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日下午两点，伊瓦洛钢厂平炉车间。第九炉镍钢的化验结果出来了，性能“勉强合格”——屈服强度比标准低百分之五，延伸率刚好达标，低温韧性在及格线上。这是卡尔和利萨宁精心控制的结果，既不让俄国人觉得太差而怀疑他们根本没技术，也不让他们觉得太好而认为芬兰人藏了太多。
瓦西里耶夫教授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他站在车间里，对着化验单皱眉，用俄语快速地和助手说着什么，语气严厉。两个第三厅的“观察员”站在旁边，面无表情，但眼睛在车间里扫视，像在寻找什么破绽。
卡尔站在稍远的地方，手里拿着自己的记录本，看似在记录什么，实际在观察瓦西里耶夫的反应。安德森老师傅在他旁边，假装擦拭工具，但耳朵竖着。
“这个数据，”瓦西里耶夫终于转向卡尔，用芬兰语说，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不稳定。第八炉钢的性能比这好，第九炉就差。问题出在哪里？”
“原料批次不稳定，教授。”卡尔按照准备好的说辞回答，“这批镍铁含镍量波动大，我们检测过了，在百分之一点八到百分之二点四之间。而且焦炭湿度高，影响了炉温控制。这些在记录里都有注明。”
“原料不稳定，是管理问题！”瓦西里耶夫提高了声音，“帝国海军要的是稳定的、可靠的炮管钢，不是时好时坏的次品！你们必须解决原料问题，否则工艺再好也没用！”
“是，教授。我们已经联系了新的镍铁供应商，下一批原料会更好。”卡尔说，心里想，下一批“更好的原料”永远不会到，因为那批不合格镍铁是故意调来的。
瓦西里耶夫盯着卡尔看了几秒，然后说：“第十炉钢，我亲自监督，从原料检测开始。每一批原料，都要我的助手检测认可，才能用。每一道工序，都要我的人记录。我要看到，在完全控制条件下，你们能做出什么水平的钢。”
这是要全面接管了。卡尔心里一沉，但表情平静：“好的，教授。我这就安排。”
瓦西里耶夫带着人离开车间，去原料仓库了。车间里只剩下芬兰人。工人们都停下手中的活，看向卡尔，眼神里是担忧和愤怒。他们知道，俄国人越来越过分了，从旁观到操作，从操作到监督，下一步，就是直接接管了。
安德森师傅啐了一口，压低声音：“狗娘养的，得寸进尺！再这么下去，这钢厂就姓俄不姓芬了！”
“安德森师傅，小声点。”卡尔示意他看车间门口——一个俄国助手站在那里，假装在看设备，实际在听。
安德森骂骂咧咧地走开了。卡尔走到平炉前，炉子还热着，昨天炼的钢锭在模具里冷却，暗红色的表面正在变暗。他伸手触摸炉壁，温热传来，像这个国家工业微弱但真实的心跳。
“卡尔工程师。”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卡尔转身，是老锻工维塔宁。他六十五岁了，本该退休，但因为技术好，被厂里返聘，专门负责关键锻件的加工。他是钢厂里年纪最大、资历最老的工人，经历过芬兰工业最艰难的时期。此刻，老人腰背佝偻，脸上深刻的皱纹在车间昏暗的光线下像刀刻的，但眼睛依然清澈。
“维塔宁师傅，有什么事吗？”卡尔问。
维塔宁看了看车间门口的俄国助手，示意卡尔走到更远的角落。那里堆着些废料，机器噪音大，说话不容易被听见。
“卡尔工程师，我有个事，想跟你说说。”维塔宁的声音苍老，但很稳，“关于俄国人，关于咱们的钢。”
卡尔点头，等着。维塔宁从怀里掏出个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块金属片，大小形状不一，有的已经锈蚀，但能看出是钢片。他拿起一块，递给卡尔。
“你看看这个。”
卡尔接过。钢片很旧了，边缘不齐，像是从什么机器上拆下来的。表面有锈，但打磨一下，能看到金属的光泽。他用手掂了掂，重量、质感，都和普通钢不一样。
“这是”
“四十年前的钢。”维塔宁说，眼神变得遥远，“我二十五岁时，在赫尔辛基的一家小机械厂当学徒。那时芬兰还没有自己的钢厂，所有的钢都从瑞典、德国、俄国进口。进口的钢贵，而且经常断货。有一次，厂里接了个急活，要给一艘货船加工传动轴，需要特种钢，但进口的没到。老板急得团团转，说要是交不了货，厂子就得关门，我们全都得失业。”
他拿起另一块钢片：“那时厂里有个老铁匠，叫马蒂，六十多岁了，话不多，但手艺是祖传的。他找到老板，说他能试试，用土法子炼钢。老板不信，但没别的办法，就让他试。马蒂师傅在厂子后院搭了个小炉子，用废铁、木炭、一些奇怪的矿石，鼓捣了三天三夜，炼出了一炉钢。就是这种。”
卡尔仔细看手里的钢片。虽然粗糙，虽然杂质多，但确实是钢，而且性能似乎不差。
“后来呢？”卡尔问。
，！
“后来，那根传动轴做成了，船开走了，厂子保住了。”维塔宁说，“但马蒂师傅累倒了，一个月后就死了。死前，他把炼钢的方子写下来，交给老板，说‘芬兰人得有自己的钢，不能老靠别人’。老板把方子收起来，但再也没炼过——因为进口钢又到了，便宜，省事。那个方子，后来不知道丢哪去了。”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我那时年轻，不懂。觉得马蒂师傅傻，为了点钢，把命搭上了。但现在我老了，明白了。他不是为了钢，是为了不靠别人。芬兰人，不能什么都靠别人给。吃的，穿的，用的，还有尊严，都得自己挣。”
他看着卡尔：“你现在做的事，和马蒂师傅当年一样。在炼钢，在炼芬兰人自己的东西。俄国人想要，就给他们，但不能全给。得留一手，留个种子，等哪天他们不给了，我们还能自己长出来。”
卡尔感到喉咙发紧。他握紧手里的钢片，粗糙的边缘硌着掌心，带来真实的痛感。四十年前，在更艰难的条件下，在连像样的设备都没有的时候，就有人在做同样的事——在黑暗中摸索，在绝境中坚持，为了不靠别人，为了自己挣。
“维塔宁师傅，”卡尔的声音有些哑，“您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个？”
“因为我老了，看明白了。”维塔宁看着车间，看着那些忙碌的工人，看着巨大的平炉，眼神温柔得像看自己的孩子，“这钢厂，不只是炼钢的地方。是芬兰的骨头，是脊梁。骨头不能软，脊梁不能弯。俄国人想要技术，可以，但不能把骨头抽走，把脊梁打断。你们年轻人，得守住这个。我老了，帮不上大忙，但眼睛还能看，耳朵还能听。车间里的事，俄国人的动静，我帮你盯着。”
他从怀里又掏出个小本子，递给卡尔：“这是我这几个月记的。俄国人什么时候来，问了什么，看了哪里，和谁说了话，都记了。可能有用。”
卡尔接过本子。巴掌大的小本，纸张粗糙，用铅笔写的字，歪歪扭扭，但很仔细。翻看，每一页都记着日期、时间、事件。某月某日，瓦西里耶夫检查原料仓库，在镍铁堆放处停留十分钟。某月某日，俄国助手在化验室待了一下午，翻看旧记录。某月某日，两个观察员在车间量了几个零件的尺寸
这些信息，单独看没什么，但连起来，能看出俄国人的关注点，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疑心在哪里。这是珍贵的情报。
“维塔宁师傅，这太危险了。如果被他们发现”
“发现就发现，我一个老头子，能把我怎样？”维塔宁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最多抓走，关起来。我活了六十五年，够本了。你们年轻人不一样，你们得活着，得把钢厂守下去，得把马蒂师傅当年想做的事，做完。”
他拍拍卡尔的肩，手很粗糙，但有力：“记住，卡尔工程师，钢是炼出来的，但脊梁是长出来的。炼钢要用火，长脊梁，得用时间，用苦，用不服输的心。咱们芬兰人，别的不多，就是时间长，苦吃得多，心最硬。”
说完，他收起那些旧钢片，重新包好，揣进怀里，佝偻着腰，慢慢走开了。背影在车间昏暗的光线中，显得那么瘦小，又那么高大。
卡尔站在原地，手里握着那个小本子，感觉它重如千钧。这不是本子，是传承，是四十年前那个死在炉前的老铁匠，和今天这个站在炉前的老工人之间，无声的接力。是芬兰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依赖到自立的漫长旅程中，一代代人默默传递的火种。
他想起帕维莱宁教授，在郊外农场地窖里，守着那个三十大气压的反应釜，做着可能永远无法实用化的试验。想起查尔斯先生，在书房里，面对着帝国的压力，在铁栅中寻找缝隙。想起曼纳海姆，在议会里，用数据和法律，进行着注定失败的抗争。想起彼得主任，在监狱里，承受着审讯，守护着秘密。
还有他自己，站在这里，在俄国专家的注视下，在平炉的火焰前，守护着镍钢的工艺，守护着芬兰工业的尊严。
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事——守护火种。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簇火。这簇火，叫自立，叫尊严，叫不靠别人。
车间门口，那个俄国助手还在那里，像个幽灵。但卡尔不怕了。他握紧小本子，放进口袋，转身走向平炉。炉火在砖墙后燃烧，发出低沉的轰鸣，像这个国家工业的心跳，微弱，但坚定，在漫漫长夜里，等待黎明。
第十炉钢就要开始了。瓦西里耶夫要全程监督，要从原料开始控制。这会很难，很危险。但卡尔知道，他必须做，而且要做好。要在俄国人的眼皮底下，既交出他们想要的，又留住不能给的。要在铁钳的夹缝中，找到生存的空间。
这是战争，没有硝烟，但关乎生死。而他，是战士。在平炉前，在数据里，在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每一个操作里战斗。
炉火不熄。只要火还在烧，就还有光，还有热，还有希望。
远处传来钟声，下午三点了。瓦西里耶夫该回来了。卡尔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下工装，走向原料区。战斗，将继续。
而在车间的阴影里，维塔宁老师傅坐在一堆废料上，看着卡尔的背影，眼里是欣慰，是担忧，是老人对年轻人那种复杂的、说不清的感情。他从怀里掏出那块最旧的钢片，轻轻抚摸，像抚摸一个久远的梦。
“马蒂师傅，”他低声说，声音只有自己能听见，“你看见了吗？又有人在炼钢了。这次，炉子大了，设备好了，但事，还是一样的。咱们芬兰人，还在炼自己的钢，长自己的脊梁。你，可以安心了。”
钢片在昏暗的光线中闪着微弱的金属光泽，像四十年前那炉土钢的回光，像这个国家工业漫长来路上，永不熄灭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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