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一点半，宜昌日军临时指挥部。
一份详细的伤亡报告放在了佐藤大佐的桌上：
“第三仓库爆炸及毒气泄漏事件初步统计：
日军士兵死亡：87人（仓库守备队28人，周边巡逻队59人）
日军士兵中毒受伤：213人（其中47人重伤，生命垂危）
中国劳工死亡：34人（均为仓库内苦力）
周边村庄平民死亡：417人
周边村庄平民中毒受伤：约1200人（具体数字仍在统计）
污染面积：约35平方公里（以仓库为中心，东南方向延伸）
预计生态恢复时间：10-15年（如不进行专业净化）”
佐藤大佐的手在颤抖。
他参加过南京战役，见过尸山血海，但那是战场上的厮杀。
而这种毒气泄漏造成的死亡，是另一种恐怖——没有枪炮声，没有呐喊，只有无声的窒息、溃烂的皮肤、扭曲的尸体。
更可怕的是，这份报告只是开始。
毒气已经渗入土壤和水源，未来几年内，那片土地将寸草不生，喝水的人会慢性中毒，新生儿可能畸形……
“大佐，”副官小心翼翼地问，“司令部的命令……”
佐藤回过神，看向桌上的另一份电报：“今日下午三点，六架轰炸机携带剩余毒气弹，执行‘玉碎计划’。佐藤大佐务必确保任务完成，否则切腹谢罪。”
切腹。
佐藤闭上眼睛。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一个老派的武士，总说军人的荣耀在于忠诚和牺牲。
但父亲没教过他，当忠诚的对象是邪恶时，该怎么办。
“大佐？”副官又唤了一声。
佐藤睁开眼，眼中已无波澜：“传令：第一、第二航空队，下午两点前完成所有弹体的最终检查密封。三点整，准时起飞。”
“是！”
副官转身离去。佐藤独自坐在办公室里，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是他和妻子、女儿的合影，摄于三年前他调往中国前。女儿那时才五岁，笑得像朵向日葵。
他轻轻抚摸照片，低声说：“对不起。”
不知道是对谁说的。
下午一点，重庆全城寂静。
街上已经看不到行人，所有商铺关门，所有工厂停工。只有巡逻队还在坚守岗位，检查着最后的安全隐患。
南山指挥所里，贾玉振、苏婉清、冯四爷、张万财、胡风等人聚在一起，盯着桌上的闹钟。
“还有两小时。”冯四爷说，“该做的都做了，现在只能等。”
“电台那边怎么样？”贾玉振问胡风。
“国际广播一直在播送防毒指南，中英双语，循环播放。”胡风说，“美国记者玛丽刚才发来电报，说国际红十字会已经正式向日本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停止生化武器使用。但……恐怕没什么用。”
“有用没用都要做。”贾玉振说，“至少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在抵抗，我们没有放弃。”
张万财忽然问：“玉振，你想过最坏的结果吗？”
“想过。”贾玉振平静地说，“如果毒气真的无法阻挡，会有很多人死。但我们救下的人，会继续活下去，继续抵抗，直到胜利那一天。”
他顿了顿，又说：“况且，我们未必会输。”
下午一点半，重庆防空司令部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六个光点。
“敌机！方位东南，距离三百公里，高度三千，速度二百八——是轰炸机！”
防空警报瞬间拉响，凄厉的鸣笛声响彻全城。
但这警报不是恐慌的信号，而是行动的号角。
“各就各位！”老赵在朝天门码头大吼，“点火！扇风！”
早已准备好的火堆被泼上桐油，烈焰腾空而起。
鼓风机全功率运转，蒲扇挥舞如雨。浓烟滚滚上升，在江边形成一道巨大的烟墙。
南山避难营里，志愿者开始组织民众戴上简易面罩，湿毛巾发到每个人手中。
孩子们被母亲紧紧搂在怀里，老人们互相搀扶。
贾玉振站在南山之巅，举起望远镜，望向东南天空。
他看见了。
六个黑点，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像死神的秃鹫，正在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