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点半，郑东新区龙子湖畔，晨雾尚未完全散去。中原科技城创新大厦的顶层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二十多位年轻面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创业者，年龄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出头不等，涉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
杨洛提前十五分钟到达会议室，没有惊动任何人，坐在了后排的角落。他想先听听这些创业者之间自然的交流。
“张总，你们那个脑机接口项目进展如何了？上次路演后拿到投资了吗？”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问。
被称为张总的中年人苦笑：“投了，但额度砍了一半。投资方说技术很前沿，但商业化路径不清晰，需要更多临床数据。可数据从哪来？医院合作门槛太高，一个伦理审批就要等半年。”
旁边做量子计算软件的女孩接话：“我们更惨。技术太超前，投资人听不懂，听得懂的不敢投。好不容易有个政府引导基金感兴趣，但要求三年内必须实现盈亏平衡。开玩笑，我们还在基础算法研发阶段，拿什么平衡？”
“关键是人才留不住。”另一个做工业机器人的创业者摇头，“我们团队两个核心算法工程师，一个被杭州挖走了，一个去了深圳。给的薪资我们根本给不起。郑州的生活成本虽然比一线城市低，但高端人才的薪酬期望已经向一线看齐了。”
“配套也跟不上。”生物医药公司的创始人补充，“我们研发需要用到冷冻电镜，全省只有两台，预约排队要两个月。去北京上海？样品运输条件苛刻，成本高不说，时间耽误不起。”
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氛围——既有对技术的热情和信心，又有对现实的无奈和焦虑。杨洛默默听着，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关键词：融资难、人才缺、配套弱、转化慢。
九点整，会议正式开始。郑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秦思源主持会议，他先介绍了杨洛：“各位企业家，今天我们很荣幸，杨洛书记在调研的第一站就选择了我们科创企业。杨书记刚到郑州工作，想直接听听来自创新一线的声音。大家放开讲，有什么说什么。”
掌声过后，却是短暂的沉默。年轻的创业者们看着这位新任市委书记，有些拘谨。
杨洛笑了笑，站起身走到前面：“刚才我坐在后面听了十分钟，已经收获很大。张总的脑机接口项目面临临床数据难题，李总的量子计算软件遭遇‘超前困境’，王总的团队被挖走核心人才，赵总为了一台冷冻电镜要等两个月——这些都是真问题。”
他准确地说出每个人的情况和姓氏，让在场的企业家们既惊讶又感动——这位市委书记是真听了，而且听进去了。
“今天我不是来听成绩汇报的，是来听问题、找症结的。”杨洛拉过一把椅子，和创业者们围坐在一起，“咱们就从张总的脑机接口说起。你刚才说医院合作门槛高，具体卡在哪？”
张总名叫张启明，四十岁，留美博士回国创业。他打开笔记本电脑：“杨书记您看，这是我们的技术原理。通过非侵入式电极采集脑电信号，解码后控制外部设备，主要面向渐冻症等运动功能障碍患者。但要做临床验证，需要医院神经内科的合作。我们联系了省内三家三甲医院，都表示感兴趣，但一涉及伦理审查、数据安全、责任划分，流程就走不动了。”
“医院有医院的顾虑。”杨洛理解地点点头，“新技术在临床应用上确实需要谨慎。但谨慎不等于不作为。思源书记，郑东新区有国际医疗中心规划，能不能在其中设立一个‘医工交叉创新平台’，专门为这类项目提供临床试验便利？”
秦思源立刻记录：“可以探索。我们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有战略合作，可以请他们牵头，组建跨学科伦理审查快速通道。”
“好，这件事你跟踪。”杨洛转向张启明，“张总，平台建起来后，你们愿意入驻吗？”
“当然愿意！”张启明眼睛一亮，“只要有合规的临床试验通道，我们就有信心在两年内完成产品注册检验。”
接下来是量子计算软件的创始人李晓雨，一位三十岁的女博士。她的项目更加基础——开发适用于国产量子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
“我们的困境是‘叫好不叫座’。”李晓雨说得很直白，“学术圈评价很高，但产业界用不上。因为现在全国能用的量子计算机原型机总共没几台，而且每家的架构都不一样。我们就像在给还没造出来的汽车设计方向盘。”
杨洛沉思片刻：“我记得郑州大学有个量子实验室，和省外的量子计算公司有合作？”
“是的，但实验室主要做基础研究，和我们工程化开发的目标不太匹配。”李晓雨说。
“那如果，在郑东新区布局一个‘量子计算软硬件适配中心’呢？”杨洛提出一个大胆设想，“把国内主要的量子计算硬件厂商请过来，把你们这样的软件企业也请过来，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协同开发。政府提供场地、算力支持和一定的研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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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语。这个设想如果实现，郑州有可能在量子计算这个未来赛道上抢占一席之地。
李晓雨激动得声音有些发颤：“如果有这样的平台，我保证三年内拿出可商用的量子计算软件套件！”
人才问题是最棘手的。工业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王浩，去年刚失去两名核心工程师。
“我们给的年薪已经开到60万，在郑州不算低了。但杭州那边直接开100万，还解决子女入学、提供人才公寓。”王浩无奈，“我们这种初创企业，真的拼不过。”
杨洛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看向秦思源：“新区目前的人才政策是怎样的？”
“我们有‘中原科技城人才计划’，对高层次人才提供最高500万元的奖励，对青年人才提供购房补贴、生活津贴。”秦思源介绍，“但说实话，和一线城市、杭州苏州比，我们的政策吸引力还不够。特别是对中层技术骨干的支持不够。”
“那就补上这个短板。”杨洛拍板，“针对张总、李总、王总这样的科技创新企业，可以设计‘企业举荐制’——企业认定的核心骨干，不受学历、职称限制，直接享受相应人才待遇。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承担一部分。人才来了，企业才能发展；企业发展了，才能留住更多人才。”
这个思路让在场的企业家们看到了希望。它不是简单的砸钱，而是建立了政府、企业、人才三方共赢的机制。
座谈会从九点开到十二点半，超过三个半小时。杨洛没有离开座位，和每一位创业者深入交流。除了融资、人才、配套这些共性问题，他还听到了许多具体的建议：
“应该设立‘概念验证基金’，支持那些还拿不到风险投资的早期项目。”
“需要建立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提高设备利用率。”
“知识产权保护要跟上，我们被侵权起诉，法院审理周期太长。”
“希望政府牵头组织产业链对接，帮我们找应用场景。”
杨洛一一记录，能现场回应的当场回应，需要研究的承诺带回去认真考虑。
中午，杨洛没有去安排好的餐厅，而是和创业者们一起在创新大厦的食堂吃自助餐。排队打饭时，他还在和旁边做新能源电池的创业者讨论固态电解质的技术路线。
饭桌上，大家更放松了。年轻的创业者们发现，这位市委书记不仅懂政策，还对很多技术细节有所了解，交流起来没有隔阂。
“杨书记，您以前接触过科技创新工作吗？”有人好奇地问。
“在公安部时接触过安防科技，在贵州时推动过大数据与农业融合。”杨洛说，“但我不是技术专家，我的角色是搭建舞台，让你们这些专家唱戏。舞台搭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戏唱得精彩不精彩。”
下午，杨洛提出要去看几个具体的实验室和研发中心。第一站是张启明的脑机接口实验室。
实验室不大，约200平方米，但设备先进。年轻的研究员们正在调试设备，几个志愿者头上戴着布满电极的帽子，尝试用意念控制屏幕上的光标移动。
杨洛仔细观察实验过程，问了一个关键问题：“成本主要在哪些环节？”
“硬件成本其实不高，主要是电极和信号处理器。贵的是算法研发和临床试验。”张启明很坦诚，“如果有足够的临床数据，算法可以不断优化；如果临床试验通道畅通，时间成本就能降下来。这两点解决了，成本可以降到5万元以下，就能进入医保目录，惠及更多患者。”
“所以又回到了早上说的问题——需要医工交叉平台。”杨洛明白了其中的逻辑闭环。
第二站是李晓雨的量子计算实验室。这里更像个大型机房，几台服务器嗡嗡作响，屏幕上滚动着复杂的代码。
“我们在模拟不同的量子硬件架构。”李晓雨指着屏幕，“这是超导量子比特的模拟，这是离子阱的，这是光量子的。等真正的量子计算机成熟了，我们的软件就能快速适配。”
“现在有多少用户？”杨洛问。
“主要是高校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约200多个账号。”李晓雨说，“免费提供，用于培养生态。但长期免费不可持续，我们需要找到商业模式。”
“可以先从特定行业的优化问题入手。”杨洛建议，“比如物流路径优化、金融风险模拟、新材料分子模拟。找到一两个突破点，做出成功案例，投资就会跟进来。”
李晓雨若有所思：“您说得对。我们之前太执着于通用平台，也许应该先做垂直应用。”
第三站是一家做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企业。创始人刘志强是中年科学家，他的项目更接近产业化——研发碳化硅外延片，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和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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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样品通过了国内主要车厂的测试。”刘志强带着杨洛参观洁净车间，“现在卡在量产上。一条生产线投资要20亿元，我们融不到这么多钱。如果靠自己慢慢滚动发展，市场窗口可能就错过了。”
“有没有考虑和产业资本合作？”杨洛问。
“在谈，但对方要求控股。我们团队奋斗了十几年，舍不得。”刘志强苦笑。
杨洛理解这种心情。科学家创业，技术是命根子，控制权是底线。但大规模产业化，又离不开资本助推。这是个两难。
“郑东新区可以设立产业引导基金，作为共同发起人，联合社会资本组建专项基金。”杨洛思考后说，“政府基金不谋求控股，主要起增信和引导作用，确保企业主导权不丧失。这样既能解决融资问题，又能保护团队积极性。”
刘志强眼睛一亮：“如果有这样的安排，我们愿意把总部和全部产线放在郑州！”
一天的调研结束时，已是傍晚六点。夕阳给中原科技城的玻璃幕墙披上金色。杨洛站在创新大厦的露台上，俯瞰着整个郑东新区。
龙子湖碧波荡漾，环绕湖边的十几栋研发大楼灯火渐亮。远处，正在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工地塔吊林立。这里，正在成为郑州乃至河南科技创新的心脏。
秦思源站在旁边，感慨道：“杨书记，您今天和大家聊了九个小时。这些创业者回去后，肯定会更有干劲。”
“他们有干劲，我们才有希望。”杨洛说，“科技创新不是规划出来的，是涌现出来的。我们要做的，是提供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阳光雨露，然后等待种子自己破土、生长。”
他转过身：“思源同志，基于今天的调研，我想请你牵头做三件事。”
“您说。”
“第一，起草《郑东新区科技创新生态优化方案》。针对今天听到的融资、人才、配套、转化四大痛点，提出具体解决措施。特别是‘医工交叉平台’‘量子计算适配中心’‘概念验证基金’‘仪器共享平台’这几个设想，要尽快论证可行性。”
“第二，筛选一批像今天这样的硬科技企业，建立重点培育库。一企一策，精准支持。特别是那些卡在产业化门槛上的项目，要组织专班服务。”
“第三，筹备‘郑州科技创新大会’。时间放在两个月后，邀请国内外顶尖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参加。我们要发出明确信号：郑州不仅要建高楼大厦，更要建创新高地。”
秦思源一一记下：“书记，这三件事落地，郑州的科创生态会有质的变化。”
“但还不够。”杨洛望向远方，“科技创新是长跑，需要定力，需要耐心。我们可能三五年看不到gdp的明显增长，但要相信，今天播下的种子，未来会长成参天大树。”
夜幕降临，郑东新区的灯光一片片亮起。那些实验室里，还有年轻的研究员在加班；那些办公室里，还有创业者在修改商业计划书；那些会议室里，还有团队在激烈讨论技术路线。
这座城市创新的脉搏，正强劲地跳动着。
而杨洛知道，他的任务，就是让这脉搏更稳健、更有力，最终汇聚成郑州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