下去：“现在想想，那栋楼……那栋楼现在还在用，可我每次路过，都心里发慌。万一……万一出了事……”
法庭里一片寂静。
“辩护人可以询问。”审判长说。
这次是钱卫东的辩护律师站起来。她走到证人席前，问道：“王建国，你刚才说‘不送就拿不到项目’。那么，如果当时赵立春拒绝收你的钱，你会怎么做？”
王建国想了想：“可能会找别人吧……或者，干脆退出这个行业。”
“也就是说，行贿在某种程度上，是行业的‘潜规则’。而你，作为企业主，也是这个潜规则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对吗？”
王建国低下头：“……对。”
“那么，你是否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也有责任？”
“我有责任。”王建国抬起头，眼圈红了，“我每天都在后悔。如果当年我能坚守原则，哪怕不做这个项目，至少……至少心里踏实。可现在，我钱是赚了一些，但觉睡不着，饭吃不香，看到警察就心慌。这种日子……生不如死。”
钱卫东的律师点点头，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的询问结束了。我想说的是，腐败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有受贿者，就有行贿者；有权力寻租，就有利益输送。要根治腐败，必须双管齐下。”
这番话很有水平，既没有否认钱卫东的责任，又把问题引向了更广泛的层面。
接下来出庭的证人，让法庭气氛变得更加凝重。
“传唤证人陈小军。”
走进来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朴素。他是龙城市审计局的工作人员，参与了经开区土地出让的专项审计。
“证人陈小军，请向法庭说明你在审计中的发现。”刘志刚说。
陈小军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声音清晰而专业：“我们在审计中发现，龙城市经开区2015年至2018年间出让的十二宗土地，存在严重的程序违规和价格异常。其中，有八宗土地的出让价格低于市场评估价百分之三十到五十，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约三点二亿元。”
他调出一张图表，投影在大屏幕上：“这是其中一宗土地的出让流程。正常程序需要经过评估、挂牌、竞价、公示等环节，但这宗土地直接从协议出让方式给了‘龙腾地产’，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赵立春的表弟。”
旁听席传来一阵压抑的惊呼。
“更严重的是，”陈小军推了推眼镜，“这些低价出让的土地，后来大部分被转手倒卖，接手的公司再加价开发房地产，获取暴利。而原始出让环节的差价，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和虚假合同，最终流入了……流入了赵立春、钱卫东等人控制的境外账户。”
他出示了另一份证据——银行流水和股权穿透图，线条错综复杂，但箭头最终都指向那几个熟悉的账户。
“你们在审计时，是否遇到阻力？”刘志刚问。
陈小军沉默了几秒，才说：“有。审计报告初稿出来后，有领导找我们谈话，说‘要顾全大局’‘不要影响招商引资环境’。还有一次，我们的审计材料室半夜被人闯入，电脑硬盘被拆走。后来虽然追回了，但数据已经被破坏。”
“你知道是谁做的吗？”
“不知道。”陈小军摇头，“但那些土地出让的审批文件上，有钱卫东副市长的签字。”
钱卫东猛地抬起头，脸色惨白。
“辩护人可以询问。”审判长说。
这次，孙明德的辩护律师站了起来。他走到证人席前，问道：“陈小军同志，你们审计发现的这些问题，是否及时向上级审计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报告了？”
“报告了。”陈小军说，“我们按照规定，向省审计厅和市纪委监委报送了专项报告。”
“那么，当时负责接收报告的纪检监察机关，是哪位同志？”
陈小军看了看孙明德，声音低了些：“是……孙明德主任。”
法庭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孙明德。他低着头，身体缩成一团。
“报告递交后，孙明德主任是否采取了措施？”律师追问。
“他说……他说需要进一步核实，让我们等通知。”陈小军说，“但等了三个月，没有任何反馈。后来我们催问，他说材料在流转中，让我们耐心等待。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律师转向审判席：“审判长，我的询问结束了。我想指出的是，我的当事人孙明德在这件事上，确实存在失职。但他可能也承受了某种压力，或者受到了某种误导。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审判长点点头，没有表态。
接下来的证人，是龙城市老城区的一位居民代表，六十多岁的老工人张大山。他拄着拐杖走进法庭，背驼得很厉害。
“老人家，请坐。”审判长特意说。
张大山摆摆手：“我站着说。坐了，说不痛快。”
刘志刚走到他面前，语气尊敬：“张师傅，请您说说老城区改造的情况。”
“改造？”张大山的声音很大，带着浓重的龙城口音，“那叫改造？那叫祸害！我们那一片，三十多年的老房子，说拆就拆。补偿款？给的那点钱，现在连个厕所都买不起！我儿子一家三口，到现在还租房子住！”
他用拐杖敲着地板，咚咚作响：“那些开发商，说是要给我们建安置房。可建的是什么？墙是歪的，漏雨，电梯三天两头坏！我老伴去年下楼，电梯突然掉下去两层，摔断了腿！到现在还躺着！”
旁听席上，许多来自老城区的居民开始抹眼泪。
“你们找过政府吗？”刘志刚问。
“找过！怎么没找过！”张大山的眼睛红了，“我们几十号人，去市政府门口，去信访办。第一次，说会解决。第二次，说在研究。第三次……第三次警察来了，说我们聚众闹事，要抓人！”
他猛地指向被告席：“就是他！赵立春！当时他在台上讲话，说老城区改造是‘民生工程’‘德政工程’，说要让老百姓住上好房子。可我们住的是什么？是危房！是豆腐渣！”
赵立春低着头，不敢看这位老人。
“还有钱卫东！”张大山又指向钱卫东，“拆迁的时候，他带着人来，说‘为了城市发展，个人要做出牺牲’。我就问他：钱市长，要是拆的是你家，你也牺牲吗？”
钱卫东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张大山说完这些，忽然安静下来。他拄着拐杖，看着审判席上的国徽，看了很久。然后，他慢慢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
“法官同志，我老了，没几年好活了。我不求别的，就求一个公道。求你们告诉那些当官的：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的心是明白的。你为他们做一点好事，他们记你一辈子；你坑他们害他们，他们恨你八辈子！”
他直起身，转身往外走，没有再看被告席一眼。
法庭里静得可怕。许多人在擦眼泪，包括几位人大代表。
最后一个出庭的证人，出乎所有人意料。
“传唤证人李伟。”
走进来的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他是龙城市政府办公室的科员，曾经是钱卫东的秘书。
“证人李伟，请陈述你要作证的内容。”刘志刚说。
李伟的声音有些紧张，但还算清晰：“我是2016年到2018年期间，担任钱卫东副市长的秘书。在那段时间里，我……我帮助他处理过一些私人事务，包括接收礼品、安排与某些企业家的会面，还有……还有转移一些资金。”
旁听席上，钱卫东猛地转头看向他，眼中满是震惊和愤怒。
“具体说说。”刘志刚说。
“有一次，一个房地产老板送来两箱茅台酒，说是‘家乡特产’。钱副市长让我收下，后来我发现，酒箱里……还有二十万现金。”李伟低下头，“我没敢声张，按照他的指示，存到了他一个远房亲戚的账户里。”
“还有一次，钱副市长让我安排他和赵书记的表弟吃饭。吃饭时，他们谈了一块地的出让问题。饭后，赵书记的表弟给了我一个信封，说是‘辛苦费’。我打开一看，是五万块钱。我……我收下了。”
法庭里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你为什么收下？”刘志刚问。
“我……”李伟的声音开始颤抖，“我家里条件不好，父母生病，需要钱。而且……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收，我不收，显得不合群。更重要的是……我怕。怕得罪领导，怕丢了工作。”
他抬起头，眼泪流了下来：“但这三年，我没有一天睡好过。每次看到纪委的车，就心慌；每次听到有人被查，就害怕。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
“你今天为什么站出来作证？”
“因为……”李伟擦了擦眼泪，“因为专案组的林寒副组长找过我。他没逼我，只是给我看了很多材料，给我讲了政策。他说，年轻干部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错误的路上一直走下去。他还说，如果我能主动交代，帮助查清问题，组织会给我机会。”
他转向审判席，深深鞠躬：“审判长，我有罪。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理。但我也想用我的经历，告诉所有像我一样的年轻人：不要走捷径，不要存侥幸。廉洁不只是要求，更是保护——保护你不被腐蚀，保护你能堂堂正正做人。”
他退下证人席时，脚步虽然沉重，但背挺得很直。
钱卫东看着他曾经的秘书，眼神从愤怒变成茫然，最后变成一片死灰。
上午的庭审结束了。
审判长敲响法槌：“现在休庭，下午两点继续。”
人们陆续离席。林寒坐在旁听席上，没有立刻起身。他看着空荡荡的被告席，看着证人席，看着审判席上那枚高悬的国徽。
五个证人，五种人生，五种被腐败改变甚至摧毁的命运。
妻子的痛苦，商人的挣扎，审计人员的坚守，老百姓的愤怒，年轻干部的忏悔——这就是腐败的全部代价，它远不止是数字，更是无数人破碎的生活和信仰。
郑国锋走到他身边，低声说：“走吧，吃饭去。”
林寒站起身，跟着老书记往外走。经过走廊时，他们遇到了刘志刚。三位在反腐一线并肩作战的战友，此刻只是相互点了点头，没有多说话。
有些路，走上去就注定孤独。但正因为有同行者，才能一直走下去。
窗外，正午的阳光炽烈。
法庭外的广场上，国旗在风中飘扬，那抹红色，像燃烧的火焰，也像初升的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