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上午十时，赫尔辛基议会大厅座无虚席。六十四位议员全部到场，连“因病告假”多日的几位实业派议员也出现了，脸色苍白，但眼神坚定。旁听席上挤满了人——商人、学者、记者、外国领事馆的观察员，还有几个穿着深色制服、面无表情的俄国官员，坐在特设的观察席上，手边放着厚厚的记录本。
空气闷热而凝重。八月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深色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但大厅里感觉不到温暖，只有一种冰冷的、对峙的紧张。议长敲响木槌，声音在拱顶下回荡，像丧钟的前奏。
“诸位尊敬的议员，根据议程，今日审议《芬兰大公国地方行政改革法案》。提案人博布里科夫总督，请代表发言。”
博布里科夫总督站起身，没有走向讲台，就站在总督席位上。他穿着全套总督制服，深绿色呢料在阳光下闪着冷硬的光，胸前的勋章沉重得像枷锁。他五十六岁，身材高大，留着精心修剪的络腮胡，眼神像西伯利亚的冻土，冰冷，坚硬，不容置疑。
“诸位，”他用俄语开口，旁边的翻译同步译成芬兰语，声音机械而平淡，“帝国为了芬兰的发展与稳定，决定对地方行政体系进行必要改革。现行体制过于分散，效率低下，无法适应时代需求。新法案的核心是：加强总督府统一领导，设立省、县两级专员，由总督任命，对总督负责。市镇自治机构保留，但重大决策需经专员批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在实业派席位停留了片刻，像鹰在审视猎物：“这是帝国的决定，也是为了芬兰的福祉。一个高效、统一、稳定的行政体系，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秩序，有利于芬兰与帝国的融合。”
话很漂亮，但意思很清楚：芬兰的地方自治到头了，以后是俄国专员说了算。市镇议会可以继续开会，但只能讨论种树修路，不能决定税收，不能任命官员，不能制定地方法规。一切权力，收归总督，收归圣彼得堡。
大厅里一片死寂。连亲俄派那边，也有人低下头，不敢看周围的目光。这不是改革，是吞并，是撕下最后一块遮羞布，露出统治的铁拳。
“现在，”博布里科夫坐下，副官递上一份文件，“我以沙皇陛下授予的权力，提议跳过一般辩论环节，直接进入表决。法案文本已分发给大家，内容明确，无需多议。请议长组织表决。”
全场哗然。跳过辩论，直接表决——这是赤裸裸的程序暴力，是连表面文章都不做了。曼纳海姆猛地站起身，年轻的声音因愤怒而发抖：“总督阁下！根据芬兰议会章程第三十一条，任何法案必须经过至少两轮辩论，才能付诸表决！您这是违宪！”
博布里科夫转头看他，眼神像看一只嗡嗡叫的苍蝇：“曼纳海姆议员，现在是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程序。帝国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陪你们玩文字游戏。议长，请执行。”
议长是个六十岁的老法律人，叫约翰松，一向以谨慎着称。此刻他脸色惨白，手里的木槌在颤抖。他看着博布里科夫冰冷的脸，又看看曼纳海姆愤怒的眼神，再看看全场议员复杂的表情，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议长先生。”曼纳海姆转向他，声音提高，让每个人都听见，“如果您今天违宪操作，您将永远被钉在芬兰历史的耻辱柱上。后人会记住，是您，亲手埋葬了芬兰的宪法传统。您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这话很重，很直接。约翰松的脸色更白了，汗珠从额头滚落。他看看博布里科夫，总督的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威胁。他又看看曼纳海姆，年轻议员眼里是决绝的火焰。两难，绝境。
就在这时，一个苍老但坚定的声音响起：“我提议，援引章程第五十八条，成立特别宪法审查委员会，对总督的提议进行审查。在委员会做出结论前，暂停一切表决。”
所有人转头。是科尔霍宁议员，七十三岁的实业派领袖，今天特意穿了最正式的黑礼服，胸前别着芬兰狮子徽章。他缓缓站起身，腰背佝偻，但声音像古老的钟，沉重，清晰，不可忽视。
“章程第五十八条，”科尔霍宁继续说，不紧不慢，像在课堂上讲解法律条文，“规定：当议会程序出现争议时，任何十位议员联署，即可要求成立特别宪法审查委员会。委员会由议长、副议长、三位资深议员组成，对争议进行审查，并在七日内向议会报告。报告通过前，争议事项暂停。”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已经有九个签名——都是实业派议员。他走到议长席前，将纸放在桌上：“加上我，十人。议长，请执行章程。”
这是绝杀。章程第五十八条是芬兰议会自我保护的最后一道程序防线，很少使用，但此刻，是唯一能拖延时间、制造障碍的武器。博布里科夫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显然没料到，这些芬兰人还有这一手。
“荒唐！”他低喝，但保持克制，“一个程序条款，不能阻挡帝国的意志！议长，我命令你，立即组织表决！”
！“总督阁下，”科尔霍宁转向他，老迈的身躯微微颤抖，但眼神锐利如鹰，“这里是芬兰议会，遵循的是芬兰宪法和章程。如果您要强行表决，可以，但请记住，那不叫表决，叫强奸。您可以强奸法律，但强奸不了人心。今天您强行通过法案，明天芬兰人就会用脚投票，用沉默抵抗，用一切您无法控制的方式，告诉您：我们不认。”
这话太尖锐，太直接，像一把刀，刺破了所有的虚伪和掩饰。大厅里一片死寂，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旁听席上，记者们疯狂记录，商人们脸色惨白，俄国官员眼神阴冷。这一刻，芬兰议会不再是温顺的橡皮图章，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场，用法律，用程序，用勇气，对抗赤裸裸的权力。
博布里科夫盯着科尔霍宁看了很久，然后缓缓坐下。他明白了，强行表决可以，但后果会很麻烦。这些芬兰人会记录每一张赞成票，会公开每一个屈服的议员的名字，会让这次表决成为芬兰人永久的耻辱记忆，也会成为欧洲舆论攻击俄国的把柄。不值得。
“好，”他最终说，声音像从冰窖里捞出来，“那就成立特别委员会。但我希望委员会的工作有效率。帝国没有耐心等太久。”
“委员会将按章程行事。”科尔霍宁微微躬身，动作标准，但透着不屈的尊严。
议长约翰松如释重负，赶紧敲木槌：“根据十位议员联署，现成立特别宪法审查委员会。成员：议长约翰松，副议长利萨宁，资深议员科尔霍宁、伊格纳季耶夫、曼纳海姆。委员会即日开展工作，七日内向议会报告。在此期间，法案表决暂停。休会！”
木槌落下。议员们开始离席，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谈，只有沉重的脚步声，和压抑的呼吸声。曼纳海姆走到科尔霍宁身边，扶住老人——他能感觉到，老人的身体在微微发抖，刚才那番话，用尽了他最后的力气。
“谢谢您，科尔霍宁议员。”曼纳海姆低声说。
老人摇头，声音嘶哑：“孩子，这只是开始。他们不会罢休，一定会想办法绕过委员会。你要准备好，下一步更难。”
“我知道。但至少，我们争取了七天时间。”
“七天”科尔霍宁望着大厅拱顶，那里绘着圣乔治屠龙的图案，但此刻，龙看起来更强大，圣乔治的枪显得如此无力，“七天，能改变什么？能多运出几台设备？能多送走几个人？也许吧。但改变不了结局。”
“但能改变历史。”曼纳海姆扶着他往外走，声音很轻，但坚定，“后人会记得，在1878年8月6日，有一群芬兰议员，用法律程序，对抗了帝国的铁拳。哪怕失败了，哪怕被碾碎了，但他们站出来了，说‘不’了。这，就是种子。”
科尔霍宁看着他，浑浊的眼里有泪光闪动。他拍拍年轻议员的手背，没说话，但一切尽在不言中。
两人走出议会大厦。外面阳光刺眼，赫尔辛基的街道车水马龙，人们忙碌，生活继续。但曼纳海姆知道，从今天起，有些东西不一样了。议会不再是遮羞布，变成了战场。法律不再是装饰，变成了武器。而他们，是这场战争的士兵，用条文，用程序，用语言，守护着这个国家最后一点尊严。
他想起查尔斯的话：在阳光下斗争。
是的，在阳光下。让所有人看见，让历史记录，让欧洲知道，芬兰人还没有完全屈服，还在挣扎，还在用他们微弱但真实的方式，说“不”。
远处传来钟声，正午十二点。七天，开始了。
曼纳海姆深吸一口气，朝大学走去。他要去找帕维莱宁，要安排学生的转移，要准备下一步的斗争。时间不多了，每一分钟都要用，每一个人都要动，每一分力量都要聚。
风暴将至，但守护者，已准备好。
在阳光下，在阴影里，在议会大厅，在街头巷尾，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为芬兰，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一个可能看不到，但必须相信的未来。
因为炉火不熄。
因为芬兰不死。
因为守护者的使命，就是在黑暗降临前，点燃最后一盏灯，守住最后一点光，直到，直到
直到什么呢？曼纳海姆不知道。但他知道，必须守，必须战，必须相信，光，会来的。
即使今夜最深，即使风暴最狂，即使希望最渺茫。
但光，会来的。
他加快脚步，消失在赫尔辛基正午的阳光下。背影坚定，像一根新发的竹，在风雨中挺立，朝着未知但必须抵达的明天，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