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黄河，已褪去春季的清澈，开始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呈现出特有的浑黄色。清晨六点半，杨洛的车队沿着黄河大堤公路向北行驶。今天的目的地是黄河郑州段生态廊道——这项历时数年建设、全长近百公里的生态工程，是他调研的第二站。
车窗外，大堤内侧的生态廊道已初具规模：新栽的树木整齐排列，彩色自行车道蜿蜒向前，几个观景平台上已有晨练的市民。远处，黄河水面在朝阳下泛着金光，对岸的邙山轮廓隐约可见。
“黄河郑州段全长约160公里，流经巩义、荥阳、惠济、金水、中牟五个县（市）区。”坐在车里的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孙为民介绍道。这位环保系统的老专家，说话带着特有的严谨，“目前建成的生态廊道主要集中在城区段，约76公里，按照‘三滩分治’的理念建设。”
“三滩分治？”杨洛看向窗外，注意到河道内确实呈现出不同的地貌。
“是的。”孙为民展开一张图纸，“这是黄河滩区的典型结构。靠近主河道的‘嫩滩’，是行洪通道，我们以保护为主，尽量保持自然状态；中间的‘二滩’，建设生态湿地和鸟类栖息地；靠近大堤的‘高滩’，结合市民休闲需求，建设步道、观景平台等设施。”
听起来理念很科学。但杨洛想起省委书记张定国提醒过的“重景观、轻生态”问题，决定先不发表意见，多看多听。
车队在惠济区黄河花园口段停下。这里是着名的黄河观景点，也是生态廊道的示范段。杨洛下车，走上新建的木质观景平台。平台设计精美，栏杆上雕刻着黄河文化图案，地面铺着防滑木地板。远处，几个工人正在给新栽的银杏树浇水。
“书记，这里是花园口示范段，投资八千多万元，去年刚建成。”惠济区委书记刘建设快步迎上来，“我们按照‘四季有景’的设计，种植了银杏、白蜡、海棠等三十多种乔灌木，铺设了五公里彩色沥青自行车道，还配套了停车场、厕所、休息驿站……”
刘建设如数家珍地介绍着，语气中透着自豪。确实，从景观角度看，这里建设得很漂亮：整齐的树木、干净的道路、完善的设施，不少市民正在晨跑、骑车、拍照。
但杨洛的目光越过这些人工景观，投向更远处的黄河滩区。他注意到，靠近河道的区域，原本自然的滩涂湿地被硬化成了石头护坡；几处本应是水鸟栖息地的浅滩，被改造成了人工荷花池；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整齐划一、但明显不符合黄河滩区生态规律的“园林式”绿化。
“去滩区里面看看。”杨洛打断刘建设的介绍，走下观景平台，径直朝大堤下的滩区走去。
“书记，滩区路不好走，要不要……”刘建设想劝阻。
“老百姓能走，我们就能走。”杨洛头也不回。
一行人走下大堤，踏上滩区的土路。五月的滩区，杂草丛生，土地松软。杨洛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仔细观察着周围环境。走了约一公里，他在一处被围起来的区域停下。
这里大约有五十亩地，四周建起了铁丝网围栏，里面整齐地种植着杨树苗。但奇怪的是，大部分树苗已经枯黄，只有少数几棵还泛着绿色。
“这是什么项目？”杨洛问。
刘建设额头冒汗：“这……这是去年的滩区绿化项目，由区林业局牵头实施，种植的是速生杨，目的是防风固沙、美化滩区。”
“为什么大面积死亡？”
“可能是……可能是滩区土壤盐碱化严重，杨树不适应。”刘建设的声音越来越小。
杨洛蹲下身，抓了一把土。土壤板结严重，表面泛着白色盐碱。他扒开一棵枯树的根部，发现种植深度明显不够，根系根本没有扎进深层土壤。
“这不是土壤问题，是技术问题。”杨洛站起身，语气严肃，“滩区绿化要尊重自然规律。你们选的树种不合适，种植方法不对，后期管护也跟不上。投了钱，花了力，最后树死了，地荒了，这就是形式主义！”
现场鸦雀无声。几个区里的干部低着头，不敢接话。
孙为民局长叹了口气，轻声对杨洛说：“书记，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有些地方为了追求‘绿化率’‘景观效果’，在滩区盲目种树。结果要么树活不了，要么活了但破坏了滩区原有的生态平衡。黄河滩区是动态的生态系统，不是城市公园，不能用园林思维来治理。”
杨洛点点头，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几百米，他看到一片被开垦出来的农田，种着玉米和花生。田边立着一块牌子：“滩区高效农业示范区”。
“滩区不是禁止农业种植吗？”杨洛记得在资料上看过，为了防洪安全，黄河滩区原则上不允许大规模农业开发。
“这是……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刘建设解释，“有些滩区土地以前就是农田，老百姓世世代代在这里耕种。我们搞生态廊道建设，逐步引导退出，但需要过程。”
“引导退出？”杨洛看着田里长势良好的庄稼，“我看这田打理得很好，不像要退出的样子。肥料袋、农药瓶还堆在地头，这些农业面源污染，最后都排进黄河了吧？”
一连串的问题，让现场气氛更加凝重。
上午九点，杨洛来到位于黄河岸边的郑州市黄河生态保护研究中心。这是一座新建的三层小楼，里面汇集了水利、生态、环境、地质等领域的专家。
座谈会上，杨洛让各位专家畅所欲言。
“我先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水利专家站起身，“我是黄委会退休的老技术员，在黄河边工作了一辈子。现在搞的这个生态廊道，方向是对的，但方法有问题。什么问题？太‘城市化’了！”
老专家情绪有些激动：“黄河滩区是什么？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滞洪沉沙的自然空间，是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可现在呢？到处铺路、种景观树、建硬质护坡。看起来漂亮了，但生态功能退化了！洪水来了怎么办？鸟类在哪栖息？湿地怎么净化水质？”
“我补充一点。”一位中年生态学教授接过话头，“从生态学角度看，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碎片化’。黄河滩区本应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但现在被道路、围栏、项目分割得支离破碎。生态廊道成了‘生态断道’，生物迁徙路径被阻断，种群基因交流困难。”
“还有水质问题。”市环境监测站站长打开笔记本电脑，“我们对黄河郑州段设置了12个监测断面。数据显示，虽然主要污染物浓度达标，但氨氮、总磷等指标在雨季会有明显升高，这与滩区农业面源污染直接相关。另外，一些河段因为硬质护坡，失去了自然净化能力。”
“从防洪角度看也不乐观。”年轻的水利工程师推了推眼镜，“过度硬化和景观化建设，改变了滩区的自然地形，影响了行洪能力。去年汛期，花园口段出现局部淤积，就和滩区改造有关。”
专家们你一言我一语，勾勒出黄河生态保护面临的复杂图景：生态与景观的平衡、保护与利用的矛盾、自然规律与人工干预的冲突……
杨洛认真记录着，不时追问细节。座谈进行了三个小时，他逐渐理清了思路。
下午两点，杨洛在黄河生态保护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现场会。与会者除了上午的专家，还有涉及黄河治理的水利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以及沿黄五个县（市）区的主要负责人。
“今天我们用一天时间，看了黄河，听了意见。”杨洛开门见山，“我先说结论：黄河生态廊道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存在明显偏差。这个偏差就是——重景观、轻生态，重建设、轻保护，重眼前、轻长远。”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到呼吸声。
“我在贵州工作过，那里是山区，生态脆弱，我们常说‘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黄河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的生态保护更应该慎之又慎。”杨洛环视全场，“可今天我们看到了什么？滩区种树不考虑适生性，湿地改造成荷花池，农业面源污染直排黄河……这些问题，有些是认识问题，有些是技术问题，但更多的是政绩观问题。”
“政绩观”三个字，让在座的干部们心头一震。
“为什么这么说？”杨洛自问自答，“因为景观工程看得见、摸得着，领导来调研能展示，媒体报道能出镜。而生态保护呢？是潜移默化的，是长期见效的，是‘看不见的政绩’。于是有些同志就选择了那条容易的路——把生态工程做成了景观工程。”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更加沉重：“但这种做法，违背了黄河保护的初衷，甚至可能造成生态破坏。今天我们种下一片不适宜的树林，明天可能要花十倍代价来修复；今天我们硬化一段河岸，明天可能要承担防洪风险；今天我们允许滩区耕种，明天可能要面对水质恶化。这些代价，最终都要由黄河来承担，由子孙后代来承担。”
孙为民局长带头鼓掌，几位专家也纷纷点头。
“问题已经找出来了，接下来怎么办？”杨洛话锋一转，“我提三条意见。”
工作人员立刻打开记录本。
“第一，立即成立‘黄河郑州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我任组长，国华市长、为民同志任副组长，相关局委和沿黄区县主要负责人为成员。专班下设规划组、工程组、执法组、监测组，集中办公，统筹推进黄河保护工作。”
“第二，对已建成的生态廊道项目进行全面评估。邀请第三方机构，从生态效益、防洪安全、可持续性等维度，逐段评估。不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该整改的整改，该拆除的拆除。特别是那些过度硬化、盲目绿化、破坏湿地的项目，要限期改正。”
“第三，启动编制《黄河郑州段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规划》。这个规划要立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明确‘三滩分治’的具体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划要科学、要管用、要能落地。”
三条意见，条条实在。与会干部一边记录，一边思考着自己辖区、自己部门该做什么。
“这个规划怎么编？”杨洛看向在座的专家，“我建议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请各位专家全程参与。规划要回答几个关键问题：黄河滩区的生态红线到底划在哪里？哪些人类活动必须退出？哪些生态修复措施最有效？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市民休闲需求？”
老水利专家激动地说：“杨书记，只要您真下决心保护黄河，我们这些老家伙一定全力以赴！我在黄河边工作四十年，最心疼的就是看着母亲河被一点点破坏。现在终于看到希望了！”
“不是看到希望，是要创造希望。”杨洛诚恳地说，“黄河保护是系统工程，需要科学精神，也需要历史耐心。我们不能急功近利，要尊重规律，久久为功。”
他转向沿黄区县的负责人：“特别是你们几位书记、区长，黄河在你们辖区流过，你们就是第一责任人。生态廊道建设要降温，要从‘景观思维’转向‘生态思维’。该退耕的退耕，该还湿的还湿，该拆除的拆除。可能有阻力，可能有压力，但这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惠济区委书记刘建设站起身：“书记，今天我们花园口段暴露的问题，我负主要责任。回去后我立即组织排查整改，不符合生态要求的项目一律叫停。请市委放心，我们一定端正政绩观，把黄河保护好。”
其他几位区县负责人也纷纷表态。
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散会后，杨洛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再次走上黄河大堤。夕阳西下，黄河水被染成金红色，缓缓向东流去。对岸的邙山在暮色中显得苍茫厚重。
孙为民局长陪在身边，轻声说：“书记，黄河保护是个世界性难题。国际上大河治理的经验教训很多，但最关键的一条是：必须把河流当作生命体来对待，而不是工程对象。”
“你说得对。”杨洛望着奔流的河水，“黄河有生命，有性格，有记忆。她孕育了中华文明，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仅是管理者，更是传承者。我们要做的，不是征服她、改造她，而是理解她、尊重她、保护她。”
暮色渐浓，黄河两岸的灯火陆续亮起。杨洛的手机响起，是市长马国华打来的。
“杨书记，听说您在黄河边开了一整天的会？情况怎么样？”
“收获很大。”杨洛说，“国华市长，黄河保护不能再走老路了。我建议下周召开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黄河生态保护工作。今天发现的问题，要列入督办清单；今天提出的措施，要尽快落地。”
“好的，我安排。”马国华顿了顿，“书记，还有个事。国家发改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下个月要来调研，点名要看郑州段。您看……”
“来得正好。”杨洛说，“我们不回避问题，不掩饰矛盾。就把真实情况展示出来——既展示成绩，也展示问题；既汇报工作，也请求指导。黄河保护是国之大者，需要上下同心、齐抓共管。”
挂掉电话，杨洛最后看了一眼黄河。夜幕下的母亲河，深沉而有力，一如既往地奔流向海。
他知道，黄河保护这条路很长，很难。但再难，也要走下去。因为这不只是一项工作，更是一份对历史的交代，对未来的承诺。
回到车上，杨洛打开笔记本，写下今天的思考：
“黄河治理，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人与河的关系，从征服利用转向和谐共生；二是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生态优先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三是当下与长远的关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车启动了，驶离黄河，驶向城市灯火。但黄河的涛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那条流淌了千万年的大河，正在等待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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