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表彰邮件像个投入水潭的石子，涟漪一路荡到了“闲蜜文化”总部。
“林哥，邀请函到了！”陈默举着平板冲进办公室，气都没喘匀，“不是邮件，是纸质函！专人送来的！”
烫金的信封躺在会议桌上。
里面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论坛的正式邀请函，附件里还有一份“特约顾问”聘书草案——邀请林闲以个人身份，成为该论坛未来三年的创新项目顾问。
“待遇呢？”杨宓放下咖啡杯，问得直接。
“象征性的一美元年薪。”林闲翻到最后一页，乐了，“但包差旅，住联合国指定酒店，还有论坛纪念钢笔一支。”
“钢笔？”赵铁柱从设备图纸里抬头，“能拆吗？我想看看联合国级别的笔芯是什么构造。”
“不能拆！”苏小小和张墨异口同声。
会议室里笑成一片。
王大娘剪着新一批的剪纸保护套，慢悠悠地说：“一美元挺好。钱多了，事儿就变味了。小林啊，去了那边，说话实在点，别学那些专家绕弯子。”
“大娘放心。”林闲把聘书草案推给法务，“我就是去讲个故事——关于沙漠、树，还有一群较真的人。”
法务总监快速浏览条款，抬头：“林总，条款很干净，但有一条需要注意：作为特约顾问，您未来三年参与的任何环保相关项目，联合国环境署有权作为‘合作观察方’列名。”
“意思是咱们以后搞绿化，得带他们玩儿？”杨宓挑眉。墈书君 首发
“是‘可以’带他们玩儿，不是‘必须’。”法务纠正，“算是一种背书。对项目融资、国际宣传有帮助。”
林闲和杨宓对视一眼。
“接。”杨宓拍板，“咱们的‘绿洲计划’第二阶段正缺国际资源。这钢笔，值了。”
---
出发前夜，阿拉善的星空格外清澈。
巴特尔大叔的摩托车灯划破黑暗，停在基地门口。他没下车，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塑封袋，隔着窗户递给林闲。
“爷爷的照片。”他说，“后面的字，我找识字的人看过了。”
塑封袋里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边缘已经磨损，但画面清晰：一个穿着蒙古袍的老人，站在一片稀疏的草甸上，身后是几顶毡房。老人的笑容很淡，眼睛望着远方。
照片背面，有两行字。
一行是蒙文，娟秀流畅。
一行是汉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学写字：
“等树长高，草原回来，告诉娃娃，这是咱的国。”
林闲盯着那行汉字，看了很久。
“爷爷年轻时候，在旗里小学当过临时工。”巴特尔大叔的声音在夜色里很低，“汉文是跟老师学的，就会写这几句。他说，草原是国家的，也是咱们的。草没了，就像家里丢了东西，得找回来。”
摩托车引擎重新响起。
巴特尔大叔调转车头，留下一句：“林，去那边好好讲。讲爷爷的故事，讲树的故事，讲咱们怎么把丢了的东西，一点一点找回来。”
尾灯消失在沙丘尽头。
杨宓走过来，轻轻握住林闲的手。
“照片带去吧。”她说，“比任何数据都有力量。”
---
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
林闲站在休息室的落地窗前，手里捏着那张塑封的照片。窗外是东河，更远处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他穿着杨宓特意选的深灰色西装——不像传统正装那么严肃，又够正式。
“紧张吗？”科斯塔端着咖啡走过来，微笑。
“有点。”林实话实说，“毕竟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专家面前，不说数据，说故事。”
“数据他们听腻了。”艾琳娜看向他手里的照片，“故事才是稀缺品。尤其是带着泥土和风沙味道的故事。”
论坛主会场庄严肃穆。
圆形会议厅坐满了人：各国代表、环境官员、顶尖学者、ngo负责人。同声传译耳机里传来各种语言的低语。
林闲的发言排在下午第三节。
前两位演讲者，一位用密密麻麻的图表展示全球碳排放模型，另一位用高昂的语调呼吁“全球紧急行动”。台下礼貌性鼓掌，但许多人的眼神已经飘向手机屏幕。
轮到林闲。
他走上讲台，没打开ppt，只是把那张老照片的扫描件投在了大屏幕上。
会场安静了一瞬。
“各位下午好。”林闲开口，英语带着点中国北方的口音，但清晰，“今天我不讲技术，也不讲宏观战略。我想讲三样东西：一张照片，一行字，和九十三棵树。”
他放大照片背面的特写。
蒙文与汉字并列。
“这是一位中国蒙古族老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写下的。他叫巴特尔，是我在阿拉善治沙项目的当地伙伴的爷爷。老人只学过一点汉文，但他写：‘等树长高，草原回来，告诉娃娃，这是咱的国。’”
同声传译在耳机里流淌。
台下，有人摘下了眼镜，有人微微前倾身体。
！“九个月前，我和我的团队去了阿拉善。带去了无人机、传感器、自制的滴灌设备，还有一位会剪剪纸的大娘。我们在那里种了一百棵树，用的是‘土办法’加‘笨科技’。三个月后，活了九十三棵。”
林闲切换画面。
无人机航拍的对比图：一片黄沙中，星星点点的绿。
然后是近景：梭梭苗上套着的剪纸保护套、赵铁柱那台粗糙但管用的浇水器、巴特尔大叔用沙柳枝加固树苗的手。
会场鸦雀无声。
“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想说：生态修复，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人心问题。是让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相信‘失去的可以找回’，并且愿意弯下腰，亲手去找。”
林闲看向台下，目光扫过那些肤色各异的面孔。
“联合国给我的聘书上写，我是‘特约顾问’。但我觉得，我更像一个‘转述者’——把沙漠里那位老人写在照片背后的话，把那群在风沙里种树的人的故事，转述给世界听。”
他举起手中的纸质聘书，轻轻放在讲台上。
“一美元年薪，我收了。这支纪念钢笔，”他从西装内袋拿出那支笔，笑了笑，“我会用来继续写故事。写更多关于树、关于草、关于‘把丢了的东西找回来’的故事。”
“因为我相信，无论纽约、内罗毕、还是阿拉善，人心深处，我们都想留给娃娃一个更好的世界。”
“而那个世界，”他指向大屏幕，画面定格在老人站在草甸上的笑容，“或许就藏在某个爷爷的老照片里，藏在某行歪歪扭扭的字里，藏在某棵刚刚扎下根的树上。”
“谢谢。”
掌声起初是零星的，然后像潮水般漫开，最后变成全场起立。
艾琳娜在台下第一排，轻轻鼓掌，对身边的同事低声说：“看到了吗？这就是中国式的叙事——把家国情怀，种进每一粒沙里，然后让它长成整个草原。”
论坛结束后，林闲被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围住。一位非洲官员紧紧握着他的手：“我们需要这样的故事！我们也有这样的老人，这样的沙漠！”当晚，杨宓打来电话：“国际订单来了，三家环保基金会想投资‘绿洲计划’第二阶段。还有国内高层也看了你的演讲录像。”林闲站在酒店窗前，纽约的灯火在脚下流淌。他忽然觉得，那张老照片背面的字，不仅仅写给娃娃，也写给了此刻站在世界舞台中央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