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晚十时，赫尔辛基旧城区“老橡木”酒馆二楼的小房间里，烟雾缭绕。煤油灯的光在劣质烟草的烟雾中晕成昏黄的一团，勉强照亮围坐在桌边的四张脸。，独眼里闪着锐利的光；马蒂·哈洛宁——前炮兵士官，粗壮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像在测量炮弹的落点；拉西·科伊维斯托——前骑兵，沉默地擦拭着一把俄式军刀，刀身在灯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曼纳海姆坐在他们对面的木箱上，年轻的脸在烟雾中显得模糊而不真实。
“三天。”曼纳海姆开口，声音嘶哑，像砂纸摩擦，“博布里科夫给了伊格纳季耶夫最后期限，八月十四日必须通过法案。如果通不过，八月十五日就实施特别状态，军队进城，议会解散，全面军管。”
埃里克啐了一口：“狗娘养的，连最后的脸都不要了。特别状态，那是戒严，是战争法。他们要对芬兰动武了。”
“不是动武，是吞并。”拉西放下军刀，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我在波兰见过。军队进城，占领政府大楼，电台，电报局，火车站。宣布戒严，宵禁，禁止集会。抓人，审讯，失踪。然后，一切就变了。法律没了，权利没了，自由没了，只剩命令和服从。波兰的自治，就是这样没的。”
马蒂一拳捶在桌上，震得煤油灯跳了跳：“那咱们就干他娘的！老子在斯韦阿堡打过俄国佬，知道怎么打巷战！赫尔辛基街道复杂，咱们熟悉地形，拖也能拖死他们！”
“打不过的。”埃里克摇头，独眼里是老兵特有的清醒，“第五步兵师，满编一万两千人，有炮，有骑兵，有完整的后勤。咱们有什么？不到一百个老兵，猎枪，左轮，几把瑞典步枪。正面打，一小时就完蛋。巷战能拖几天，但结局一样——城市被打烂，平民死伤，然后我们全死光。”
“那怎么办？”马蒂眼睛红了，“就看着他们进城？就看着芬兰完蛋？”
曼纳海姆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摊在桌上。是赫尔辛基的简图，上面用红蓝铅笔画满了标记。“不硬拼，但要让他们知道，进城有代价。埃里克，你负责老城区，这里的街道最窄，最适合巷战。但不打正面，打骚扰——在屋顶布置狙击手，专打军官和传令兵；在巷口设置绊索和陷阱，迟滞他们推进；在关键建筑里准备燃烧瓶，必要时候点火，制造混乱。”
他转向马蒂：“你负责港口区。那里的仓库多，巷道复杂，而且靠海，必要时可以从水路撤退。你的任务是破坏——在俄军到达前，破坏港口起重设备，炸毁主要仓库的承重结构，让港口瘫痪。但不是真炸，是做样子，让他们以为我们要毁掉港口，逼他们分兵保护。”
最后看向拉西：“你负责情报和撤退。你的俄语好，扮成俄国平民，混在人群里，观察俄军动向，及时传递消息。同时，准备好撤退路线——从赫尔辛基到波尔沃，从波尔沃到瑞典的通道。如果情况不对，我们要能撤走，保存力量。”
三人仔细听着，快速在脑子里消化计划。埃里克第一个点头：“骚扰战，我懂。不打硬仗，打冷枪，打埋伏，打完就跑，让他们睡不安稳，走不痛快。但子弹不多，每人最多三十发，要省着用。”
“用猎枪的霰弹，射程近，但覆盖面大，适合巷战。”马蒂说，“燃烧瓶好做，煤油和碎布就行。炸仓库得用炸药，但咱们没有。比奇中蚊枉 已发布嶵芯章劫”
“帕维莱宁教授能提供。”曼纳海姆低声说，“实验室有些过期的化学药品，混合后能产生爆炸效果。威力不大，但能制造巨响和烟雾，足够吓人。我明天去拿。”
拉西擦拭着军刀，忽然问：“那议会呢？议员们怎么办？如果军队进城，第一个控制的就是议会大厦。”
曼纳海姆沉默了几秒。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但没有完美的答案。“我会在八月十四日，最后一次议会会议上，发表声明。声明芬兰议会反对特别状态，反对武力接管，要求国际社会关注。然后然后议员的命运，看个人选择了。愿意公开抵抗的，可以留下，但很可能被捕。不愿意的，可以提前离开，去瑞典，去乡下，躲起来。”
他看着三人：“你们也一样。这不是命令，是选择。愿意留下的，我感谢。想离开的，我理解。每人二十马克路费，今晚就可以走。”
埃里克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走？走去哪？我六十二了，在赫尔辛基活了一辈子，俄国佬来了三次，我都没走。这次也不走。独眼正好瞄准，少了只眼，打得还准些。”
马蒂拍胸脯：“老子当年在斯韦阿堡没死，命是捡来的。多活了三十年，够本了。这次陪俄国佬玩玩，死了拉倒，不死赚了。”
拉西放下擦亮的军刀，刀尖朝下插在桌面，入木三分：“我在波兰见过太多不该死的人死了。这次，我想让该活的人活下来。我留下，掩护撤退，传递情报。但有个条件——”他看着曼纳海姆，“如果事不可为，你必须走。你是议员，是芬兰的未来，你不能死在这里。”
曼纳海姆想说什么，但埃里克按住他的肩：“孩子，拉西说得对。我们是老兵，活够了，死了不可惜。你还年轻，有知识，有见识，芬兰将来需要你这样的人领导。所以，答应我们，如果真到那一步，你要走。去瑞典，去德国，去任何能继续为芬兰斗争的地方。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世界，告诉后人，芬兰人没有不战而降。”
煤油灯的光在四人脸上跳动，照亮了那些皱纹，那些伤疤，那些年轻而决绝的眼睛。房间里烟雾更浓了，但空气中有一种沉重而悲壮的东西在凝聚，像铁在炉火中烧红，即将锻打成剑，或锻打成墓碑。
“好。”曼纳海姆最终说，声音有些哽咽，“我答应。如果事不可为，我走。但在这之前，我会在议会里战斗到最后。我会让全世界知道，在1878年八月，在赫尔辛基，有一群芬兰人，用法律，用语言，用生命，反抗过暴政，守护过尊严。”
他从怀里掏出三个小布袋，每个里面装着二十马克，推给三人：“路费。无论走还是留，都需要钱。收下，别推辞。”
埃里克拿起钱袋，掂了掂，塞进怀里：“好，收了。但我用不上，留给更需要的人。马蒂，拉西，你们呢？”
马蒂咧嘴：“我也用不上。死了，钱没用；不死，有酒喝就行。”
拉西把钱袋小心收好：“我留着，撤退时用得上。”
计划敲定。埃里克负责老城区，联络退伍军人和码头工人，准备巷战。马蒂负责港口区，联络仓库工人，准备破坏。拉西负责情报，联络能说俄语的芬兰人，建立观察网。曼纳海姆负责整体协调，并准备议会最后的抗争。
“还有一件事。”曼纳海姆从贴身口袋掏出一张小小的、已经泛黄的照片，放在桌上。照片上是三个年轻人，穿着芬兰大学生制服，站在赫尔辛基大学门口，笑容灿烂，背景是1863年的夏天。“这是我父亲，他左边的这个是彼得主任，右边的这个是我叔叔。他们三个是大学同学，发誓要为芬兰的法治奋斗一生。我父亲十年前病逝了，彼得主任上个月‘病逝’了，我叔叔在波兰失踪了，可能也死了。”
他抚摸着照片，声音很低：“现在轮到我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比他们好，但我会做。用我的方式，在议会里，在街头，在每一个能战斗的地方，为芬兰，为法治，为尊严。如果我失败了，请你们记住，有人曾经试过，曾经站过，曾经说过‘不’。”
三个老兵看着照片，看着那个年轻议员眼中闪动的泪光，沉默了很久。埃里克最终伸手，粗糙的手掌盖在照片上，也盖在曼纳海姆的手上。
“孩子，你不会失败。”老兵的独眼里有泪光，但声音坚定，“只要你做了，站了，说了，就没有失败。因为种子种下了，光点亮了，火传下去了。后人会记得，在黑暗的年代，有人点过灯，哪怕灯很快被吹灭，但那一瞬间的光，能照亮很多人的路，能温暖很多人的心。这就是胜利，比打赢一场仗更大的胜利。”
马蒂和拉西也伸手，四只手叠在一起，覆盖着那张老照片，像覆盖着一个承诺，一个誓言，一个在黑暗来临前，用生命点燃的、微弱但真实的光。
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将四个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巨大，晃动，像四个准备赴死的战士，在暴风雨前的最后宁静里，完成他们最后的集结，最后的宣誓，最后的告别。
窗外的赫尔辛基在夜色中沉睡。城市不知道，在这个破旧酒馆的小房间里，一群被时代遗忘的老兵，一个年轻的议员，正在为它，准备一场注定失败但必须进行的战斗。
为了尊严。为了法治。为了芬兰。
为了那簇在寒风中摇曳、但绝不熄灭的炉火。
夜更深了。风暴，更近了。