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与欧洲刑警组织的会谈，沈烈和唐彻立即转移。
他们只有一分钟时间前往隔壁的“竹厅”——
新加坡网络安全局局长李伟明已经在那里等候。
在走廊的这短短三十米路程中，两人快速交换了意见。
“施密特的态度比预期积极，”
唐彻低语，步伐迅速，
“欧盟市场的大门开了一条缝。”
沈烈点头，同时在大脑中快速切换思维模式——
从欧洲的监管文化转向亚洲的务实作风：
“新加坡会更关注实际落地。我们应该强调试点成果和区域合作价值。”
“同意。提出技术中心的事，但要放在对话中段，不要太早。”
唐彻在“竹厅”门前停下，整理了一下深紫红色西装的衣领，深吸一口气，然后推门而入。
“竹厅”的装修风格与“鸢尾花厅”截然不同。
房间更小，大约二十平方米，装饰以浅木色和绿色为主调，墙上挂着一幅新加坡滨海湾花园的水彩画。
长桌是简洁的现代设计，没有繁复装饰。
房间里已经弥漫着咖啡的香气——
不是意式浓缩，而是新加坡特色的南洋白咖啡。
新加坡网络安全局局长李伟明起身迎接。
他年约五十，身材精瘦，穿着剪裁合体的浅灰色西装，没有系领带，而是敞着衬衫的第一粒扣子，这是新加坡技术官员常见的半正式着装。
李伟明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曾在美国硅谷工作十年，后来回到新加坡政府任职，以务实高效着称。
“唐总，沈总，欢迎。”
李伟明的英语是标准的美式口音，语速较快，握手干脆有力，
“我们直接开始？时间有限。”
“当然，李局长。”
唐彻微笑回应，三人落座。
这次沈烈坐在了唐彻左侧，与李伟明直接相对——
这是一个平等的技术对话姿态。
与施密特的严肃风格不同，李伟明一开口就聚焦实际操作：
“沈总，我研究了你们的技术白皮书。概念很吸引人，但我们关注实际应用效果。你们提到的区块链权限管理，在跨司法管辖区执行时如何解决法律冲突？特别是东盟各国法律体系差异很大。”
这个问题与施密特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但侧重点完全不同。
欧洲人关注合规性，新加坡人关注可执行性。
沈烈调整了回答策略，减少了技术术语，增加了案例说明：
“李局长的问题很实际。我们设计了一个多层次框架，简单说就是‘共同标准+本地适配’。”
他调出另一组演示材料，这次不是技术架构图，而是地图和流程图：
“以东盟地区为例，我们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合作进行了六个月的试点。第一阶段，我们与两国法律专家共同制定了《跨境安保数据共享最低标准》，只有十条核心原则，确保各国都能接受。”
地图上亮起了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区域：
“第二阶段，两国在这个最低标准基础上，各自添加了符合本国法律的特定细则。比如印尼要求所有涉及公民数据的操作必须有本国监管人员在虚拟会议室监督；马来西亚要求数据留存期限不得超过其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上限。”
“最关键的是第三阶段，”
沈烈切换到试点数据页面，“我们开发了动态法律引擎。当印尼数据在马来西亚处理时，系统会自动同时加载两国的法律规则，执行更严格的那一套。六个月试点期间，系统处理了超过两万次跨境数据请求，零法律违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