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
萨洛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努力压抑的紧张。帕维莱宁转过身，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学生。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实验服，眼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但眼神依然清澈，依然充满了对知识最纯粹的渴望。就在三天前，帕维莱宁给了萨洛宁选择：去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继续他的研究，有更好的设备，更优渥的待遇，更安全的未来。或者留下，留在这个即将被俄国人全面接管的实验室，面对监控、限制，甚至危险。
萨洛宁选择了留下。
“你想清楚了？”帕维莱宁问，声音平静，但喉结微微滚动。
“想清楚了，教授。”萨洛宁挺直腰背，像士兵在接受命令，“我是芬兰人，我的研究是为了芬兰。如果芬兰没了，我在瑞典研究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
帕维莱宁沉默地看着他。窗外，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穿过橡树的枝叶，在实验室布满划痕的木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些光影在缓缓移动，像时间本身，无情地流逝，带走光明，带来黑暗。
“伊万和谢尔盖今天有什么异常吗？”帕维莱宁转移了话题，走向实验台。台上摆着几套简单的蒸馏装置，正在进行着最基础的溶剂提纯实验——这是做给那两个俄国“监督员”看的。真正的褐煤液化研究，核心设备已经拆解运走，数据加密转移，样品分散藏匿。留下的，只是一个空壳，一个精心维护的假象。
“伊万上午翻了第三号记录本，就是您准备的那本‘清洁版’。”萨洛宁跟过来，压低声音，“他好像对七月十五日那组数据有疑问，问为什么反应温度突然从四百五十度降到四百二十度。我按您教的，说那天气温骤降，实验室保温系统有点问题，为了安全调低了温度。他看起来将信将疑，但没再追问。”
“谢尔盖呢？”
“一直待在角落那个位置，”萨洛宁用眼神示意实验室东北角，那里有张空桌子，谢尔盖每天就坐在那里，像一尊沉默的雕像，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扫视整个实验室，“他今天特别关注莉萨和尤西。莉萨在做酸碱滴定，尤西在测矿石硬度，都是最基础的实验。但谢尔盖看了他们很久，还在本子上记了什么。”
帕维莱宁心里一沉。莉萨和尤西是他另外两个学生，也都选择了留下。莉萨是女生，二十二岁，心思细腻，手特别稳，是做微量分析的能手。尤西二十三岁，农村孩子，踏实肯干，对仪器维护特别在行。他们三个，加上已经去了瑞典的米科，构成了帕维莱宁实验室的核心。现在，米科带着部分核心数据走了，剩下的三人要在这虎狼环伺的环境中，守护实验室最后的尊严。
“教授，”萨洛宁犹豫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我昨晚去了一趟老城区。”
帕维莱宁猛地转头，眼神锐利：“你去那里干什么？我说过，非常时期，不要离开学校和实验室区域！”
“我知道，但但我听说‘老橡木’那边有些消息。”萨洛宁从实验服内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只有火柴盒大小，上面用极小的字写着一行字：“十四日表决，十五日状态。速做准备。”
帕维莱宁接过纸条，走到窗前，对着最后的天光仔细辨认。字迹很潦草，像是仓促间写的，但信息清晰得可怕：八月十四日，议会将对《地方行政改革法案》进行最终表决；八月十五日，将实施特别状态。这就是曼纳海姆通过地下网络传递的消息，距离今天，还有六天。
六天。一百四十四个小时。
“谁给你的？”帕维莱宁将纸条凑到酒精灯上点燃，看着它迅速蜷曲、变黑、化成灰烬，落在陶瓷碟里。
“一个老水手，在‘老橡木’喝酒时塞给我的。”萨洛宁看着那点灰烬，“他没说话，塞了就走。在波尔沃港跑船的阿尔托·西贝柳斯，格里彭伯格家的运输负责人。”
帕维莱宁闭上眼睛。阿尔托，那个沉默寡言但极其可靠的老芬兰人。他亲自来送信，说明情况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查尔斯在动用他所有的资源，所有的网络，为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做最后准备。
“教授，我们该怎么办？”萨洛宁问，声音里终于透出一丝年轻人应有的不安，“如果特别状态真的实施，军队进城，实验室肯定会被全面接管。伊万和谢尔盖只是前哨，后面会有更多的人，更严格的审查。我们我们藏起来的东西，恐怕瞒不了多久。”
帕维莱宁睁开眼，走到实验室西侧的药品柜前。这是个大号的橡木柜子，有二十个抽屉，每个抽屉外面贴着泛黄的标签，写着化学品的名称和分子式。他拉开最下面一排左数第三个抽屉，里面整齐地码放着几十个玻璃瓶，装着各种常见的化学试剂：硫酸、硝酸、氢氧化钠、氯化铵
但帕维莱宁的手伸向抽屉最深处，摸索着，按下一个隐蔽的卡扣。抽屉底板微微弹起，露出下面的夹层。夹层里，平放着三个厚实的油纸包，每个都有字典大小。
“萨洛宁，把门锁上，窗帘拉好。”帕维莱宁说，声音很轻，但不容置疑。
萨洛宁快速照做。实验室陷入半昏暗状态，只有通风橱的灯和窗缝透进的最后天光提供照明。帕维莱宁取出那三个油纸包，放在实验台上，小心翼翼地解开系绳。
第一个油纸包里，是十几页泛黄的图纸，用铅笔绘制，线条精细，标注密密麻麻。ez晓说网 哽薪嶵全萨洛宁凑近看，呼吸瞬间屏住——那是褐煤液化高压反应釜的改进设计图，包括他参与设计的搅拌系统优化方案、温度梯度控制流程、安全泄压装置的计算参数。这些都是过去三年实验室最核心的研究成果，每一笔线条都凝聚着无数个不眠之夜，每一次失败后的调整，每一次微小突破的狂喜。
“这是”萨洛宁的声音在颤抖。
“真东西。”帕维莱宁平静地说，“给伊万和谢尔盖看的那些，是修改过的版本，关键参数有百分之五到十的误差。按那些数据做，要么失败，要么出事故。而这些，”他抚摸着图纸，像抚摸孩子的脸，“这些是我们真正的心血，是芬兰将来如果还有机会继续这项研究时，必须有的基础。”
第二个油纸包里，是三个笔记本，封面是普通的黑色硬皮，但里面用只有帕维莱宁和几个核心学生能看懂的密语记录着全部实验数据：从1875年第一次褐煤液化尝试，到今年六月的最新一次改进，前后八十七次正式实验，两百多次小型测试，每一次的原料配比、反应条件、产物分析、问题总结，全部在其中。有些页面上还沾着洗不掉的化学试剂渍，记录着某个激动人心的发现，或某个令人沮丧的失败。
第三个油纸包最小，但最重。里面是六个特制的玻璃安瓿瓶，用蜡封口，外面裹着厚厚的棉花。每个瓶子里装着不到十毫升的深褐色粘稠液体——那是褐煤液化的最终产物，从轻质馏分到重质残渣，按沸点范围分开保存。最好的样品，轻质馏分占比达到百分之十八，辛烷值估计在四十五左右，虽然还远达不到实用标准，但已经是重大突破，是芬兰在这条艰难道路上，用最简陋的设备，最有限的资源，走出的最远一步。
“这些，是火种。”帕维莱宁看着萨洛宁，老教授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中闪着奇异的光，像深井中的两点星光，微弱，但坚定，“真正的火种。图纸是头脑，数据是记忆，样品是实体。有了这些，即使实验室被拆了，设备被没收了，人被抓了，但知识还在，经验还在，希望还在。只要有一个带着这些东西的人活着逃出去，将来总有一天，在某个地方，褐煤液化的研究还能继续，芬兰的工业火种，就不会灭。”
萨洛宁感到喉咙发紧，眼眶发热。他看着那些图纸，那些数据，那些样品，突然明白了“火种”这个词的重量。这不是比喻，是真实的、可以用手触摸、用眼看见、用生命守护的东西。是芬兰这个弱小国家，在强邻环伺的夹缝中，试图用自己的资源、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力量，为国民寻找一条能源自主之路的艰难尝试。这条路可能走不通，可能被暴力中断，但只要火种还在，就还有可能。
“教授，这些东西怎么处理？”萨洛宁问，声音嘶哑。
帕维莱宁重新将油纸包仔细包好，系紧。他拿起第一个包，递给萨洛宁：“这个你保管。图纸和关键数据，你最熟悉，能看懂，能解释。如果如果情况恶化到必须离开，你要带着这个走，去瑞典，去找米科，继续研究。”
他又拿起第二个包：“这个我给莉萨。她的实验记录最完整，细节记得最清楚。但她是个女孩子，太危险，所以这个包里的数据，是备用的，是万不得已时的第二选择。”
最后，他拿起第三个包，那个装着样品的包，抱在怀里，像抱着婴儿：“这个我自己保管。样品最敏感，最难解释，一旦被发现，就是铁证。而且保存条件苛刻，需要专业知识。我是教授，是负责人，这个风险，我来承担。”
萨洛宁抱着那个油纸包，感觉它重如千钧。这不是一包纸，是责任，是信任，是教授用半生心血凝成的、托付给年轻一代的未来。
“教授，”他忽然说，声音带着哭腔，“您您为什么不走？您可以带着这些，去瑞典，去德国，那里有更好的条件，更安全的环境。您已经为芬兰做了这么多，够了，真的够了”
帕维莱宁笑了，那是疲惫的、但异常温柔的笑。他走到窗前，拉开一点窗帘，望着窗外已经完全暗下来的天空。赫尔辛基的灯火次第亮起，在渐浓的夜色中像无数细碎的星辰，微弱，但努力地照亮黑暗。
“萨洛宁，我五十二岁了，在芬兰活了五十二年，在赫尔辛基大学教了二十八年书。”他的声音平静，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父亲是乡村教师，他最大的愿望是让芬兰的每个孩子都能识字，能算数，能看懂世界。我选择了科学，因为我相信，科学能让芬兰强大，能让芬兰人过上好日子。我研究褐煤液化，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芬兰缺油，但有很多褐煤。如果我们能把褐煤变成油，芬兰就能少依赖进口，就能在能源上有一点自主，就能在寒冷的冬天，让更多人的家里有温暖，让更多的机器能运转。”
他转过身，看着萨洛宁：“但我失败了。八年了，转化率才到百分之三十五，轻质馏分不到百分之二十，离实用化还差得远。而俄国人已经等不及了，他们要的不是技术，是一切。现在，我走不了，也不想走。因为我是芬兰的教授，是这所大学的教师，是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如果连我都跑了，学生们怎么办？那些选择留下的学生，那些信任我的学生，他们看到教授跑了，会怎么想？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吗？会觉得芬兰真的没希望了吗？”
他走到实验台前，抚摸着那些冰冷的玻璃器皿，那些他用了二十多年的设备：“不，我不能走。我要留在这里，守着这个实验室，直到最后一刻。我要让伊万和谢尔盖看见，让所有俄国人看见，芬兰的学者，有尊严，有骨气，有不屈的意志。我要让我的学生们看见，他们的教授，没有逃跑，没有屈服，在暴风雨来临时，站在最前面，守护着知识的殿堂，守护着科学的尊严，守护着芬兰的未来。”
萨洛宁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他抱着那个油纸包，深深地、深深地鞠躬，像学生对老师最崇高的敬意，也像战士对统帅最忠诚的宣誓。
“教授，我明白了。”他直起身，擦掉眼泪，眼神变得异常坚定，“我会留下，和您一起，和莉萨、尤西一起，守护实验室，守护火种。直到直到最后一刻。”
帕维莱宁拍拍他的肩，动作很轻，但充满了力量：“好。但现在，你要把这些东西藏好。不是藏在实验室，是藏在最想不到的地方。你的宿舍？不，太容易被搜。你在城里有亲戚吗？”
萨洛宁想了想：“我叔叔在赫尔辛基开面包店，有个老地窖，放面粉的。除了他和婶婶，没人知道。”
“好，就藏在那里。今天晚上，等伊万和谢尔盖走了，你就悄悄带出去。记住，不能引起任何人注意，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莉萨和尤西。每个人只知道自己的部分，这样即使一个人出事，其他人还能保全。”
“我明白。”
“还有，”帕维莱宁从实验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几支特制的玻璃试管，装着无色液体，“这是浓缩的硫酸和硝酸混合液，腐蚀性极强。如果如果真到了最坏的时候，如果这些火种有被发现的危险，你知道该怎么做。宁可毁掉，不能落到俄国人手里。毁掉火种，是罪人；但让火种为暴政所用，是更大的罪人。”
萨洛宁接过铁盒，手在颤抖，但握得很紧：“我明白，教授。宁可毁掉，不给敌人。”
窗外，夜幕完全降临。赫尔辛基的灯火在夜色中连成一片，像这个国家微弱但依然存在的心跳。实验室里，一老一少，两个芬兰科学家，在昏暗的光线中，完成了火种的传递，完成了责任的交接，完成了在风暴来临前，最后的、最悲壮的准备。
炉火不熄，因为有人守护。
知识不死，因为有人传承。
希望不灭，因为有人在最深的黑暗里，依然相信光，守护光，传递光。
帕维莱宁走到门口，打开锁，拉开窗帘。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实验室地板上投下一片清冷的光。远处，大学图书馆的钟声传来，晚上九点了。
“去吧，萨洛宁。小心些，保重些。”
“您也保重，教授。”
萨洛宁抱着油纸包，深深地看了教授一眼，然后转身，快步离开实验室。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渐渐远去，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