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6月1日凌晨三点，赫尔辛基东郊三十公里的老农场在夜色中沉睡。这座农场属于格里彭伯格家族名下，名义上经营着二十公顷的燕麦和土豆，雇着三个长工和一个管家。但在地表之下，在原本用来储藏土豆和萝卜的地窖深处，隐藏着一个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的秘密空间。
帕维莱宁教授蹲在地窖改造的实验室里，手里的怀表在煤油灯的光晕中显示着时间。他五十二岁，灰白的头发凌乱，眼镜片后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但双手稳定得惊人。在他面前的工作台上，摆着一个约一米高的铁制圆筒形容器，筒壁厚达三厘米，表面焊接着密密麻麻的管道、阀门、压力表。容器侧面用德文刻着一行小字：annen, 1876, 30 at。
三十个大气压。这是德国曼内斯曼公司在1876年制造的实验用高压反应釜，原本用于研究合成氨，帕维莱宁三年前通过汉堡的中间商购入，拆解后分三批运进芬兰，在这个地窖里重新组装。设备在当时是先进的，但此刻，在教授眼里，它已经过时了。
“压力读数？”帕维莱宁头也不抬地问。
站在旁边的年轻助手米科抬起煤油灯，凑近压力表。表盘上的指针在微微颤抖，停在二十九点五个大气压的位置。“二十九点五，很稳定。”
“温度？”
“四百六十度，保持半小时了。”
帕维莱宁点点头，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数据。记录本的纸张已经泛黄，边缘卷曲，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公式、图表。这是第三十三次褐煤液化试验，用的是拉普兰矿区开采的褐煤，热值只有每公斤三千五百大卡，灰分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在所有煤种中属于品质最差的一类。但在帕维莱宁眼里，这些褐煤是芬兰的未来——如果他能找到方法，将它们转化为液体燃料。
实验室里弥漫着特殊的气味，是煤焦油、苯、甲苯、硫化物混合的刺鼻味道，即使通风系统开着，依然浓得让人头晕。米科用手帕捂着口鼻，眼睛被熏得发红，但不敢离开。他是赫尔辛基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二十二岁，被帕维莱宁选中参与这个秘密项目，已经在这里待了十个月，知道这个地窖里的每一个设备，每一张图纸，每一次成功的狂喜和失败的沮丧。
“准备取样。”帕维莱宁站起身，活动了下僵硬的膝盖。他走到反应釜侧面的取样阀前，那是一个铜制的阀门，连接着一段细铜管。他拧开阀门，一股深褐色的粘稠液体顺着铜管流出，滴进早已备好的玻璃烧杯。液体冒着热气，散发出更浓烈的焦油味。
取了约一百毫升样品，帕维莱宁关上阀门。他端着烧杯走到工作台另一端，那里摆着一套简易的分馏装置——玻璃烧瓶、冷凝管、接收瓶，都是实验室的常见设备。他将样品倒入烧瓶，点燃酒精灯加热。液体开始沸腾，蒸汽通过冷凝管凝结，滴入接收瓶。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帕维莱宁盯着酒精灯的火焰，眼睛一眨不眨。米科站在旁边，大气不敢出。实验室里安静得只有酒精灯火焰燃烧的嘶嘶声，和冷凝管里水滴落的滴答声。
半小时后，分馏完成。帕维莱宁用滴管从不同的接收瓶里取了样，滴在试纸上，用试剂测试，又凑到煤油灯下观察颜色变化。他的表情在灯光下变幻不定——时而皱眉，时而舒展，最后停在一个混合着兴奋和担忧的复杂表情上。
“米科，”他开口，声音因为长时间不说话而有些沙哑，“记录。第三十三次试验，压力三十大气压，温度四百六十度，催化剂硫酸亚铁百分之三，反应时间四小时。结果：轻质馏分（沸点四十到一百八十度）占比百分之十五，中质馏分（沸点一百八到三百度）占比百分之五十，重质馏分和残渣占比百分之三十五。轻质馏分初步检测，辛烷值约四十，可作为内燃机燃料。中质馏分适合照明和取暖。重质馏分可作锅炉燃料。”
米科快速记录，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写完，他抬起头，眼睛发亮：“教授，轻质馏分百分之十五，比上次提高了三个点！”
“是提高了，但还不够。”帕维莱宁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镜片，动作缓慢得像在拖延什么，“德国人用同样的褐煤，在五十大气压下，轻质馏分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差十个点。十个点，就是能不能实用化的区别。”
“可是教授，我们的设备极限就是三十大气压。再高，有风险”
“我知道。”帕维莱宁重新戴上眼镜，看着那个巨大的反应釜。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铁制容器像一个沉默的巨兽，安静，但蕴含着危险。三十大气压，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三十公斤的压力。这个反应釜经过多次使用，内壁已经有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疲劳裂纹。再提高压力，可能会爆炸。
而爆炸的后果，不只是设备损毁。这个地窖上方的农场会塌陷，秘密会暴露，俄国人会知道芬兰在进行敏感的燃料研究。然后，一切就完了。
，！
“教授，”米科犹豫着开口，“卡尔工程师从瑞典带回消息，说瑞典asea公司有五十大气压的设备，我们可以想办法”
“asea的设备要进口许可，而俄国人现在盯得紧。”帕维莱宁摇头，“而且就算能进口，我们怎么运进来？怎么解释用途？说农场需要五十大气压的设备来加工土豆吗？”
米科沉默了。他当然知道困难。过去半年，随着俄国在芬兰的控制收紧，实验室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原料采购要小心，设备维修要偷偷进行，连电力供应都要伪装——他们从农场自建的小型水力发电机接电，对外说是给农用机械供电。但耗电量还是引起了注意，上个月电力公司的人来检查，是农场管家用一瓶伏特加打发走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米科问。
帕维莱宁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实验室角落，那里有个用砖砌的小神龛，里面供着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的画像——不是出于信仰，是一种对科学先驱的敬意。画像前放着个小香炉，里面插着三支已经燃尽的香。帕维莱宁不是迷信的人，但每次试验前，他都会在这里站一会儿，不是祈祷，是整理思绪，是提醒自己为什么做这些。
“继续优化催化剂。”他最终说，转身走回工作台，“硫酸亚铁效率不够，我们试试氯化铁，试试硫酸铜。还有，改进原料预处理——褐煤先干馏，取焦油，再用焦油做液化原料，也许能提高产率。另外”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我们要准备后路。这套设备，这些数据，都不能落到俄国人手里。米科，从今天起，你把所有试验数据再抄一份，用密语写，分开藏在不同的地方。实验室里只留必要记录，而且要做些修饰。”
“修饰？”
“把关键数据改一改，让它们看起来合理，但按这个数据重复试验，会失败。”帕维莱宁说，语气平静得像在布置普通作业，“比如催化剂的量写少百分之十，反应温度写低二十度，压力写高五个大气压。如果有人强行按这个数据操作，轻则失败，重则出事。”
米科倒吸一口凉气。他明白教授的意思。这是准备在万不得已时，用假数据误导，甚至制造危险。但这是科学家的做法吗？篡改数据，故意误导？
帕维莱宁似乎看出他的犹豫，拍拍他的肩：“米科，你要明白，这不是普通的科学研究。这是战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手里的技术，能决定芬兰未来是依赖进口石油，还是用自己的褐煤造出燃料。俄国人不想看到这个，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它，用一切手段。”
“我明白了，教授。”米科重重点头，但脸色发白。
窗外传来鸡鸣声，凌晨四点了。天快亮了。帕维莱宁吹灭煤油灯，实验室陷入黑暗，只有通风口透进一丝微弱的晨曦。他借着这点光，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反应釜。铁制容器在昏暗中像一个巨大的问号，问这个国家的未来，问这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的命运。
“收拾一下，天亮了就离开。”帕维莱宁说，“记住，从今天起，你不再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学生米科，你是农场帮工米科。手要粗糙，说话要带土气，要让人相信你真的只会喂马和种土豆。”
“是，教授。”
两人开始收拾。试验样品倒进特制的处理桶，加入化学药剂中和，确保不留下可检测的痕迹。玻璃器皿清洗干净，收进暗格。记录本锁进铁箱，藏在砖墙的夹层里。一切恢复成普通储藏室的样子——堆着麻袋、农具、几桶腌菜。
做完这一切，帕维莱宁和米科悄悄离开地窖，回到地面。农场已经开始苏醒，长工在给马添草料，厨房飘出烤面包的香味。管家站在主屋门口，看见他们，点点头，什么都没说。这是个沉默寡言的老芬兰人，在格里彭伯格家干了三十年，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
帕维莱宁回到自己的房间——名义上是农场技术顾问的住处，简陋但干净。他脱下沾满化学试剂气味的工装，换上一身朴素的便服，坐在桌前，摊开一张信纸。
他要给查尔斯写信，汇报试验进展，请求更多资源，警告潜在的危险。但笔在纸上悬了很久，一个字没写。最后，他只写了一句话：
“第三十三次试验，轻质馏分百分之十五。压力瓶颈。需新设备。情况日紧。帕维莱宁，6月1日晨。”
他将信纸折好，塞进一个普通的信封，不写地址，只在信封角落用铅笔轻轻点了个不起眼的点——这是约定好的标记，表示有重要信息。信会通过农场送菜的马车带到赫尔辛基，混在每天送往市场的蔬菜里，由专门的联络人取走。
做完这些，帕维莱宁走到窗前。窗外，农场在晨光中苏醒，燕麦田在微风中泛起绿色的波浪，远处森林边缘，早起的鸟儿在鸣叫。一切看起来那么平静，那么普通。
但在这平静之下，暗流汹涌。在赫尔辛基，俄国监察处在港口日夜监视；在伊瓦洛钢厂，俄国专家组在步步紧逼；在拉普兰，俄国特工在煽动萨米部落。而这个农场，这个地窖，这个三十大气压的反应釜，是这条漫长战线上的一个隐秘据点，脆弱，但重要。
帕维莱宁想起二十年前，他在柏林大学留学时，导师说过的话：科学是光，能照亮黑暗。但光太亮，会刺伤有些人的眼睛，他们会想方设法熄灭它。
现在，他就在守护一簇光。微弱，摇曳，但在黑暗中，它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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